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上游羌族的大禹崇拜--以禹生石纽说为中心

禹生石纽是四川岷江上游羌人的神话传说,它是古代羌人崇拜民族祖先大禹的产物.岷江上游羌人是辽徙定居的族群,他们需要以大禹神灵来建构族群认同.历史上禹生石纽的汶川、北川之争,反映的是岷江上游羌族部落的历史记忆.羌人对华夏大禹神话的羌族化改造与诠释,显示出秦汉时期大禹崇拜多元化的特点.     

从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花儿”民歌为个案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是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民歌符号,充分体现了甘青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对于“花儿”这一西北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解读,既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于西北花儿的本质属性进行正本清源,更能从经验案例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划定原则及类型特点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国精神的重要途径。对此,需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内涵、划定原则及标准、主要类型及根本特点进行深入剖析。其中,划定原则包括：分类识别与分层操作、兼顾中国内部的同一性与外部的参照性、明确同一性具有历时性和多样性、兼具传统与时代相结合;依据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界定,回答了划定标准“是什么”“哪里来”“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主要类型包括地理类、物质类、精神类、历史类、文化艺术类和生活类;在此基础上,从内部同一性的“本体论”维度和外部参照系的“超越论”维度出发,提出了各类型的特点。     

红色文化符号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路向

所有的文化实践都透过符号衍生意义。红色文化符号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时期浴血奋战、踔厉奋发的百年非凡实践历程中淬炼出的符号体系,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色、精神风范、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具有革命性与先进性相统一、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等时代特征,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黏合剂。传承利用红色文化符号,有助于熔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向心归属意识、熔铸中华民族“三个离不开”的团结互助意识、熔铸中华民族“四个与共”的共生共荣意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叙事书写到关键节点,亟待挖掘诠释红色文化符号的价值意蕴,有形、有感、有效地以之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与铸牢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经济生产活动、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涉及经济交往、政治认同、文化交融的心理活动过程。其核心要义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自强意识与使命意识;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共有精神家园的自豪意识与守护意识;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政治意识;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自尊意识与责任意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的共同体意识。     

以共同历史记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共同历史记忆具有共有性、时代性、建构性和凝聚性等鲜明特征，对展示中华文化符号、体现中华民族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重要的载体依托、桥梁支撑和价值彰显作用。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是由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书写的革命文化、共同弘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符号和标识等组成，是各族人民的感情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需要我们守护、传承、阐释和弘扬。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视野下“百苗图”中贵州多民族服饰文化交融研究

民族服饰既是一种无字史书,也是一种视觉文本,是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族图志,“百苗图”不仅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贵州各民族独特的服饰文化,还呈现了晚清民国贵州多民族服饰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对贵州多民族共享的服饰元素、共有的织造技艺、共营的服饰交易有详细记录和生动图描。可见,历史上贵州各民族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和自享的视觉形象符号,也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形成了多民族共享的服饰文化和视觉形象符号,可为塑造中华民族的视觉形象提供丰富素材和文化资源。     

追根溯源“龘”

<正>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从上古图腾到吉祥瑞符,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龙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2024年的央视春晚主题为“龙行龘龘,欣欣家国”,主标识以“龘”（dá）字为主视觉符号,表达了吉祥如意、平安幸福的美好寓意。     

族群边界互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稳定机制

多民族国家中,族群与族群之间不乏“边界”符号。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目前较少从族群边界理论的视角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构建。通过引入族群边界的多级过程理论,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强调族群间不存在永恒的边界,正视族群边界将更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划分为“外边界与内边界”,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外边界需要合理运用“制度环境、权力分配和政治网络”等因素,以期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制度、组织、文化和历史”的四重在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边界需要维持其“政治显著性、社会开放性、文化多元性和历史稳定性”,各民族采取多样的互动策略可加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边界的相对流动。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外边界的特征及互动策略,形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机制,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目标。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与当代实践路径——以潇贺古道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

潇贺古道作为民族迁徙与融合的重要通道和文化线路,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实证,为基于多民族艺术“三维交融”的艺术乡建活动提供了历史生成条件和当代实践场域。沿线瑶族村落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在于：经济互补促使区域发展格局正式形成,为艺术乡建提供了瑶族传统村落这一特有村落形态;族际互信使得区域治理共同体更加巩固,为当代基于民族互嵌的艺术乡建奠定了坚实社会根基;文化互鉴助推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为当代基于艺术交融的艺术乡建提供了精神动力。以沿线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在当代艺术乡建实践过程中生发出多维路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艺术家赋能路径;艺术融入乡村建设的村落空间活化路径;艺术嵌入乡村建设的节日完形诗意栖居路径。这是对艺术乡建在历史语境和现代化语境中的反思,也是对其研究话语和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民族地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对象的生动实践。     

符号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之维

人是天生的符号动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建构等实体路径入手,还需要关注较为抽象的符号路径。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是情感的纽带,在推动“多民族”走向“共同体”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在象征维度上,中华民族通过符号共同体的构建,各民族基于集体想象和情感共鸣,可以生成和巩固彼此间强烈的“在一起”和“离不开”的意识。根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和政治面向将其符号体系分为“文化符号”与“政治符号”。象征符号能够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目标的核心机制在于：共同的象征符号通过唤醒集体历史记忆,强化“我们”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进而铸牢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化符号解读(第三季·典籍)

大河上下、长城两边,斗转星移、岁月沧桑。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我们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中华文明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展示出来;要赓续中华文脉,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无疑,在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进程中,那些彰显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那些诠释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那些体现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那些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把我们紧紧凝聚在一起,代表我们经历的非凡奋斗、坚守的理想信念和建设的美好家园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有使我们得以安身立命、心灵所系的山川大地,都属于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地方博物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及实践路径研究——以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不仅是承载地方历史、涵养民族文化、存储交往记忆的共有精神家园,更是展示多元文化与文明的窗口。地方博物馆不仅具有收藏、教育、科研等重要价值,也具有显著的动员叙事及共同体意识建构效能。位于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的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是地方与国家相互呼应、小社会与大历史互为参照、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守望相助、具有强烈情感共鸣的记忆之场。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时代背景下,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这类历史主题鲜明、文化特色突出、“三交”内涵显著的多民族共享活态符号,也可以充分调用为鲜活的叙事资源。地方博物馆需要找准定位,通过内容提炼、效度提升、活力培育三个方面,探索其独特的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万家灯火 共庆良宵 恩施元宵节习俗初探

<正>正月,即农历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故将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元宵节最早起源于汉代,又称“上元节”“元夕”“灯节”,蕴含着阖家团圆、庆贺新春、消灾祛害、求吉纳福等美好寓意,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国传统节日,也是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长期以来,各民族共赏良宵灯会、共庆元宵佳节,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经学文本撰写传习滋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文化理论逻辑

经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以经学为中心的古代学术体系是孕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石,经学文本的撰写与传习的历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不断丰富和强化的过程。从古代人才教育与选士的层面来看,经学文本是育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学术源泉,汉唐经学提供了丰富且规范的育化文本,宋明理学凸显了经学文本的育化能力,少数民族政权均遵从经学文本的育化地位。从语言文字的规范历史来看,经学文本的书写载体与书写形式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体系,经学文本文字的规约性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型范,其演进性绘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记忆。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孕化与传承来看,经学文本熔铸了夷夏一体、天下一统的共生信仰,以及仁爱和合、礼乐文明的共荣信仰,推动中华儿女在信仰的恒辉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之姿走向今天,并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新闻媒体角色定位与责任担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新闻媒体在这一伟大历史巨变进程中无疑扮演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议程设置者、认同沟通者与行动倡导者的重要角色;但面对社会生活多样化、思想文化多元化、信息传播无碍化的媒介生态,我国新闻媒体需要承担的如上角色也无疑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事关中华民族共同休戚与福祉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取向与共产党的领导、弘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体精神、提升政治宣传与舆论引导亲和力感染力、恪守“守正出新,行稳致远”的宣传工作原则,更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闻媒体加强利益传播、情感传播与文化价值传播以引导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方位认同的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与光荣使命。     

指示性与民族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

指示性作为符号认知的基本框架,能使符号与记忆、记忆与认同产生联结关系,因此,指示性不仅是民族记忆的基础,更是形成民族认同的作用机制。基于现实因素,民族记忆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发生流变,成为区别于历史文本或其他族群文化的全新记忆,因而具备积极建构的可能性。在指示性理论的框架下审视"龙"作为中华民族之共同记忆的符号再现,可发现,它不仅是各族群共有的与世界之关系的缘起锚定,也是跨民族的时间节气指命名与仪式的重要符号,可由此反思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应当如何达成。     

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创新实践

本文分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阶段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具体贡献,这对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发展大繁荣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红色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铸造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文化长河中,也凝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因而能够展现和存养于具体的红色符号中。红色符号是一种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象征载体,其呈现的话语与空间、蕴含的记忆与情感、外化的仪式与生活,是红色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展开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红色符号路径,需要依托红色符号的形式与内容,运用红色符号的认同机制,利用红色符号的实践形态去推进。     

文化共享视阈下的汉藏民族文化融合——以阿来文学书写为例

文化共享理念是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儿女在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和共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精神气质、情感态度等。“共有”来自于认同,“共享”是认同发展的结果。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在共有文化根脉基础上,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历程。作家是文化的书写者和传播者,阿来是来自四川阿坝、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书写民族文化的作家。阿来文学书写是民族文共享和融合的展现,也是阿来自身“文化身份”的寻根之旅。阿来文学书写具有文化融合孕育下的独特性与典型性。本文从文化共享与汉藏文化融合、阿来文化身份建构、阿来文学书写中所体现的文化融合及其书写的独特性价值四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阿来在文学书写中的文化构成与文化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