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通婚圈未超出25公里

<正> 社会学研究者最近对全国6省、市1,441户农民家庭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农民的通婚圈未超出25公里。农民择偶的范围84.71%不出县、56.98%不出乡、30%不出村。     

同村择偶现象分析

近年来,部分地区通婚圈越走越小。在有些农村,同村择偶竟成为普遍现象。去年,某乡对已婚育龄妇女实行挂牌管理,在统计中发现同村择偶的约占25％,有的村竟占40％;某村同村择偶数量1986年为4对,到1991年上升到12对,占同期男女青年结婚总数的45％,调查发现,同村择偶     

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际圈子迅速扩大,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对社会以及流动人口自身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对其婚恋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领域,但目前学界和政府对此关心仍然不够。文章使用2013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发现：除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户口和受教育程度等基本特征外,迁移流动行为也与通婚圈扩展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迁移流动地域范围和相对结婚时间都与跨省通婚有关,地理通婚圈扩展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标志,但也不能忽视通婚圈扩展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和挑战。     

中国各民族间族际婚姻的现状分析

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联姻”,1 如阶级地位大致相当、宗教与文化背景相似,以保证婚姻的稳定和群体内部的统一性。民族内婚规则即是同类婚姻的一个重要体现,地域、语言、宗教等因素构筑了一个民族的内婚壁垒。如果两个民族集团之间发生一定规模和相当比例的族际婚,一般需要这样几个条件:文化同化程度较高,民族间没有语言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至少能彼此容忍;成员相互之间有很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彼此间没有整体性的偏见与歧视;所在群体与家庭对于族际通婚不持反对态度甚至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当两个民族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1 0 %以上,他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

族际通婚对于构建民族互嵌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一是族际通婚的普遍化,族际通婚的人口规模和比例均明显提升;二是族际通婚比例在各民族间的相对差异化;三是族际通婚圈进一步扩大,各族际通婚子圈相互交融;四是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程度相对较深;五是城镇化对族际通婚有积极影响;六是人口流动对族际通婚有促进作用;七是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呈现梯级化差异;八是族际通婚人口中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九是受教育程度与族际通婚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十是族际通婚比例在职业类型上表现出分层化。     

中越跨界通婚的类型与促成途径

鉴于在中越边境居民跨界通婚研究中田野方法所存在的局限性,笔者在进行个案调查的同时开展了一项较大范围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越跨界通婚在我国边境地区较为普遍,但不同地区的婚姻类型、促成途径均有显著差异。     

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圈地域结构分析

本文使用2011—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地域模式与圈层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区域之间的通婚地域模式具有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跨省通婚明显高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处于最低水平.地理通婚圈的空间圈层结构不但呈现出"空间等级分层"的物理结构,而且不同圈层本身的结构形态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地理通婚圈结构自内向外,出现了通婚圆→通婚弧→通婚点的梯度演化.此外,地理通婚圈分异还具有一定的方向偏好.     

中国城市青年地理通婚圈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保定、黄石和西安四城市的调查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青年的地理通婚圈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城市未婚青年意愿通婚圈和初婚青年现实通婚圈的扩大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城市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小,但地理通婚圈不会因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而扩大。据此提出"二孩生育"政策应该成为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乡城流动背景下低收入地区农村男子的择偶困境——对甘肃省东部蔡村的调查

论文采用访谈和观察的方法,对甘肃省东部蔡村青年男子的择偶困境进行了研究。论文指出,青年农民工的流动使得流出地农村青年男子的择偶难度加大：彩礼飞涨,家庭负担加重;凑合婚增多,婚姻的不稳定性提高等等。贫困地区青年男子的择偶难问题成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从婚恋方面对于农村的又一次剥夺。应该把解决农民工的婚姻问题纳入关乎社会和谐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中来。论文是对有关农民工婚姻问题研究的重要补充。     

婚姻家庭的发展变化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婚姻是人类自身生产的社会形式,是合法的生育行为的前提。人口生产或再生产的情况直接取决于婚姻家庭关系,因而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婚姻家庭关系并非自始就有,亦非永恒不变。远古社会只有两性随意结合,在民族范围内祖父母辈、父母辈、兄弟姐妹辈都可随意结合,以后逐步把禁忌范围扩大,禁止上下辈通婚到排除同胞兄弟、姐妹间通婚,进而排除亲姨表、姑表间通婚。从文化史角     

同质婚、交换婚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壁垒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壁垒是测量不同社会群体通婚难易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前中国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婚姻壁垒究竟有多高?以往研究虽有涉及,但未重点讨论并进行定量测量。文章利用2012~2013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数据,测量不同教育水平、社会阶层地位和收入水平群体间的婚姻壁垒状况。对数线性模型和序列逻辑斯谛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婚姻壁垒最高的是男大女小的传统婚配年龄组;阶层婚姻壁垒的强度随着阶层地位的提升而增加;收入水平越高的男女双方结婚的概率越高,相比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内部通婚概率更高。婚姻壁垒高高竖起,各类同质婚而非交换婚是当前社会婚姻匹配的主要模式,社会不平等通过婚姻壁垒得以塑造和延续。     

论城市两地户口婚姻的增长、特征及其社会政策寓意──以上海市为例

９０年代我国出现了城市两地户口婚姻的迅速增长即城乡通婚潮。两地户口婚姻以城市男性娶农村女性为主要结合形式，城市男性的年龄分布相当离散，文化程度上表现为城市较低阶层与流入人口的中高层的般配结合；两地户口婚姻在城市的常住地主要是城郊结合部，呈现“脊环”分布；外地一方的来源地分布表现出静态的距离摩擦和动态的距离吸引。通婚潮是８０年代民工潮的逻辑延伸，标志着城市对农村由经济性开放走向社会性开放；两地户口婚姻的构成特征体现了城乡通婚的边缘性和城市户口的实用价值；这类婚姻正在制造新的婚姻困难人群，并且对城市人口的总量控制构成了新挑战。     

近二十年来两岸通婚模式的演进及趋势探析

两岸通婚将加快两岸交流和融合,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两岸通婚不断增加,通婚模式逐步由单一的"盲目崇尚型"向多元的"互动选择型"转变,最终将过渡到理性的"爱情主导型"模式;而当前两岸通婚在政策、观念和配偶及子女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约着两岸通婚模式的演进,必须采取打击非法假婚姻、建立两岸移民磋商机制、推动台湾方面在居留、工作权、婚姻方面给予大陆配偶平等权利等措施,努力构建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通婚模式.     

中国各民族族际通婚的结构特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

族际通婚数据属于典型的关系数据,可视为由各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联系形成的关系体系。因此,社会网络分析提供的一整套方法可作为族际通婚研究的方法工具,以便利地刻画通婚关系的结构特征。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尝试将该方法用于考察和分析中国各民族族际通婚的结构性特征。初步应用揭示,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大的全国族际通婚圈,同时存在少数民族间凝聚力明显有别的8个地方性子通婚圈,该结构特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直观体现。可见,社会网络分析是揭示和认识族际通婚关系结构的可靠且有效方式,其中,社会网络的图形呈现、中心性测度和社群识别技术可为族际通婚关系的分析提供直观和详细的补充信息。     

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族际通婚问题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调查报告

本文基于甘南（合作市）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作了实证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对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了分析。主要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第一。“藏、回、汉”三元民族关系构成了甘南（合作市）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不同民族之阃的族际通婚反映出了甘南（合作市）地区存在着整体上比较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第二。宗教信仰对族际婚姻范围的扩大起着阻碍作用,这在主要聚居于西部地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表现的尤为明显;第三,民族混居、互交朋友、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是影响各民族族际通婚的重要条件,其中语言能力是影响汉族族外通婚的最主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对于藏族却并不明显;第四,职业因素和迁移情况在调查中会发现在通婚方面具有一些特征,但在回归分析时由于编码方法的影响。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并不明显。     

“外来女”管理的现状及对策

“外来女”管理的现状及对策杨爱民，刘善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育龄妇女的通婚圈逐步扩大，并有由不发达地区向较发达的地区扩散和迁徙的趋势。“外来女”是指以婚姻形式与本地男性共同居住的外地育龄妇女。大量“外来女”的涌入以及其特殊的婚育形式，不仅影响到社...     

中西方女性择偶观念之对比

择偶,是婚姻的初始,就其理性分析,无论是东西方,择偶均要受地域、种族、宗教、阶级、性别、年龄、文化、情感、经济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谈中西方女性择偶观念的疏同,实质上是对中西方所展示的女性文化乃至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加以比较。由于人们普遍受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人文思想的熏陶,文化的积淀对人格的规范,无论是东西方女性,择偶观念的形成,都体现着一个漫长而具体的历史过程对人的思想行为的规范。 一、当代择偶现象的思考 诸多择偶的表现形式,反映出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所呈现出的不完全公正和规范的层面上的特点,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带来了人们对婚姻与家庭的一系列思考,尤其是择偶形式的丰富多姿。台湾资深妇女问题顾问、专栏作家施寄青讲:“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社会也在变,现在人的婚姻观念也在转型”。其中包括择偶观念的转型。 其一,把择偶定位在自由选择这一基础之上。自由选择配偶,是个性张扬的具体体现。虽然有许多人的选择,最后需经老人点头,但最终决定权在选择者。 其二,择偶的概念呈模糊性。表现在择偶并非完全为了谈婚论嫁,故而出现了选择一位异性伴侣同居,试婚,做“二奶”,傍“大款”等。     

高度集中的婚姻挤压最令人担忧

所谓婚姻挤压,是指由于婚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男性与可供选择的女性之间比例失调并导致部分男性或者部分女性不能按照传统的偏好和习惯择偶的现象.婚姻挤压有时也被称为婚姻拥挤.     

对赫哲族妇女的婚姻、生育自主权的研究

赫哲族妇女婚姻、生育自主权是赫哲族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对赫哲族主要集居地的详细调查数据,从文化程度与择偶方式、文化程度与初婚年龄、择偶方式与对目前婚姻的满意程度、赫哲族现有孩子的数量看妇女生育观的变化、文化程度与意愿孩子数、文化程度与现有孩子数、不同时期出生的赫哲族妇女的文化程度与生育孩子数、赫哲族妇女的生育决定权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较具体的研究,得出赫哲族妇女已基本上具有了婚姻自主权,对目前的婚姻是较满意的,但部分还存在着早婚、早育问题,在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上与丈夫协商的占有很高的比例,能够得到丈夫的尊重。     

甘肃省人口婚姻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甘肃省居民婚姻意愿现状,主要对择偶标准、期望初婚年龄、期望夫妻年龄差和期望婚居模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调查发现,甘肃男性择偶时较看重身体健康,甘肃女性择偶时较看重经济收入;甘肃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逐步提高;绝大多数居民期望婚姻中丈夫的年龄大于妻子,且倾向于男大于女1-2岁;从夫居和独立居住是普遍接受的婚居模式。虽然现代婚姻观对甘肃居民有一定影响,但是这里的婚姻观仍较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