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山神祭祀仪式的文化分析——以青海热贡多日宁社区为例

本文以青海热贡多日宁社区为例,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分析藏族山神祭祀仪式的文化内涵,并解读原始藏文祭祀文献的内容,挖掘藏族山神祭祀仪式背后的文化象征体系和社会关联。     

“祖”文化之于“地方感”与“超越性”的表达范式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祖"文化意指祖先及其所确立的亲属制度与信仰系统,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祭祀仪式,倾向于强调天地、礼仪、象征和宇宙观。"祖"文化通过土地、姓氏、宗庙、祠堂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号及围绕符号展开的祭祀、庆典等仪式活动,形成了特定群体的在地化知识体系和地方感,同时也建立了宇宙、天地与人的互动关系,促成的是自然、社会和个人的相互混融,是超自然关系和超社会力量的集中表征,体现着人类的自我超越性。     

人类学视野下的《大唐开元礼》封禅仪式分析

封禅活动是中国封建帝王在五岳祭祀天地的国家典礼 ,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旅行仪式。由于历史的久远和史料的缺乏 ,对封禅活动的研讨显得困难重重。文章以《大唐开元礼》为素材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和象征理论 ,从封禅过程、空间象征、礼器象征和参与者角色转换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认为封禅活动对加强皇权、政体运作、延续文化、景区开发等都起到积极作用     

政治仪式的权力策略——基于象征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学分析

政治仪式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对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由各种权力关系所引发的合法性的构建或颠覆,都产生着巨大而隐蔽的影响.在各种政治仪式之权力策略的施行中,象征既是被激烈争夺的权威性资源,也是塑造和呈现政治文化及其价值理念的重要力量.更为关键的是,"仪式化"扩展了政治仪式的作用范畴、深化了政治仪式的影响程度,赋予各种实践活动以政治仪式的内涵和属性,通过对象征之多义性的控制,使整个政治生活空间成为一种象征权力网络.     

村落仪式:乡村社会的结构与反结构——一项来自村庄祭祀仪式解读基础上的分析尝试

在已有的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与仪式象征研究中,研究作为草根文化的民间信仰,"祭祀圈"、"信仰圈"等理论模式不仅是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分析框架,而且还是乡村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范式.但面对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混合性,尤其是乡村社会自身结构的变化,这些理论模式往往又显得力不从心,以至于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运用这些分析框架来展现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或多或少地违背了乡村社会的生活逻辑.     

仪式背后的政治诉求：以中镇霍山镇岳化为例

山岳崇拜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有人类便有对山川进行祭祀的仪式,最初属于原始礼俗,并逐渐转化为原始宗教信仰。出现国家政权后,山岳祭祀成为国家祭典中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国山岳镇岳化过程中,霍山原是西周霍国祭祀对象,霍亡后成为晋国祭祀对象,此后名列春秋战国时期九州九镇之一。九州九镇说表达了对大一统国家政权的祈盼。东汉经学兴盛,象征国家权力合法性之一的镇岳祭祀在经学理论上获得定型。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朝大一统“天下国家”的五镇终于基本认定,霍山镇岳化最终完成。山岳祭祀仪式蕴含着国家政权对统治正统性、合法性的深刻认识与需求。少数民族政权采用汉制镇岳祭祀仪式,体现出民族认同、民族融合。镇岳化使镇岳所代表的区域扩大,显示出中华先民逐渐展拓疆土的过程,也是凝聚疆域内各区域、各族民众合为一体的过程,其政治内涵远远超过仪式的本身。镇岳祭祀还与五郊迎气结合,既体现出浓厚的重农色彩,又宣示了国家的政治权力。     

皇权威仪与神政合流:古代济渎祠祀制度变迁考论

历史时期的济渎祭祀较早地被纳入国家祭祀的礼制系统,成为大一统皇权威仪象征体系的一部分。济渎祭祀制度在历史演进中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隋代之前在选择济渎祭祀地点上表现出近源性趋向和利用济渎源通北海的说法解释二者合祀问题,实际情况可能是北方恶劣复杂的自然人文环境与中原王朝神政合流的政治意图导致了济渎合祀现象的形成。济渎名号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朝权力的集中化,济渎祭祀的神祠化与民间化现象在基层社会一直存在,并发展成为国家奉祀制度和民间信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

有关成吉思汗祭祀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很多,但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却很少有人提及或涉及不深.从文化人类学视角,以中外考古调查、文献资料为依据,系统论述了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成吉思汗最早的祭祀地应在其生前的肯特山南麓、克鲁伦河河源以北第一斡耳朵所在,元朝时期,作为国家最高祭祀的象征,扩大到元大都、元上都,形成三地并存、定期祭祀的局面.     

清代新疆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研究

清代新疆地区官主山川祭祀活动最早始于乾隆时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按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临时性祭告和制度性岁祭。官主山川祭祀的出现既是满族统治者本民族信仰在新疆地区的自然表达,又与新疆地区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祭祀仪式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是清政府意在将新疆纳入王朝统治秩序中去的重要象征。     

祭祀消费:仪式传承与文化传播——以晚清广州为中心

本文从消费社会学和传播史的视角,将祭祀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消费现象,考察其在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强调物品在祭祀活动中所承载的特殊作用,以及祭祀消费仪式的文化内涵。     

民族地区祭祀仪式的功能及其现实困境探析

民族地区的祭祀仪式曾在民族地区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整合共同体、建构民族传统权威等重要功能。然而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其面临信仰的合法性基础流失,功能趋于衰减的现实困境,一些民族村寨亦因此步入凋敝。由于重建民族地区新的精神象征体系并不容易,传统的民族祭祀仪式还将长期存在,但民族地区民众的焦虑心理该如何缓解,民族村寨该如何重新发展等深层次问题却不容回避。     

贵阳市布依族民歌的社会文化功能探析

贵阳市布依族这一族群社会中,宗族(宗法)观念促使产生了许多习俗传统,这些习俗传统则由一定程序的仪式来建构,而建构传统习俗仪式程序的内容,便是各种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歌种.布依族节日节庆、喜宴场合中的走素访友的拦门仪式、酒宴仪式、送客仪式、男女青年对歌择偶的传统习俗与拦路(酒歌、敬酒歌、送客歌)、情歌、叙事歌、便形成建构关系；祭礼仪式、丧葬仪与祭祀歌、丧葬歌形成建构关系.传统习俗文化中的仪式程序(形式)和不同类型的歌唱(内容)便构建成贵阳市布依族民间歌唱文化.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的仪式符号传播——以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为例

蒙古族题材电视剧中,仪式活动既是承载蒙古民族文化信息的符号,更是蒙古民族文化传播的媒介,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提升和宣扬了蒙古族文化精神。仪式活动是蒙古民族文化的贮存器。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中运用大量的蒙古族仪式符号,表现了仪式对于一个族群的重要性。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仪式成为维系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塑造群体认同感的文化象征体系。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隐性祭祀仪式初探

本文以余华的代表作<许三观卖血记>为研究对象,分析隐含在许三观卖血故事背后的类似于祭祀仪式的现象.并且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入手,对这种潜性祭祀仪式进行文本分析,进而对我国早已有之的祭祀文学传统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和梳理.     

关林之祀与明清洛阳社会变迁——以关林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明清时期当地重要的祭祀仪轨和文化象征,洛阳关林的兴修和祭祀活动具有典型的意义.黎民百姓、藩王、客商、地方士绅、文武官吏于不同时期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信众主体与组织方式的变化折射出地方文化活动与公共权威的演变,特别是地方官绅对关林祀事的态度转变浓缩了明清洛阳社会变迁的诸多信息.     

浅谈后土与后土崇拜传统

后土曾经是自然神、文化英雄和祖先神。它由古代神话里的神进入正统道教神龛里,变为四御之一,被民间宗教收为老母神,又演变为民间信仰里的娘娘神。本文认为后土崇拜是一种膜拜仪式,是神话与仪式的交互作用,它至今仍然存活于华北民间社会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后土信仰具有类型化特点,它以庙宇为依托,以神社为实体,以祭祀和社火的仪式为通神的媒介,以适应民众的基本心理需求为旨归,以神话叙事来体现信仰传承的普化性。后土信仰渊源于古代神灵与祭祀的传统,是国家正祀演变为民间祭祀的产物,其时间当为金元以后,特别是明末随着道教走向民间而形成的。     

关中民间社火与宗教祭祀源探

社火产生于原始的宗教信仰,来源于对古老土地与火的崇拜,是随着原始的祭祀活动而逐渐形成的,它与祭祀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古老的祭祀活动的核心是其作为巫术的思维模式——巫术直观。巫术直观是原始人与世界万物之间的直接沟通,其中,世界万物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的象征及象征符号。社火作为祭祀,首要的是相信神灵的在场,并向其献祭,于是,社火、脸谱、服饰、道具、演员、红布条、铳炮锣鼓,一切与社火有关的事物自然具有了神灵的神力,并可以独立存在,成为神灵的象征符号。     

祖鼓：家人“哈戎”仪式的主导象征——以黔东南州黄平县枫香寨为例

象征人类学家在研究仪式的象征问题时,总会寻找处于核心、关键或主导地位的文化事项或文化元素,藉此来探讨和阐释仪式的象征意义。文章以枫香寨家人的＂哈戎＂仪式为研究个案,运用仪式主导象征理论,尝试探讨家＂祖鼓＂在＂哈戎＂仪式过程中的深层文化内涵与主导象征意义。     

从文学人类学角度探析《红楼梦》中的仪式

仪式理论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对于揭密文学之魅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通过总结《红楼梦》中的五种仪式即通过仪式、超自然能力仪式、丧葬仪式、替罪羊仪式、祭祀仪式,并分析其内在依据,将仪式理论与文学叙事结合起来,以探讨《红楼梦》中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中国古代“后土”形象的起源与嬗变

“后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土地神祗,在不同时期代表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先秦时期,后土指的是人名、官名、神名,其形象尚未成型,在多数情况下以社祭出现,从以冢土、石、树等立“社”以及其不同职能来看,后土形象是模糊的,没有构成完整性和系统性。汉末至唐,后土与社分开祭祀,出于政治需要以及宗教的推动,后土神祗有性别之分,其塑像始有定形。唐宋之际,后土成为阴神,祭祀的意义无疑被放大,成为丧葬仪式中所祭祀的对象;宋徽宗对后土封号祭祀以及道教对后土改良,使得后土成为与玉皇大帝相匹配的神祗。考察后土形象演变历程与祭祀仪式的生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祭祀后土的社会意义以及对民间社祭信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