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税国际争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新的国际税收争议,主要表现为数字税三种属性下主权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关于数字税相关问题的博弈。数字税国际争议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都有所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合作秩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用好WTO、G20等多边平台,主动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沟通数字税相关问题,在区域和全球多边等层面参与和推动数字税收规则谈判,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数字税相关政策试点。     

全球数字治理碎片化的表现、成因与应对

目前全球数字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其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治理主体、方式和涉及的子议题。具体来说,虽然有多元行为体的参与,但在国际层面仍没有达成合作的共识;虽然有多种治理方式,但基本是对抗的;虽然涵盖了诸多子议题,但缺乏共同的核心议题。全球数字治理之所以出现碎片化,除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体系、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以及理性选择的驱动等普遍性因素外,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风险社会失控的可能性以及数字安全的泛在性等特殊性动因。这不仅拉大了各国间的地缘政治张力,加剧了国际数字贸易结构的失衡,还进一步引发了国际媒体对真相的扭曲。在此背景下,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强调消费者主权,联合欧盟共同反抗美国企业主权的无限扩张;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积极构筑数字治理共同体。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模型创新与实证研究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农村居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兼顾维护社会稳定和调节收入差距的扩展功能.保障标准的高低决定了保障范围的大小和制度实施的效果(张祖平,2007).为解决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层次低、覆盖范围窄等问题,本文提出结合弹性理论的ELSE模型测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创新思路.实证研究表明,通过该方法得到的测算值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预测力.文章在阐述了弹性理论的实际应用的基础之上,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保障标准及其相关指标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人口税演进

户籍制度和赋役制度关系密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者长期将户口作为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户籍制度是否完善,以及人口的多寡和丁口的征税标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来源.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现状与路径选择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自全面建立以来,制度的实施成效明显、作用突出,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低保对象难以达到应保尽保的目标、低保对象确定困难、低保制度宣传不到位、基层低保工作力量薄弱等问题,应从多层次筹措资金、加强管理与监督、加大宣传、加强基层建设、建立健全综合性的低保制度体系等方面进行逐步完善.     

中国对全球治理困境的战略应对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全球化潮流进一步发展.当代国际体系虽仍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其能力和作用在全球性事务的发挥上显得相当局促,而针对一些地方性事务又显得不合时宜;而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公民运动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上所发挥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逐步成为国际事务治理的新方法,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新路径.但随着国际体系的发展,“全球治理”又面临着重重挑战而陷入了重重困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如何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去积极应对全球治理的新变化成为一重要课题.     

全球创新竞争中的中国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

全球化创新已成为 2 1世纪的发展主流 ,加入WTO ,促使中国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呈现出新的态势。作者在对中国制度与管理创新趋势的宏观分析基础上 ,提出了实施我国创新战略的多重目标和任务。     

网络团购给税收监管带来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网络团购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已成为广大消费者日常主要的一种生活消费方式,但它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其中税收监管问题尤为值得关注。通过对网络团购交易中涉税监管现状的考察就会发现,网络团购存在交易凭证缺失、课税对象不明、价款收付失当等直接影响税基核算的问题。究其原因,没有准确把握网络团购交易各类主体即消费者、实体商家、团购网站、支付平台和税务主管部门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当前网络团购交易税收监管难以有效进行的症结所在。对此,应从传统的“以票控税”这一基本税收制度入手,结合“信息管税”理念改进网络团购交易税收监管,明确网络团购交易税收征管的正当性、课税主体的确定性、征税管辖权的唯一性。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的困境与突围

我国现行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覆盖面较窄、低保对象难确定、管理机制不健全、法制不健全、低保标准过低方式单一、退出机制不健全、资金来源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现实困境.存在这些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农村贫困群体处于弱势地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合理、相关部门对农村低保建设认识不够等.要实现突围,应着重加强科学确定低保标准和对象,规范资金来源,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反贫困体系、低保退出机制等方面的工作.     

中美科技创新战略竞争驱动下的全球产业链演变格局与应对策略

在中美之间全面展开的科技创新战略竞争驱动之下,以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收缩的重大现象。同时,在持续性科技创新竞争驱动下,全球可能会形成中美各自主导的两种相互隔离式的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对以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产生挤压和重构的双重效应,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产生复杂的影响效应。面对中美科技创新竞争驱动下全球产业链演变格局所蕴含和暴露出来的新格局、新问题和新风险,中国必须以战略博弈思维和长短期策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前瞻性、针对性、系统性的应对。为此,在全球正在形成的两种相互隔离式科技创新体系的复杂格局下,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如何利用自身的全球第一大规模市场优势来尽快培育全创新链式和全球产业链式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主动通过打造与欧盟、东盟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创新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互利共赢体系,以“集体”对“集体”和“利益同盟”对“利益同盟”的策略,维护国家发展利益。     

全球科技创新发展趋势与中国创新驱动的战略抉择

伴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科技发展交互融合、创新要素内涵变化、新型研发模式与研发组织不断出现、创新活动由封闭迈向开放式创新与融合式创新、全球创新中心由传统的欧美中心向北美、东亚、欧盟加速转化等发展趋势。在全球竞争新态势和国内发展新环境的背景下,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显现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企业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大都市集群的创新效应逐渐显现、企业投资基础研究的意愿上升、协同创新模式更加多样化等特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创新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推动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财税政策的关联性分析

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之一。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财税政策密切相关。本文分析了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财税政策的局限性,提出了完善财税政策的对策。     

政府补贴方式与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讨论政府补贴方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该文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使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税收优惠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东、中、西逐渐降低的态势;从全国来看政府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都具有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而分地区来看政府研发补贴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负相关,与西部地区正相关;税收优惠与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正相关。据此,政府部门应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加大核心技术研发的税收优惠力度、优化外部环境以进一步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全球贫困治理的困境及其创新发展的中国贡献

全球贫困问题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贫困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不断发展,表现出鲜明的特征。但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使全球贫困治理面临重重困境。对此,中国提出一系列引领性的治理理念,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推进本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为推动全球贫困治理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

中国需要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的特殊理论视角 ,即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 ,它是指 :1 把全球治理内化为本土的跨国合作 ;2 把全球治理锁定于全球问题的治理 ;3 把全球治理植根于本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基层民主的建设。中国正实践这种全球治理 ,并为世界提供着新鲜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1 多主体、多部门合作制度是实施全球治理的基本形式与有效机制 ;2 政府在全球治理中仍起主导作用 ,但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权力与管理观念正日益更新 ;3 全球意识与全球价值在全球治理中有所体现 ,但与全球变革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4 公共精神和公民共同体的建设是全球治理造就的宝贵财富     

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

数字科技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具有“双刃剑”作用。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条所面临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沟,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细化分工、深度延展。但数字科技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本土,简化工序流程,导致全球价值链表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扁平化等特征。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未来全球价值链将表现出以下重构趋势：产业回流引发纵向收缩,区域合作导致横向延展;“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链延展,“产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字空间内扩散;“链主”企业实施的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是推动不同价值链展现出差异化重构走向的微观基础。有鉴于此,中国须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建,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凸显中国数字优势的区域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