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的真概念

艺术之真与科学之真是同一个真。艺术之真非即科学之真指艺术与科学的不同以及欣赏艺术与理解科学的不同而不是真的不同。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艺术中包含有真的、假的以及难以判断真假的内容,但在欣赏过程中却可以把它们当成真的接受,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领悟到社会人生之理。欣赏艺术时获得的真的经验虽然与真的科学命题或理论不大一样,但真本身仍然是通过与现实的对照来说明的。     

真的探寻——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创作审美价值论之一

真善美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首先追求的是真.以此为审美价值基础,来审视陕西当代最具代表性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从而把握他们创作上审美价值建构的差异性:构成路遥审美价值的核心是真,围绕着真而追求善和美的审美价值建构;陈忠实是以其生命情感体验的善为审美价值建构核心,真实的、美的文学艺术,首先应当是凝聚着善的审美价值内涵的艺术建构;贾平凹则是以美为自己创作审美价值建构核心,追求的是一种生命本体精神之真.     

“真知”的路与障——论南社的“国学之真”

晚清国学是一次思想革新,某种程度上,以重新阅读和言说完成了将传统学术从君主制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体现在南社的国学中,其表现之一就是南社对“国学之真”、“孔学之真”的强调与追求。他们将追寻国学真知,定位于自由开放的学术精神,来反抗封建专制的思想束缚。但是他们受传统的羁绊太多,无法超越传统“语言”之障,没有实现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     

《左传》的“求真”精神初探

《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史籍。它记载了大量历史事实,描绘了春秋时代的历史面貌,表现出对事实之"真"的认识;另一方面,《左传》在记史中又表现出对伦理道德不同的认识,反映了对观念之"真"的追求。此两种"真"在《左传》中密切联系,相得益彰。《左传》的"求真"精神反映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巨大进步。     

论梁宗岱的“两种文化”

从梁宗岱相关的阐述上可以发现,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科学与审美的相互联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梁宗岱所谓的"艺术之真"既有文学性方面的美,又有科学认知方面的真;其二,艺术思维在培养科学的认知主体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系到科学与艺术发展的现状,梁宗岱不无忧虑地担心"两种文化"的分裂,这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理性现代性与感性现代性的内部张力。其"两种文化"的论述,虽早于英国人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危机的断言,在国内学界却曲高和寡。     

经验的往复--历史进程中的巴金文学真实观

本文选择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作为考察对象,将巴金琐屑的经验性表述与20世纪的文学史进程比照参证,勾勒巴金文学真实观念的基本形态和演变过程。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处于“经验之真-真理之真”的结构中,但主要落脚于经验性的真实。巴金的文学真实观念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来考察,即三四十年代关于经验之真的表白、五六十年代对“主义”之真的接纳、七八十年代向经验之真的回归。     

论庄子哲学中的"真"

“真”这个字在现存《庄子》之前的古籍中几乎找不到。“真”作为哲学概念的提出,是庄子的一大贡献。“真”概念的出现,反映了“哲学突破”时代中国哲人对当时人类文明成果的怀疑与反思,表达了他们试图突破自身有限性而指向超越之域的精神诉求。庄子对于“真”的探求和理解,通过“真人”、“真知”、“真性”等富于意象性特征的概念得到了具体的表述。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公理化组合真之理论研究述评

公理化真之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将真公理添加到基础理论中,并以真谓词T对基础理论的语言进行扩充。用塔斯基定义真时所使用的归纳条款进行公理化并添加到基础理论,就能得到组合真之理论系统。公理化组合真之理论在以PA和ZF集合论为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向上取得了若干成果。公理化组合真之理论以真谓词是否允许作用于本身带有该真谓词的语句为划分标准,分为“类型组合真之理论”和“无类型组合真之理论”两个路径。     

欲与情：“以自然之为美”——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逻辑结构

关于欲与情,李贽首发“以自然之为美”的宏论,其所谓“自然”包括四个维度：首先,根本指向是承认“欲”的自然正当,为个体私欲即生命主体的感性欲望正名,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导思想;其次,“情”以欲为源,不齐之自然人欲的流行发用生发不齐之自然“物情”,打破发乎情、止乎礼的礼教传统;再次,任情从欲即为自然,把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和情感的快适即“真”视为超越世俗美丑判断的新标准;最后,“童心说”强调文艺创作应是“自言”、“自文”,实为自然之“真”的具体落实和集中体现。这些,构成了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     

苏洵与"纵横"

苏洵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颇为特殊 ,不但功名最薄 ,官阶最低 ,传世文章最少 ,而且杂糅纵横之学 ,取法纵横之术 ,挥洒纵横之文 ,带有鲜明的“纵横”烙印。苏洵文章之所以独树一帜 ,就因为特色鲜明 ,自成一格 ,而最突出的特色便是具有纵横之风     

副词"真"的主观性分析

一般认为，“真”是一个多功能词，兼有形容词和副词的性质。但是，对副词“真”的性质有认识不清的地方，存在着分歧。通过对副词“宾”的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考察，我们认为副词“真”从说话者的视角，表示说话者对客观事实“真实性”方面的主观评价，是评注副词，用来加强肯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美中之真与真中之美--美学本体问题再认识

就哲学层面而言,人类自身始所面对的真与美的问题是比较基本的问题。哲学之真有其三重规定性：逻辑之真、认知之真、本体之真。同样美学之美也蕴含着相对应的情况。而当谈及真的问题时,便必然进入到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由真及美,美与真相融合,进而确证美的本体。而以其相容之能动性,故此是实践的。这种实践的美学本体论中,美以真为基础,并最终统一于实践的本体。     

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福柯的"人之死"

尼采的"上帝死了"指的是人要独立于世界,必须否定那个设定了终极价值和意义的上帝;福柯 的"人死了"指的是随着语言回归自身,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于西方哲学中的"人"的概念将失去意义.在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福柯的"人之死"之间有着血缘关系"上帝"和"人"都是人的发明,人借此确立了自身的特权地位;在解构了"上帝"和"人"之后,审美成为人生最重要、最本真的事情.     

现代小品散文与老庄意脉

现代小品文来自于域外,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民族化。小品文是在老庄思想及老庄思想影响的言志散文传统的启示下兴盛的,小品文重个人、反载道的内容,幽默闲适、平淡自然的格调,随性而谈、不拘成法的文体特色无不是这种启示的表现。小品文在现代的兴盛,实际上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复杂的现代条件下,向传统思想寻求精神庇护的体现,虽具逃避倾向,但在客观上维护了人性之真,使得老庄思想在受主流思想激烈批判下保留了发展空间,延续了民族文化意脉。     

论刑法之真——刑法文化的第一个勾连

刑法之真是指刑法在符合事物的状况和规律中得以制定出台,后在自身的内外协调运行中反映刑事个案的事实真相,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且行刑科学。刑法之真是"刑法之本真""刑法之自真"和"刑法之用真"的有机整体。立于"符合论"以"事实真"来界定刑法之真,则主体客体化是刑法之真之哲学本质,而这也符合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刑法应然价值。在与刑法之善的关系之中,刑法之真之意义最终体现为刑法应然价值的实现。刑法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与有机整体是刑法文化的一种"化境",而刑法之真便是刑法文化的第一勾连。     

现代小品散文与老庄意脉

现代小品文来自于域外,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民族化。小品文是在老庄思想及老庄思想影响的言志散文传统的启示下兴盛的,小品文重个人、反载道的内容,幽默闲适、平淡自然的格调,随性而谈、不拘成法的文体特色无不是这种启示的表现。小品文在现代的兴盛,实际上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复杂的现代条件下,向传统思想寻求精神庇护的体现,虽具逃避倾向,但在客观上维护了人性之真,使得老庄思想在受主流思想激烈批判下保留了发展空间,延续了民族文化意脉。     

"忘知之知"——试析庄子的"真知"

哲学上关于真或真实问题的讨论,一般都归属于知识论的范畴。尽管先秦时期的庄子对认知意义上的知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庄子哲学里完全没有关于真知的思想,只不过庄子所主张的真知并非西方认知意义上的知,而是一种忘知之知的大智慧。在庄子看来,人们若只站在各自有限的角度,把自然万物当成和自我主体相对立的客体来进行区别,而不顾及对象事物本身周流不息的自然情状,那么所形成的观点就只能是有限的。故他认为只有从道的角度来对对象世界进行观照,即以道观之,才能获得忘知之知的真知。     

英语虚拟语气的"真"与"假"

虚拟语气是表示与事实相反或几乎相反的语气 ,其由表层结构决定的语音表达式为假层意义 ,由深层结构决定的语义表达式为真层意义。英语虚拟语气的“真”与“假”主要存在于副词从句和名词从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