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技术的“自然”伦理意义——兼答徐宗良教授

这里所说的“自然”,是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规定和诠释的。“自然家庭”和自然家庭中诞生的“自然人”是伦理、道德和道德哲学的始点。“自然”是人及其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曰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其最具哲学意义的本质是不可选择性。基因技术不仅极大地扩张了人的行为选择能力,而且将这种选择性推到了文明的底线。这是基因技术提出的最严峻和最深刻的伦理挑战。技术必然性与伦理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乐观的紧张”的辩证互动关系。为此,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必须进行两次转换,由对基因技术的伦理关切,到基因伦理学的建构;由基因伦理学的研究,到道德哲学的洞察和把握。它们在方法论上的殊异,也正是对话双方的学术分歧之所在。     

基因技术的趋向及道德哲学的反思——与樊浩教授商榷

基因技术、生物医学技术虽然会干预、介入人的生命体与生命活动,改变某种自然性状,但很难从根本上颠覆人和家庭的自然本质。传统道德哲学的基石是“自然人”和“自然家庭”,但自近代以来,道德哲学理论随着历史的变迁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以现代性的重大价值理念作为理论的奠基,而远离了自然人、自然家庭的起始点。基因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深层、宽广的社会背景,涉及科技与社会、科技与现代价值理念的关系等等更具挑战性的重大问题,而基因伦理学并不能解答这些深层而又复杂的问题。必须把基因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科技伦理学、发展伦理学等学科协同起来思考,进而在现代性理念的观照下进行道德哲学的深层反思。     

基因技术革命的伦理难题及其应对

生物技术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基因时代,基因技术的研制、开发与应用不仅是世界医学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技术革命",更是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的"道德哲学革命"。应对基因技术革命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文明忧患,需要以"发展伦理"的文化理念对之进行积极回应。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

在道德哲学体系和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存在一个伦理一道德的悖论: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在道德哲学中,这一悖论已经概念地潜在,它以伦理的善与道德的善的价值冲突的形式表现。在现实中,这一悖论造成了20世纪严重的文明后果和灾难性的道德悲剧。道德哲学体系与伦理精神,应当完成两次辩证转换:一是由个体到集体再到实体的辩证转换;二是由实体到主体的辩证转换。与此相联系,个人主义便具有两种道德哲学形态,即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集体的形成,必须扬弃个体个人主义,伦理性是集体中的否定因素,只有将集体发展为实体,才能真正解决个体与整体的矛盾。集体上升为实体的必要条件是精神,准确地说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由实体上升为主体的真义,是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行动,从而不仅具有实体的伦理性,而且具有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性。完成这个转换的关键,是将“道德世界观”推进为“伦理世界观”,形成实体的“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实体向主体辩证转换的道德哲学实质,是扬弃实体或集体个人主义。     

论环境伦理实践的历史嬗变与当代特征

环境伦理实践是环境道德哲学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本文在梳理农业文明时期“依附自然”、工业文明时期“控制自然”和生态文明时期“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代生态文明视域中伦理关怀扩展的合理性、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性与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适性等特征.     

伦理-经济生态:一种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

“经济决定论”、“伦理气质论”、“道德立法论”,是20世纪形成的关于伦理—经济关系的三大理念。三大理念具有共通的哲学特质:“原子的观点”;“道德世界观”;“本体思维”。它们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是20世纪诸多文明疾痼像生态危机、价值霸权、文明霸权的形上原因。21的文明需要进行关于伦理—经济关系方面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这个转换的基本内容是:由“原子的观点”到“实体的观点”;由“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由“本体思维”到“生态思维”。籍此,建立和确证文明体系的多样性,文明主体的实体性,文明合理性的生态辩证性。“伦理—经济生态”,就是伦理—经济关系的“第四种范式”;“生态论”,就是伦理—经济关系的“第四种理念”。     

伦理觉悟之艰难与伦理学通史之必要

伦理觉悟之难,难在伦理是道义高地,是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的面子,因而谁都想拔高自己的伦理信念;同时伦理也是制度和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检验某种伦理信念的真伪,因为真信念以规范的有效性证明自身之实存,而假信念仅仅是高喊的价值,不具有规范有效性。伦理学思想做不到“道德中立”,它要立文明之基,行共存之道,守实存之义,但“道”与“义”具有“存在论差异”,形上之道只有落实为实存之义,才具有善恶之属性,才由价值转化为规范。因而伦理学研究只有伴随着道义实存的历史谱系学考察,才能让人觉悟到伦理之为形而上学之道与作为实存之义相生相克的文明进程,道德哲学通史研究正是在道义实存的文明进程中,考察一种价值论思维的规范有效性路径,让道德哲学史本身成为一种哲学并成为一面镜子,既防止单纯主观思维因追求超世俗之道的高度而陷入空洞幻相,也防止特殊主义思维因过度追求义之实,而让道义失去普遍性根据。     

善何以可能——兼论中国传统伦理的思考向度

一 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往往以某种规范系统来担保行为的善。然而,从逻辑上看,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形态来规定行为的规范和评价的准则。价值是一种广义的好(good),在道德领域中,它则表现为善。尽管广义的“好”与“应当”之间并不一定具有蕴含关系,但就道德实践而言,“什么应当做”,与“什么是善”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惟有对善与恶有所认定,才能进而形成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的行为规范。就价值认定对伦理学的本源意义而言,价值论似乎构成了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元理论(Meta—theory)。当穆尔将“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视为伦理学的“第一个问题”时,(《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页)他无疑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当然,在穆尔那里,这一问题主要限于概念层面的分析,从而没有超出元伦理学(Meta—ethics)之域。     

铸造新德性:环境美德伦理学刍议

环境伦理学为传统伦理学在元伦理、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三个层面带来全局性革命,美德伦理学是当代环境伦理学发展的新方向.虽然深层生态学为环境哲学的内在化、伦理学转向奠定了正确方向,但是美德伦理学的正面建设尚未开始.人与自然平等原则、人与自然共享命运原则和自然大于人原则是环境美德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环境美德建设围绕对象自然与环境自然两个维度展开.面对对象自然时,环境美德是指人类应当尊重、同情和关爱自然;面对环境自然时,环境美德是指人类应当具有感恩之意、依恋之情与敬畏之心.     

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人类通往生态文明必须具备的一种伦理觉悟

控制自然的观念源自培根世界观的影响,是文明发展进程中呈现的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现象,它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性转换奠定了合理性基础和"道德神话".对控制自然的道德神话进行纠偏或矫正,是对人、理性和世界概念的质疑,最终是对现代文明发展方向进行的一种伦理掂量.控制自然还是遵循自然的问题关涉到一种更为深刻的伦理觉悟.罗尔斯顿关于遵循自然的意义分析包含着明显的道德哲学诉求.与"控制自然"的道德神话及其解体相对应,"遵循自然"的道德哲学意义表明人、自然、世界和理性概念的重新奠基.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哲学转变是文明转变进程中的一种伦理觉悟.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两点质疑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万物与人一样具有主体性,具有其自身内在的价值、权利与尊严,因此,人类应当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本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自然物不是伦理主体,不具有内在价值、权利与尊严。生态伦理学在反对人类自大狂的同时,也应当反对将自然“神化”。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生存论的问题。     

论发展伦理学——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支点

发展伦理学是在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解决这些危机为目的的新伦理学。它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支点。发展伦理学的伦理对象是当代社会发展新出现的各种伦理问题 ,它的基本问题是“能”与“应当”的关系问题。发展伦理学仍然是一种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伦理学 ,但它的理论基础不是传统的人道主义 ,而是一种新人道主义     

海德格尔的“原始伦理学”及其当代影响

本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经历了一场以逻辑实证原则为基础的理论变迁,其根本指向是要通过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把伦理学改造为一种立足于对伦理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科学伦理学,即元伦理学(Meta-ethic)。然而,虽然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逻辑评判正确地揭示了价值伦理选择中非认知的、非描述性的一面,但就其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而言,并没有走出主体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元伦理学陷入一种明显的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具有伦理意义的道德命令本身不具有道德伦理的普遍性,只是主观情绪或感觉的表述,而本身没有任何道德含义的道德语言的逻辑分析却成了伦理学存在的科学根据。这表明,对经验主义及形而上学伦理观念的批判虽然应当从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关系的考察入手,但是,将二者截然二分并逻辑主义地划定其最终界限,绝不是伦理学的出路所在。问题必须被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去思考,具体说来,我们要追问的是,“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逻辑界定的关系吗?它们之间更深层、更本真的关系应当从何谈起?在此,海德格尔及其后继者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     

论康德的道德应当

道德应当在道德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康德更是认为:"自然哲学针对的是一切存有之物;道德哲学则只针对应当存有之物。"伦理学是应当之学,康德的道德应当体现其先验主义伦理的特色。其道德应当体现了一种基于理性理念的秩序,它源自作为可能世界的智性世界并对现实世界施加影响。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把握应当与善的关系,并对"应当意味着能够"命题作出正确的理解。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生态文明:观念·规范·制度

从探讨经济与人口、环境、资源、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到形成生态系统观,从提出零增长方案到形成可持续发展方案,从生态伦理学到自然价值论,这是人类走向绿色文明的历程。生态系统观、可持续发展方案是当代全球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这两个方面分别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来架构生态文明,体现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生态伦理学和自然价值论是反映生态文明的伦理—价值规范;而自然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则是反映生态文明的经济—政治制度。     

美德与规则的统一——兼评儒家伦理是美德伦理的观点

尽管儒家伦理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了品格的塑造和个体美德的培养,但是儒家伦理并不像一些西方儒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美德伦理学的类型。相反,儒家伦理是一种整合了美德与规则于一体的伦理学说。这不仅可以显示出儒家伦理对道德理解的独特方式,也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儒家伦理对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在建构一种完善道德理论上可能做出的贡献。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形态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无伦理","没精神"!它们的存在使当今以"道德"为轴心的"道德建设"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回溯中国道德文明史,道德哲学和道德发展的大智慧是"以‘伦’济‘道’",伦理优先。现代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应当是"伦理精神"形态,而不是"实践理性"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伦理"与"精神"的圆融,它以实体性、终极性的"伦"为前提,以"精神"为达致"伦"的条件,其精髓是:"从实体出发";"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它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生态中道德发展的哲学形态。     

中西义务观比较

一、中西义务概念的词源及其含义发展的比较考查就词源而言,西方最早的义务概念即古希腊语“Kathekonta”。它的原义是“担负”。善不应不为、恶不应不除的责任是人所应该担负的,后来“Kathekonta”所具有的“应当”之义与此相契。不过,这里的“应当”尚属一般意义上的原初伦理学概念,未得到充分展开。作为伦理学最基本范畴之一的道德上的“应当”,其具体内容体现于伦理学思想的诸范畴、概念之中。当然,“Kathekonta”作为一种“应当”,并不仅是“应当”本身,它还有自己的独特含义。它的“应当”含义是与“适宜”的含义相联系的。尽管尚未全面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