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脉络中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意识变迁——以土族为个案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族群的统一国家,族群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亦是其显著特点。以世居西北的少数民族——土族为个案,可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对历史脉络中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意识变迁进行研究和阐述,借以考察少数族群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观的建构历程,透视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民族关系的现实和趋势。     

现代国家与族群记忆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对象

在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族群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实现了对族群文化价值传承的同时,也凝聚起少数民族共同体共同力量,进而形成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和忠诚。而在其中,国家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在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当中,试图通过控制和重构历史记忆来引导少数民族成员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其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教育是重要的柔性途径,国家在对少数民族的族群权利保障是重要的硬性途径,它们共同为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作为宪法命题的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国内外局势的全方面变迁,这种变迁也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的族群治理。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所谓"民族牌",部分公民本民族意识无限拔高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淡化等问题,均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和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鉴于此,本文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民族国家建构的宪法表达问题、少数人权利保护与公民平等问题、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治理问题等当代中国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中所涉及的宪法问题进行了分析。     

民族认同、族裔民族主义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冲突

全球化时代族裔民族主义兴起所引发的族群间暴力冲突是当今世界冲突的重要特征,民族/族群认同的回归与国家认同的"去中心化"所引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张力是观察这一现象的重要视角.族裔民族主义的复兴在西方国家和后发展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重新解释、塑造和建构具有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认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和民族间的平衡,最大限度地控制强化族群认同和族裔民族主义的外部因素是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的和谐、稳定和统一的基础和前提.     

美国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轨迹及其影响

族群认同问题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对于国际社会中处于多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如何有效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将是关乎国家团结统一的关键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随着族群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族群的认同总是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波动性变化,进行自我身份的再认知和认同的自我调整,这种情况在移民国家更为明显。在美国身份认同政治氛围高涨的情况下,本文通过对美国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形成、互动轨迹、影响因素及配合因素等进行综合分析,解析双重认同存在的根源,以为多民族国家加强对少数族群认同的认识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借鉴。     

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以组屋“族群比例”政策为中心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围绕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主题,甩掉百年被殖民的历史遗产与独立建国的现实困境,立足国情,从政治角度促进族际整合,以组屋为平台,以“族群比例”为手段,利用转换空间位置弱化族群集体差异,强化个体差异,培育公民意识,智慧地将多民族国家治理中棘手的种族矛盾、族际冲突化解,成功地打造了国家认同,柔性地实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目标.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形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加坡经验”,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这对于我国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民族旅游文献中的文化认同研究

文章对近年来国内外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发现国外对于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以及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等四个方面.而国内对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等两个方面.文化认同既有来自主流社会的建构,也有地方族群的自我认知.在旅游发展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频繁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之间的交往接触引起地方民族对我者和他者的文化判别,进而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考量.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维汉关系中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实证分析

民族问题是现代国家中的重大政治问题.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处理得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本文以族群意识和国家认同的视角,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对新疆两大族群--维汉族群关系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进一步促进民族和谐和国家认同提供政策建议.     

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

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需要将多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从多民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乃至多民族文学关系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寻绎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内涵、流变以及与多民族文化元素或隐或现的亲缘关系,揭示不同地域与族群的文学是如何构成多元共生、互动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在民族的迁徙、流转、繁盛、沉没,文化的起源、传播、转轨、融通和发达中,彼此交流相互融通,提炼和阐发其中包含的多元一体、纵深多层的共同体诗学。有助于我们从立体的多维角度充分认识多样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色,发掘和彰显已与群、一与多、个性与共性、地方与国家、民族与世界之间相互接纳和相互反馈的因果关系,在不断融通不断塑造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建构,实现“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     

泰缅边境达拉昂人的迁移、族群裂变与跨国民族治理

民族的跨国分布是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现代国家建构与实践的结果。面对日益多元的动因促使下的跨国民族迁移与流动,跨国民族的研究必须直面民族的感性生活和现实问题,从本质论转向实践论、过程论的角度来分析跨国民族的内涵及其生成过程。文章通过对泰缅边境Nor Lae（诺雷）村Dara-ang（达拉昂）人(1)的跨国流动及其族别身份的获得过程的研究,试图提出族群裂变与人口治理是促成跨国民族形成的内生与外在动力,而民族跨国迁移的社会过程、现代民族国家整合与治理的需求以及国家的治理差异、族群的身份认同意识的差别则是跨国民族形成的动力机制的社会情境。     

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边疆社会研究前沿综述

民族主义思潮是改变中国历史上各类差异共同体关系的最根本的思想。对于多民族中国来说,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不仅意味着从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转型,而且关系到各民族人民对新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国民身份的确立。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主张经过了从汉族国家、同质化国家到多元一体国家的递进性转变,反映了国人在构建民族国家认识上的不断深化。而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地方社会在撕裂中实现着重构、整合。近代中国的民族与地方社会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和国族构建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社会记忆:民族文学作为族群叙事文本--以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的族群认同功能为例

在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认同”(identity)研究成了近几十年来最“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认同理论”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地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借鉴和应用,批评理论也不例外。民族文学作为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栽体,为族群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诸如归属感、表达记忆的文本和认同共同的祖先等等。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包含有“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的多要素”,它同时对布努瑶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进行了建构和解释,并将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聚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断强化着族群中族民的认同和归属意识。     

个性、灵感和体验：中国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个人叙事研究

近十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旅游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民族地区逐渐兴起由家庭组建的民族博物馆。与传统民族博物馆的叙事不同,民族博物馆的“家庭模式”逐渐萌发出多元主体的“个人叙事”。这些“个人叙事”既超出传统的“国家叙事”和“族群叙事”,又与“国家叙事”和“族群叙事”交织、共融。一方面,博物馆创办者或展品制作者,以展示个人经历和艺术化生活的方式呈现“个性”和“灵感”,进而塑造了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和个人的独特价值,创设了人际的深度对话;另一方面,多元主体通过呈现围绕文化遗产展开的交互“体验”,梳理博物馆创办者及其亲属、社区成员、游客、族群、国家等“参与者”的关系和责任,构造了文化遗产的情感价值和“参与者”的公共价值。中国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个人叙事,实质上是当代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塑造的“神话”：赋予个人生活以意义感和目标感,并在“延续”和“共享”文化的神圣意义下创造情感连接、社会联结乃至人类与自然的融合。     

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交流交融下的文化共享与认同——以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为例

藏彝走廊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多民族音乐资源。多民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以多样性、包容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质成为族群音乐文化的内核之一,呈现出族群、跨族群传播的音乐共享现象。极强的音乐传播力促进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以此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作为共创共享的音乐文化,其发展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逻辑。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在藏彝走廊整个音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标示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彝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族群心理共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精神调节功能。本文打破民族、地区、乐器、乐曲的藩篱,以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中华民族音乐交流交融的民族视野来研究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这对提升民族音乐的发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中缅佤人国家意识建构的历史叙事

本研究以中缅佤人为叙事主体。从近现代历史脉络入手,结合笔者田野调查资料,意在观察中缅边界的佤人社会,上溯200多年间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跌宕,包括:断断续续的中英划界中所谓"中华帝国"的立场曾摇醒了佤人国家意识的朦胧认知;18世纪汉人在佤山的开矿活动又加强了佤人同中国内地的经济往来和与清帝国中央的联系;抵抗英缅政府对阿佤山的渗透过程,反而使得佤人中国认同的觉悟显著提升;在二战中与国民政府军一起浴血奋战反击日军曾一度强化了佤人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20世纪50年代在中南半岛的国共纷争又使佤人的国家认同一度陷于困惑;60年代中缅划界的尘埃落定似乎促成了中缅两边佤人各自再造国家认同的意识。但事实上,处在复杂历史场域中的佤人始终在国家意识和族群认同的问题上纠结不止,国家意识的建构和族群内部的撕裂并存,这是当下世界范围内多民族国家之间跨境少数族裔建构国家意识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社会历史、宗教生活与族群身份的建构——以黔西北穿青人为例

本文通过对黔西北穿青人的社会历史、宗教生活和族群身份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认为穿青人族群身份的变动过程,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其中包含了族群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整合的关系,是多重因素建构的结果.此间所蕴含的逻辑、机制、模式及其背后所承载的观念形态,无疑为我们深刻理解族群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本叙事——基于滇缅边境龙安村景颇族家谱的解读

家谱是族群共同体社会记忆的集体叙事。近十来年,随着跨境民族“家-国”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渐增强,滇缅边境的景颇族开始了家谱修编。龙安村已印制的孔、刀、刘三大姓氏的家谱都将溯本同源和共有家园作为叙事策略,凸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体现了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基础的族群身份建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家谱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定版”的文化表征,而且激发了跨境民族自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源动力,呈现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建构实践逻辑。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研究边疆跨境民族家谱现象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