理性与非理性——以人性能力为视域

人既以成己与成物为价值目标,也以之为基本的存在方式。成己与成物所指向的是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认识自我与改变自我,其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则是人性能力。作为成己与成物所以可能的前提,人性能力的具体形态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加以理解。以真善美为指向,人性能力涉及认识、道德、审美等领域。与可以认识什么(what can I know)相联系的是认识能力,后者体现于知什么(know that)、知如何(know how)等;与应当做什么(what ought I to do)相关联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力,后者具体展开于道德选择、评价等过程;相应于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的,则是审美能力,后者体现于美的创造和判断。就成己与成物的过程而言,人性能力同时也展现为不同作用方式及与此相关的多样形态。     

生活实践的二重维度——理性与非理性

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大脑的意识活动获得关于事物的概念,并用已形成的概念进行判断、推理,进而形成关于世界和自我意识的认知图式及思维框架。本文通过对理性和非理性的对话,来分析、界定理性和非理性本能冲动的活动极限,以及对人类生活实践的影响;通过对理性之后神秘的本能冲动探究,寻求获取意识有效正常活动的方法;拓展对非理性的认识,使理性能走出非理性负面本能冲动的魔障,正常地实践活动,为追求幸福生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技术的理性与非理性——关于技术合理性的思考

理性和非理性是科学技术活动现实生存的两个维度,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效应贯穿于科学技术活动的全过程。科学技术活动在本质上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科技活动是合乎理性的,理性是科技活动的逻辑法则与生成论前提;科技活动也不能完全摆脱非理性,非理性是对科技理性的逻辑超越。因此,应在历史的视野中辩证地把握理性与非理性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张力。     

技术的理性与非理性——关于技术合理性的思考

技术活动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但也不能完全摆脱非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非理性因素对技术发展起类似催化剂的作用。技术的合理性不仅仅是指技术合乎理性,同时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技术的理性和非理性是技术现实生存的两个维度,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效应贯穿于技术活动的全过程。只有在历史的视野中把握理性与非理性的张力,才能正确理解技术合理性问题。     

从"理性美学"到"感性美学"——建国60年文艺变迁的一个视角

在文化上,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一直存在,而且堪称美学史或文化史的一对重要矛盾范畴,其流变消长折射了文化的发展历程.建国60年发生了文化、美学的历史性转型,这一转型从某种角度可以归纳为从"理性美学"到"感性美学"的变迁.本文侧重从呈现于艺术中的种种表征来分析这种转型,主要从"身体的张扬"、"视觉的奇观和物的凸显"这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20世纪的管理思想:从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走向动态融合

本文在对西方管理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作出简要的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两种管 理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根源,论证了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指出了两 种管理模式的动态融合是必然趋势。     

论政治认同中理性的局限及非理性的作用——以大学生政治认同为例

政治认同中存在"公地悲剧"的理性困境,政治认同中理性的局限还表现为个体理性的有限性及政治认同不具有理性规律性。在大学生政治认同领域,理性的困境与局限以及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皆相当明显。将对情绪、情感,传统习惯,本能、欲求、需求等非理性因素的认识、把握运用于政治认同的养成,是提高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有效途径。     

和谐社会与人性和谐——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统一的人性维度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和谐社会与人性和谐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和谐社会要求人性和谐,人性和谐要求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然而,当前,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方面,都存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失衡的现象。对此,应增强人的自我意识,以理性为主导,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弱化其消极作用,既要消除理性极端化的"理性人"现象,又要消除走向非人的极端非理性现象,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性和谐,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从理性到非理性--试评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的悲剧理论

在西方的悲剧理论发展史上,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的悲剧理论是一重要转折点,他们共同开创了悲剧理论由理论性向非理性、客体性向主体性的转变.他们的理论之间,存在者师承与变异关系,给后人以诸多启示.     

法治理想与“法律神话”的悖论——兼论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法治思想都认为,法律是理性的,能保证正义的实现。然而20世纪以后产生的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和后现代法学却认为,法律的理性只是一种神话,法律是非理性的。正确认识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对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传教士与进化思想之修正——以《人学》翻译为中心

辛亥革命前（1910年）,传教士林乐知将李约各的The Making of a Man翻译为《人学》,以批判斯宾塞将自然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人学》以基督教思想修正严复等译介的社会进化论,体现了同为美国传教士的原作者和译者对中、西不同社会现实的不同回应：林乐知改变原作的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的立场,规劝中国弃独求存,即以基督教的群取代排外的“独”,而严复译介《天演论》的目的是接受“弱肉强食”理论,激励华人变弱为强。通过对李约各The Making of a Man和林乐知《人学》的对比分析,可见辛亥革命前,在西方进化思想译介东土、渐得人心之际,在华传教士以《人学》翻译修正进化思想,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给予自己的回应。     

从形上思辨到现实关怀——中国新时期美学的历史转型与时代特征

中国现代性美学真正走上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研究和发展道路,是从建国之后。具体来说,建国之后的美学研究可细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美学真正走上理论抽象的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则是逐渐走向具体的再现或综合性具体化的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境遇,使不同于既往的大量新的艺术、审美与人生问题涌现出来,而先前形成的美学观念和研究范式又不能对之作出切实有效的解释,致使旧有的理论在新的现实面前日渐显示出其空疏不实的缺陷和无能为力的尴尬,因而转向现实本身,从形上思辨转向现实关怀,从对现实的时代思考中检验和发展旧有的理论,并在超越和改造旧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学说,便成为近三十年中国美学研究的一种必然选择。概括起来看,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转向对文艺问题特别是大众流行艺术的理论观照,二是开始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的理论研讨,三是转向对审美与人生关系问题的人文思考与批评。从形上思辨到现实关怀的转向大大拓展了美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恢复了美学学科的人文特性,也使新时期美学研究体现出了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开放性特征,从而为新时期美学研究带来种种新的气象和景观;与此同时,审美现实的发展和美学研究本身也已经将一些新滋生的问题和矛盾推到美学研究者面前,需要认真加以回应和思考,并历史地给予解释和解决。     

《资本论》 人学思想及其 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之启示

社会分工条件下人的存在的二重性是劳动二重性学说的人学依据.以劳动二重性学说为理论基础,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揭示出资本以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创造剩余劳动,并在此过程中,完成如下历史使命:一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完成对劳动者的先进性和革命性的塑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资本历史使命的完成.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资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其历史使命创造了条件.在当前条件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要在利用资本发展社会生产的同时对资本进行驾驭和导控,使其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     

从局部性理论替代到整体性范式转换——对新世纪美学研究困境与转型问题的思考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最大困境在于从西方近现代美学的移植和改造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美学研究范式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变化了的新的审美现实,既有的美学理论逐渐失去了往日具有的解释力度和干预效能。新世纪的美学转型不能再度重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学转型的旧有套路,必须由局部性的转型进入到整体性的转型,由替代性的理论置换转向范式性的理论革命。而这种整体性的范式革命首先要在三个方面实现理论认识和思维惯性上的重大突破,这就是实现美学研究对象、美学基本问题和美学学科性质的重新认识和科学定位。     

论宋代美学的雅俗分野与近代化转型——以宋代琴学为个案

宋代美学的近代化转型始发于上层审美意识形态的下贯,并最终实现了由雅向俗的历史转向。由北宋诸皇帝主导的古琴改制,突出地表现为皇权审美意识形态,尽管未必成功,却顽强地支持着琴学的高雅文化向度,以为贵族美学之号召。与此同时,因应于宋代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琴人队伍以弥散的方式实现了世俗化重组,包括琴僧、道士、江湖隐侠、权贵门客甚至青楼琴伎在内的众多民间琴人,通过对精英阶层琴学资源的获取与祛魅,改变了宋琴官方的传承谱系以及小众的传播路径,世俗化与平民化的个体主义风格兴起。基于琴的乐音调式向诗词语言发动了强大而复杂的渗透,琴词结合推进了宋词的雅化。经此过程,琴转型为流行乐器。对琴的认知与出于不同身份立场的审美价值判断,与基于程式化理性的技法化、专业化的艺术习训模式,形成了雅俗兼得的琴学生态链,以此得以窥见宋代美学雅俗的分野。     

超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以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为例

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实质上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体两面。尽管这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或许并不像人们所讨论的那般深重和浓烈,但它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它的存在妨碍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创造。在我们无法规避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今天,超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和倾向,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打破各执一端的“中国化”或“西化”的单线进化论的思维框架,建立一种诠释学的方式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在中国古典美学与现代(西方)美学之间的“视界融合”中创造性地转化,并在这种累积转化中积极地回应现时代的现实问题和现代性的挑战,或许是中国美学完成现代转型无法规避的一个建设性向度。     

以人学建构一个思想中的时代——纪念为中国哲学改革事业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高清海先生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从人的主体性入手,进行了开历史先河的教科书哲学改革。在改革中,他逐渐形成实践的思维方式的哲学观念变革,这一观念变革的内在矛盾性,使他走向人学,因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现代人学建构、人学思考的深入,高清海先生发展出人学理论的一个新形态———类哲学,类哲学体现了后主客式思维的现代意境,使得他回归中国哲学传统,从而在未竟的事业中,走完一生的哲学历程。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限理性与集体理性——以农村校车服务为例

当前,大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是学界和政界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追根究源在于有关行为主体基于有限理性做出不恰当的行为选择。在农村校车服务供给过程中,农民的有限理性导致"理性无知",亦即有意识地不去表达、不实表达、消极表达或者无法表达对农村校车服务的真实需求;政府的有限理性导致"理性冷漠",亦即有目的地表明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提高农村校车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破解"理性无知"和"理性冷漠",社会必须做出集体理性的选择,架构起有关行为主体之间联系的桥梁,使得农民获得更多农村公共服务选择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使得政府具有更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回应性和责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