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合作视阈下的海洋公共危机治理

由于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存在,单个国家或区域内的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危机,因而区域合作治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合作治理海洋公共危机,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等主体建立起伙伴关系,共同成为区域危机治理的主体,同时需要推进海洋"区域化"进程、协调区域间政府或国家的合作关系,明确海洋主体间的联动与合作机制,完善区域海洋治理体系。     

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论析——以汶川大地震为研究背景

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是现代政府综合实力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融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于一体的各级人民政权是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的治理主体.此次汶川大地震是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在应对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表现出卓越的应急能力,彰显了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政府危机治理的效能.但是,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把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作为政府能力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和基本目标之一.汶川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全球海洋治理：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框架

海洋具有广袤性、流动性、边界模糊性等特性，这些特性使得海洋问题具有全球性。全球海洋治理不仅呈现主体多元性、客体多样性、机制复杂性等特点，而且其治理问题具有鲜明的多维度性、整体性、自组织性，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多视角的类型学分析框架加以研究。从地域范围、物理空间、管辖权及领域议题等维度对复杂多样的海洋治理问题梳理与分析，可揭示全球海洋治理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局部海洋与整体海洋、国家海洋利益与全球海洋共同利益，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安全以及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的关系。实现全球海洋善治，正确处理好人海关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才是可行路径。     

探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路向选择

文章就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只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现状,提出我国需要建设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和家庭及国际组织等全主体力量的参与,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全主体、全危险要素、全过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着眼全球视野的治理网络,凝聚全国组织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整体合力;着力全主体应急平台建设,整合全部资源畅通公共卫生危机的信息机制;着手全方位应急预案体系,操演全新流程强化公共卫生危机的响应计划;着重全国民疾病防控体系,强化全员监督提高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着实全社会应急知识宣教,推动全民学习锻造公共卫生危机的组织实力。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协同治理

当今社会,与一般的海洋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治理不同,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应对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下危机管理领域的重要课题.不可否认,我国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协同治理体系存在一系列困境,综合协调机构和应急指挥平台建设的缺失与滞后,综合性环境保护法律的缺陷与不足,社会参与意识淡薄、参与程度不高,应急信息沟通和信息发布机制的不完善和不健全等.基于风险理论的视角,我们应用协同学的相关原理,尝试性地提出构建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协同治理的新模式:完善协同治理的法规制度、优化协同治理的应急管理机构、健全协同治理的公众参与制度、搭建协同治理的信息平台、借鉴协同治理的国际经验.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当代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

与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倡导多元主体通过集体行动来制定正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程序,更好地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卫生治理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侨华人自组织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通过对华侨华人自组织的跨国治理行为特征、治理机制、动力因素与挑战等问题的探讨,诠释了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自治—协同”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微观主体的现实考察,丰富了全球卫生治理研究的内涵,对有效理解与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世界人民追求包容互鉴的稳定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冲击与回应:主权债务危机下的国际金融规则和体制

近现代以来,不断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对国际金融规则和体制产生了一系列的冲击,包括对主权债券豁免、一致行动条款、主权债务危机预警机制、主权债务危机合作救助机制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冲击,国际金融规则已经作出了相关回应:形成放弃豁免规则、采用集体行动条款、构建主权债务重组规则。然而,国际金融体制尚未为化解主权债务危机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将来应当在建立主权债务危机预警机制、完善主权债务危机合作救助机制等方面有所作为,以适应国际金融领域的新     

从“脆弱性”到“韧性”: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风险与应对

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灾害风险。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多重复合致因的卫生安全风险考验着羸弱不堪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凸显脆弱性风险，表现为治理共识的“离心性”、治理主体的“分散性”、治理体系的“粗放性”以及治理举措的“被动性”。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所带来的理念、体系和技术等羁绊，克服传统“碎片化”治理的短板，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韧性治理体制机制，是有效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风险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融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筑牢与多元主体合作、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纾解困境、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略论后危机时代中国模式的政治参与

经过了全球金融和经济的强烈冲击,世界经济开始缓慢复苏,随之进入后危机时代。在危机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的中国模式在政治参与方面日益呈现出新的特点,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针对当前政治参与所存在的结构失衡、规则无序和冷漠倾向等问题,需要我们正确、客观地应对。     

不确定性、决策机制与审慎的义务——全球变暖怀疑论的事实、逻辑与启示

当前围绕气候变化及其治理的主流话语中,全球变暖及其可怕后果的危机前景与忧虑情绪,已经渗透到大众舆论与日常生活之中。危机舆论及其心理效应对气候治理的激进方案及其利益博弈有深刻影响。在主流话语的危机氛围中,认真倾听全球变暖怀疑论者的观点,对深入认识气候变化及其治理方案,权衡全球变暖与人类社会面临的其他风险的紧迫性与真实性,反思应对风险的决策机制与审慎义务,寻求应对变暖风险的恰当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治理下的国家气候传播机制研究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深化全球气候治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高碳社会造成了今天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难于承受的副作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政府作为管理和规则的制定者,保障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软实力体现中国的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与核心地位,非政府机构、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气候传播的利益相关方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     

国家治理能力与地方治理的困境

国家治理能力不仅仅是制度的整合和应对社会变动的能力,更主要是执政者的理政能力,说到底还是执政者的能力建设问题。从执政者能力提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入手,认为执政者是社会规则的引领者,也是社会规则的守护者,还是社会价值的代表者。近些年来,由于城镇化加速,社会利益分化在加剧,社会矛盾多发,如何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各类社会冲突,已成为地方执政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国家和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应从转变政府职能定位、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和培育社会力量等方面着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政府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及应对规程研究

随着网络舆情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对网络舆情进行有效治理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网络舆情一旦演变成群体性危机,使群体性危机呈现"互联网+"特点,并且网络舆情催生的不稳定因素也会加剧潜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发生。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探索对网络舆情信息与危机的分析和研判,创新收集网络舆情信息的方法,遵循有效性、连续性和详尽性的原则,不断创新和完善互联网信息处理技术为政府收集网络舆情信息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条件。在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过程中,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性规则,来指导政府出台与执行网络舆情治理的政策,这些原则包括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导向,依法治理与情感治理相结合,疏导为主、疏导与预防并重,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相融合,软件建设与硬件建设同推进。     

公共危机事件中我国政府公共管理效能探析

全球化的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已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能否有效地应对一系列社会公共危机已经成为考验和评价一个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和公共管理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我国应设立独立的处理危机事件的常设机构,推进应对危机事件的法制建设,加强危机教育,培育危机治理的多元主体,并加强国际合作,提升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     

浅淡领导者与企业的危机意识

企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危机相随,企业的成功就是企业的领导者不断克服危机、排除危机的过程,企业的失败往往就是企业领导者缺乏危机意识,无法战胜危机的结果。企业领导者的观念意识和综合素质、法人治理结构、企业文化、战略规划、创新意识是决定危机意识强弱的关键因素。企业面临的危机大致有政治、法制、经济、社会、政策、产业、行业竞争危机等,企业领导者必须强化危机意识,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危机虽然无法预见、无处不在,但成功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海洋命运共同体下南海区域搜救合作的制度化构建

构建南海各国普遍接受且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是区域搜救合作制度化的核心。然而,由于南海国家普遍对于主权维护具有较高敏感度、部分国家单方主张搜救责任区以及美国等域外国家干预南海安全治理等情况,搜救合作规则的构建前景并不乐观。在此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其所包含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建的理念内核,有助于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增进南海国家搜救合作意愿,营造更加平等包容的合作平台。鉴于南海搜救合作基础薄弱,区域搜救合作制度化适宜采取软法与硬法相结合的构建形式,以包容且审慎的态度广泛接纳多元参与主体,同时将搜救责任区划分、争议海域搜救、战时搜救等敏感却有现实需要的议题纳入。目前南海区域治理处于变革的关键期,我国应主动引导区域搜救合作规则构建,提升南海安全治理国际话语权。为此,需要广泛同南海国家签署搜救合作双边协议,不断丰富和完善现有合作机制,全面提升南海救援能力,从而更好地提供南海搜救国际公共产品。     

转型期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缺失与再造

我国所处的转型期既是现代化建设承上启下、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机遇期,也是各种危机和社会冲突集中的凸现期.危机事件越来越多,时刻在拷问着我国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危机固然可怕,但更为可怕的是缺乏应对危机的社会机制.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我国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的能力缺失,再造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国际法视域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与中国贡献

18个“区域海”的分布确立了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模式。该模式突破了国家治理维度,在近半个世纪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表现出高度依存性和渗透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流露出综合性与复杂性。因此,寻求整体论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从理论上来看,新模式以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为溯源,将“条块”治理转向“系统”治理;从规范上来看,它基于《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聚拢了生成条件。在转型时,区域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是基本逻辑,从“中心—边缘”走向“去中心”为内部结构,多边主义下的规则建构是法律支撑,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互动为合作秩序。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四级治理体系下,一方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探索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观,另一方面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对现有海洋法律体系予以完善,将国家治理融入全球治理,以实现治理共融。     

常态与非常态网格化治理的共同模式与守正创新

网格化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新模式，依据治理情境的不同，网格化治理有常态与非常态治理之分。常态网格化治理注重格内日常事务的治理，而非常态网格化治理则是应对公共危机做出的超常规治理选择，两者有着共同的治理模式。公共危机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社会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治理的预警性、清晰性和整体性内在需求。常态网格化治理在面对公共危机不利因素的高度积聚时存在着治理与情境的失衡，即存在着适用性障碍，暴露出治理上短板或不足，需要升级、转换为非常态网格化治理，这要在依循共同的治理模式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补短堵漏和全周期打点来构建非常态网格化治理体系，进而提升网格化治理的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