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文化圈论

本文认为,在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广泛分布着冠以“那”（壮语：水田）字的地名,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称之为“那”文化,“那”地名分布的范围,称为“那”文化圈。在“那”文化圈中生活的主要是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族群,包括中国的壮、布依、傣、侗、水、仫佬、毛南、黎,泰国的泰,老挝的老,越南的岱、侬,缅甸的掸等民族以及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他们的主要文化特征是：语言同源,以稻作为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那”（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使用双肩石器,制造和使用铜鼓等。文章还论述了“那”文化圈族群及其文化与汉文化及印度化的关系,“那”文化圈研究对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意义。     

从“控驭”到“认同”：明清时期广西地方志的族群书写

瑶僮等少数族群是明清广西地方志的重要书写对象。在国家边疆控制力不断加强、各民族日趋融合以及清王朝民族观念、治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由明至清,广西地方志族群书写的重心由"控驭"转向"认同"。其书写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等重要作用,对于宣扬国家一统、加强边疆治理、促进民族融合意义重大。     

寻找建始旅游的文化符号

文化即“人化”,是人的主体性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的主要功能是“化人”,即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文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符号。文化符号,既蕴含一个地方的形象及个性,又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经济水平、人文风俗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当文化和旅游完美结合的时候,文化即是旅游的灵魂,旅游即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带一路”背景下内陆边境自贸试验区国家文化形象建设研究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是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举措,这不仅推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而且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了机遇和平台。特别是内陆边境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立足我国本土“自塑”国家文化形象提供了实践平台,也为邻国人民“他塑”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增置了认知窗口。面对当前内陆边境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国家文化形象建构面临的困境,灵活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以及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符号为表征,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和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品质特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传播彰显当代中华文化的自信,从而达到对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宏观建构。     

"台湾村":一个移民村落的想像、构建与认同--河南邓州高山族村落田野调查报告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8.61%的大陆高山族人口聚居在河南省邓州市。作为一个移民群体,邓州的高山族在近三百年的落籍垦邓期间经历了一个“闽营化”、“邓州化”乃至“大陆化”的多重本地化过程。这样一个深具涵化意义的历史过程使得邓州高山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日渐迷失民族的文化表征。它在1983年以来的族群性重建,又验证了一个弱势移民群体经由想像、认同而得以重新构建的图式。     

文化隐喻与当代回族文学的隐喻系统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和思维方式,是回族文学隐性层面的重要构成。以"水"为核心的文学表意实践,隐喻着以信仰的坚贞守卫纯洁无瑕的价值观的族群品质,由此衍生的是净心洁垢、两世并重的清真文化;"族在旅途"的精神求索是族群寻找"黄泥小屋"的精神之旅的文化隐喻;"苦"之味衍生的是基于族群命运而产生的精神震荡。因此,围绕"水""族在旅途""苦"等词语形成的回族文学隐喻系统凸显出鲜明的族群文化,构筑了回族文学的美学世界。     

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以彩调剧《新刘三姐》为例

彩调剧《新刘三姐》是广西“刘三姐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作品。《新刘三姐》对千年以来的“刘三姐文化”进行中国式审美现代化意义的转化与改编，体现出了传统文艺作品的传承与创新。《新刘三姐》在与新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刘三姐的形象进行新的塑造、对剧情进行巧妙的设置、对剧情中的矛盾进行中和式的处理。正是通过这三个维度的展现，来完成广西的民族文化符号——“刘三姐文化”的重构和展示，实现新时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做出贡献。同时，《新刘三姐》的成功路径，也为中华其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下)

在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中 ,以“民族” (этнос)概念为核心且涵盖各种“族类共同体”的分类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对这套理论虽然存在着诸多质疑 ,甚至否定性的批判 ,但是其影响依然很大。中国民族学界对这套理论的研究不够 ,特别是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传入后 ,对前苏联的“民族” (этнос)概念及其理论更是绝少问津。在西方“族群” (eth nicgroup)概念和“族群性” (ethnicity)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势下 ,重视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当代俄罗斯民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讨论 ,是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不可忽视的工作。     

甘宁穆斯林族群与文化的交流通道——“西河民族走廊”的人类学视阈

“民族走廊”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是从整体性角度来理解中国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西北走廊”,是西北少数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包括了“河西民族走廊”和“河湟民族走廊”,以及尚未进入学术视野的“西河民族走廊”等,“西河民族走廊”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空间,是甘宁两省区穆斯林族群与文化互动的重要通道.在对“民族走廊”概念反思的基础上,从文化板联结纽带的角度理解“西河走廊”存在的动因,并以民族及文化流动的实例佐证“西河走廊”的客观存在.     

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上)

在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中 ,以“民族” (этнос)概念为核心且涵盖各种“族类共同体”的分类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对这套理论虽然存在着诸多质疑 ,甚至否定性的批判 ,但是其影响依然很大。中国民族学界对这套理论的研究不够 ,特别是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传入后 ,对前苏联的“民族” (этнос)概念及其理论更是绝少问津。在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和“族群性” (ethnicity)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势下 ,重视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当代俄罗斯民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讨论 ,是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不可忽视的工作     

先秦时期诸子“和合”思想

“和合”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种重要观念,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先秦诸子百家的激烈论辩,到历朝历代的政治社会实践,无不深受“和合”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强调包容、谐和与统一,倡导兼容并蓄,和而不同,这既是中国哲学的鲜明特色,也为历代士人提供了处理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思想工具。此外,“和合”思想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其独特文化魅力和智慧的重要窗口。至今,“和合”思想仍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对社会发展、文化交融、国际关系等方面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甘肃临夏苏集镇汉族"扶山"祭祀的文化分析

甘肃临夏地区汉族群众的"扶山"仪式是藏文化与汉族祭祀模式的涵化产物,表达了当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其在参与人员、地缘文化、神灵崇拜等方面有着自身的特色,并起到了教化民众,软化族群边界的客观效果,成为国家意志与正统儒家文化向乡土社会渗透有效工具.     

对"族群"概念的再认识

本文论述了当前学术界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的不同理解并概括了他们的共性认识 ,即族群认同的标志是文化特点 ,认为族群论者把族群当作文化承载单位 ,分享共同文化特质的看法并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族群的社会特性 ,不能准确地定义某一群体 ,从而造成其群体概念的模糊不清。作者主张 ,应通过准确描述和形容“民族”的办法 ,使国外学者清楚地理解中国的“民族” ,而不应强调与国际学术接轨而盲目使用“族群”概念 ,否定已经使用了 10 0年的约定俗成的“民族”概念     

族群互动背景下的明清澳门建筑文化特色

族群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界就对其进行了持续的理论探讨,并积极开展中国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其中,族群关系对建筑文化生成与变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澳门城市发展史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色彩,是研究族群互动的经典场域。本文通过族群互动理论的视角,在简要回顾澳门历史发展过程、梳理明清澳门族群构成与互动形式的基础上,分四个时期深入剖析了1557年至1849年澳门建筑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进程,指出族群之间或和谐或矛盾的关系都会在建筑文化上体现出来,建筑文化表达的是族群互动的结果;建筑发展过程与族群生存、生产及精神等需求紧密相关;建筑是物质财富的重要体现,澳门建筑发展既与中葡两类族群的职业属性及整体经济地位有关,也与各自族群的营造传统相连;建筑文化决不仅是温文尔雅、自然和谐地形成的,更多的是在矛盾、磨合、对抗中形成的;政权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是族群互动的基石与依靠,明清澳门建筑发展过程更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妈祖信仰谱系的建构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建构文化认同、树立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等现实意义。妈祖信仰自北宋发展至今,通过分灵等方式逐步形成了地区间、宫庙间,以及相关信众族群间互动交流的信仰谱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样性与整体性的辩证统一。妈祖信仰谱系以分灵、朝圣、巡安等仪式为媒介建立了信仰的整体性和互动性,树立了祖庙认同的意识,并在祖庙与分庙间形成互助结构体系,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持续发展。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视为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试论“猺”、民、汉的演变——地方和家族历史中的族群标签

广西大藤峡地区在明代以猺乱频繁而闻名。明中期,桂西土司狼兵进入当地平乱,明政府安插教化,形成了猺、獞、狼、民等族类共存的格局。清朝,隨着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土著通过创建宗族等方式建构祖先的士大夫形象。现今该地区被称为猺、獞、狼者已踪影难觅,取而代之者是被认定为汉族的人群,大多族谱也称祖先来自广东。族群标签及族谱编撰的背后,呈现的是地方社会变迁与国家秩序建立的复杂历史过程。本文以大藤峡地区崇姜里人群的身份变化为个案来揭示此过程。     

从“互联网+”到“博物馆+”——探析跨界融合下文博大信息量整合传播

在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和“博物馆+”是新时代社会进步、推动博物馆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其他社会资源协同文博相互整合资源的方式,是博物馆实现文化赋能,和对传统工作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博物馆+”的内涵特征是理念和方法的统一、是各领域同文博发展的双赢过程。文章先探究跨界融合下文博大信息量整个传播的意义以及可行性,最后依据该项工作的着力点提出跨界融合下文博大信息量整合传播的建议。     

论区域杂居族群的交往与整合——贺州族群问题研究

贺州市地处湘、粤、桂三省结合部,自古以来汉、瑶、壮族群在这里交汇融合。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族群迁徙,呈现出族群相互渗透、风俗互化的历史画卷。虽然族群差异仍然存在,但区域内共同的经济、文化、心理特征越来越明显,奠定了多族群融合的基础与和谐共处的分布格局。     

文化“双创”赋能传统村落振兴：内在机理、核心举措与实践路径

文化“双创”赋能传统村落振兴,既是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实现传统村落振兴的重要手段。其本质是将文化“双创”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优化传统村落的生产函数,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互补共生关系的同时,共享相关生产要素协同创造的附加价值。这一模式,不仅最大可能地保留了传统村落村貌的原真性,更保留了原有的生活网络、文化脉络和社会结构,使传统村落进入良性的经济自循环中,并最终实现传统村落的振兴。因此,要改变一味地以物质资源投资实现振兴的旧思路,战略性优先文化投资;吸引多元主体加入,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强调“在地活化”,落实“一村一品”;重塑村民文化认同,激活村民内生动力。文章还对具体的实践路径进行了科学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