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低生育水平 理性与实践的思辩

作者对稳定低生育水平进行了界定 ,认为在 2 1世纪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定义低生育水平为等于或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作者还结合我国 30年计划生育政策演变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思辩 ,并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30年实践的科学总结     

关于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在更替水平以下,这是我国长期实行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计划生育部门的管理机制等原因,要保持和稳定目前这种低生育水平是艰巨的。本文从影响生育水平的若干因素、我国目前出现低生育水平的原因以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难度出发,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提出了一定的对策建议。     

低生育水平国家或地区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论文介绍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鼓励生育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社会政策,归纳了这些社会政策传递出的政策制定理念.论文认为,低生育水平国家的实践表明人口政策必须根据一国所处历史阶段的需要做出调整,但人口政策关注的不应当只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还需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当生育意愿较低时,即使有鼓励政策,生育水平的回升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关于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理论思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也具有国际意义。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加强人口统计学的研究 ,必须科学地掌握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数量关系和数量界限。低生育水平会有一定的负效应 ,要用科学的价值观全面衡量低生育水平的利害得失。总的来看利大于弊、利多弊少。低生育水平有利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稳定低生育水平

中国经济已进入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从可持续发展计,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必须把已出现的低生育水平稳定住。我国已经是低生育率国家,但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从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来看,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使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协调起来,积极寻求扩大内需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结合点,增加计划生育的政府投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处理好稳定现行政策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机制改革与创新的关系。     

应把握的五个环节

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需要对人口发展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战略研究，需要对人口文化、生育文化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需要对影响群众生育行为的深层次思想观念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关爱女孩行动”正是面对新形势下人口发展的新问题，探索以宣传教育开路，采取综合治理办法，促进人们转变旧的生育观念，保证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一项实践活动。     

控制出来的"三大"人口高峰及相关学术悖论

文章运用人口理论解析了出生人口高峰与"三大"人口高峰中的"高峰"的概念区别,论证了21世纪中国"三大"人口高峰的相继到来是实施计划生育后生育水平降至低生育水平并持续稳定的结果.同时指出,劳动年龄人口"黄金时代"、"人口生物老化"、老龄化中的"两堵墙"论等均是学术上的悖论.     

可持续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吉林延边朝鲜族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低生育率比较研究

本文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和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简称《决定》)出发,通过对我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时间和空间分析,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难点关键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并以吉林延边朝鲜族和新疆少数民族生育水平为例,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实际上是“好心照顾他,反到害了他”,只有降低生育率才更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我国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迷和人口"爆炸"强烈反差下被迫做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形势进行动态调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要求。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延续,终止了紧缩性的生育政策,开启了相对宽松性的生育政策时代,其政策实施的人口效果预期利远大于弊。评判人口均衡发展要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全面二孩政策和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需要坚持的发展战略。     

吉林省2000-2005年生育情况分析

吉林省2005年人口出生率7.8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式总体是好的。但通过对吉林省2000-2005年生育情况的调查发现,全省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违法生育数量相对增加,一胎违法生育所占比例较大,再婚违法生育占违法多胎生育比例较大。在详细分析产生问题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提出解决违法生育增多问题的建议。     

高职院校学生的生育道德观现状与实证研究

研究分别以分层丛集式问卷与子女价值量表对24岁以下的高职学生进行生育道德观的实证分析,旨在探讨生育道德观与未来希望生育子女数及生育挟择的整体关系。结果发现：高职学生以“权力成就”、“亲密情感”、“家庭愉悦”为最主要的认同层面;生育道德观因性剐、交友情况、父母教育程度等成长经验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生育道德观中“生育价值”、“生育代价”、“生育挟择”因素对未来希望生育子女数有一定程度的预测力。     

生育外部性及生育成本分析

生育虽然是一种家庭行为,但它同时也是具有外部性的社会行为。生育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两部分。由于家庭在生育决策问题上很少考虑社会成本,导致家庭生育意愿与社会需求不一致。通过缴纳社会抚养费等方式,将部分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是实现调节生育行为的必要手段。     

当代农村女性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农村女性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调查 ,发现被调查女性的生育行为有以下特点 ,即生育率有了很大下降 ,但同时也存在进入孕龄的时间早、生育期比较集中、流产率高以及一定比例的性别选择等现象。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相比 ,显得更为“现代化”。文章还对生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尝试性分析。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中国育龄期女性死因分析

育龄期女性的健康风险远远不只是与生殖和生育相关的风险。将人口统计数据和卫生统计数据相结合分析,发现1990-2000年间,育龄期女性人口死亡概率下降了1/4,主要死因为损伤和中毒、肿瘤、循环系统疾病。但这三种主要死因下降程度慢于其他死因的下降,反映了社会、文化、习俗等因素的改善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对育龄期女性健康的影响。同时,城乡育龄期女性人口存在不同的死因模式。     

North American surrogate reproductive mobilities incited by cross-border reproductive care

ABSTRACT

The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intended parents traveling abroad for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has been heavily accounted for and theorized.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 have emphasized the immobility of surrogates in places like India, Nepal and Cambodia. In order to extend an examination of how reproductive travel informs mobility, this paper will turn a critical eye toward North American surrogates’ reproductive mobilities that are incited by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ross-border reproductive care. Surrog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strikingly different from the images presented of surrogates in India. In fact, when the North American surrogates cycle for international intended parents, in some aspects they become less and more mobil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multiple types of reproductive mobilities that are involved in the global fertility industry when international intended parents travel to North America for assisted reproduction.     

透析实施生育保险制度的局势

从社会学视角对实施生育保险制度的必要性进行探讨,分别从宏观(包括人口转变规律、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人口素质的需求三个方面)、中观(包括社会支持网络的变迁、保障女性群体地位、保障企业平等竞争三个方面)和微观层面(包括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的风险性、体现女性的生育价值三个方面)进行层层剖析,说明实施和拓宽生育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2000-2010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完成度变化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不论在社会活动领域还是家庭领域的地位都有了质的变化。妇女可以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有的妇女在家庭领域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丈夫。尽管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但与男性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水平呈负相关,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影响更显著。由于教育的影响,妇女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时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章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研究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的完成度变化情况,并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Demographic implications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Medical advances in the infertility field are coming at a rapid pace. This paper examines four areas of demography that are being affected by the delivery of infertility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affected. The greatest effects are currently seen in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multiple deliveries, with smaller effects evident in delayed childbearing. To date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been affected by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The experience from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Korea and China indicates that massive societal change coupled with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could bring about changes in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st area examined i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fertility which to date has not been largely affected by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but has the potential to affect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低生育率陷阱:是事实还是神话?

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一些国家生育率降到并持续保持极低的水平,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人口学界乃至大众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欧洲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是鲁茨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按照鲁茨等人的观点,一国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5以下,就会产生一种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于是,生育率就如同掉进了陷阱,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本文介绍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和作为其理论核心的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并从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分析了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本身的缺陷,从理论上论证低生育率陷阱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笔者结合近年来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认为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证明和实践检验。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体系及政策工具评析

日本进入少子化阶段已近半个世纪。日本的少子化对策是日本政府为遏制本国的少子化进程、提振生育率而制定、施行的,由一系列相关法律、制度、规划及具体对策措施所组成的综合性的政策体系。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历程可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分别以出台第一项对策、制定第一部法律和召开第一个专项会议为阶段开始的标志。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体系可归纳为四个层次和三条主线。四个层次依次是国会立法的顶层设计、内阁会议决定的政策框架、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的综合应对、其他政府部门和专门会议的具体施策,由顶层向底层进行指导,由底层向顶层进行扩充和执行。三条主线为经济援助、支援生育和育儿、改革工作方式,三条主线互有交集,共同反映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基本理念和整体目标。利用政策工具方法对日本少子化对策进行量化分析可知其创造良好婚育环境的影响作用较大,增强婚育意愿的推动作用和减少婚育阻碍的拉动作用较小;对策内容向育儿支援过度集中,严重缺乏对于婚姻的支援。日本的少子化对策相对于少子化进程严重滞后,错过了最佳应对期,是导致对策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中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尽早开始应对少子化问题,通过制定整体性的配套措施配合生育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