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法治、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探讨

确立自治、法治与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对于“三治结合”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自治、法治与德治并非同一层面的治理方式,自治具有独立性,是高位阶的治理方式,居于核心地位,这一核心地位的确立源自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确立,法律法规与中央文件的明文规定,以及乡村治理实践的偏移。法治与德治不具有独立性,居于次优的平等地位,前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保障,它要求乡村自治不得逾越法律边界,法治政府的成立需去行政化,而重点在于约束村委会的行为;后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辅助,它一方面可以弥补法治的缺失,另一方面又可以修正法治的不足。     

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     

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入手,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生态宜居;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生活富裕。     

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研究

西藏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培养乡村管理人才、制定乡村发展规划、实施产业发展、营造乡村文化、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前提;推动产业发展是西藏乡村振兴法治的物质基础;创新乡村组织自治是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源泉;确保生态环境是实施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重点;营造乡村文化建设是实施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氛围;构建三维互动新机制是实施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功效。在具体实施中,要因地制宜、人才为本、发挥区位资源优势。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法与乡规民约自治相融合,是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发展方向。加强法治保障,全面推进多种主体积极参与、多种因素综合提升,实现共享共生共治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各民族的权利,也是各民族的义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的物质文化基础,为之提供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破解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地区从“自我意识”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治建设。《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强化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巩固精准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法治关系、法律维度与建设进路。     

乡村产业的发展韧性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基于散杂居地区民族村落的实地调查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是指民族乡村产业在面临内外环境变动时,借助于当地某些特定的关键性要素,维系自身持续发展或创新发展的一种主动解决问题和自我调适的能力。调查发现,M村在产业类型、用工、合作、经营等方面形成独特的韧性。关系网络、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治理体系等关键性要素,分别呈现出产业发展韧性的生成逻辑。当前,正确引导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由此激发其内生动力,对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作为“铸魂”工程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当前,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中呈现出传统文化传承断裂、落后观念仍然普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其中乡村人才缺乏以及乡村人才如何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新乡贤作为乡村精英理应成为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并可以基于自身情怀、责任及资财禀赋,通过嵌入式“在场”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如通过开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活动提升乡村民众的文化自信,通过挖掘和弘扬乡村礼俗促进乡村善治,通过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实践等,由此助推淳朴民风与和谐乡风的形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和乡村文化建设——以云南省乡村文化业为例

文化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民族乡村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运行机制,乡村文化建设就是生存方式的转变和提高;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对资源的认识能力、在多种经济形态上的生存能力和对制度的重构和建构的能力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少数民族加强文化建设和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国家治理视域下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五维考察与优化策略——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

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突显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极其重要性。国家治理是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治理,民族互嵌型社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推进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应以民主型自治社区、互助型爱心社区、体验型幸福社区、和谐型平安社区、健康型美丽社区等五维内涵为指向,并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考察民族互嵌型社区的五维建设成效。根据五维建设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或不足之处展开成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社会治理新模式：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无讼村屯治理模式是在无讼文化回归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多重治理政策合力作用下产生。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将无讼文化、基层治理、民族团结这三个分别具有传统属性、现代属性、民族属性的概念有机结合,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靠尝试。融合少数民族元素从主体、布局、方略、考核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探究极具文化特色无讼民族村屯的建设实践,挖掘无讼民族村屯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剖析阻碍无讼民族村屯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本原因,明晰无讼民族村屯建设中主体定位偏差、纠纷解决机制局限性以及“三治”元素缺失的建设生态。针对其建设生态,直面少数民族乡村基层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建设者宜构筑一核多元、调解高效、“三治”元素与民族元素相融合的少数民族无讼村屯治理模式,以真正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多重政策要求,从而有力推动少数民族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利益网络治理研究——以桂滇黔地区为例

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资源丰厚且价值多元,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资源,其利益网络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全面实现的重要环节。笔者对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治理的逻辑演进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其利益网络构成要素及治理存在问题,并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提出改善建议。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利益网络凝聚性不高、中介角色缺失及等级性显著的特征突出;治理主体间联系不够紧密,赛事治理沟通不畅等问题明显,需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搭建协同治理渠道、建立民众自治平台着手,以助力组织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关于北京少数民族乡村社区的发展问题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北京少数民族乡村社区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民族经济,缩小与首都郊区汉族乡村的经济差距,保持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是摆在农村工作者、民族工作者以及社会工作者面前的一项新课题.本文力求在北京少数民族乡村发展思路上寻求突破口,提出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在加大对少数民族乡村经济投入的同时,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并将助人自助以及提升社区居民能力的专业社会工作理念融人民族工作的新观点.     

西部民族地区法制政府建设的基层实践 ——以四川松潘川主寺镇"法治示范镇"工程为例

以法制政府建设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转型是民族区域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将极大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川主寺镇的“法治示范镇”建设工程实践包括以书纪挂帅的组织体系建设、以会前学法和法制宣传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建设、以依法行政和“权力清单”为主要内容的法治政府规范建设、以平安社区和“三调联动”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建设。川主寺镇法治国家建设生动的基层案例，为了解民族地区基层法制政府建设工程及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客观依据，也奠定了这一实践解读的理论框架。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善治实践——贵州省锦屏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创新与启示

通过对贵州省锦屏县三个侗族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创新实践的调查分析,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善治实践,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乡村治理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六个方面的启示.     

论民族自治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作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自治县政府面临中国县级行政机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普遍性问题和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殊性问题的双重压力,其治理具有基础性、民族性、地域性、自治性等特点.民族自治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当代中国民族理论以及现代治理理论为基础,着力解决自治县安全稳定问题、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民族文化发展繁荣问题、县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改革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通过完善和创新自治县各项制度机制、协调自治县多元治理主体关系、优化自治县治理方式、繁荣民族文化等路径,着重实现自治县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能力、治理主体培育能力、治理方式法治化能力、民族文化发展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视角下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乡村社会。新疆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存在"流动困境""公共性困境""治理主体的结构困境"以及"治理创新的困境"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来自乡村社会本身。因此,本文立足于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现实基础,针对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出在保持社会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创造社会外部链接,实现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发展社会组织、畅通社会力量参与途径,同时面对特殊又复杂的社会环境要在党的强领导和政府的强作为下多方参与,稳步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实现。     

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创新——中央与民族自治区互动关系的主题阐释

本文以国家治理体系理论为视角,在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中,探讨完善以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分析研究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区互动关系的自我认知和主题阐释,系统阐释中央集中统一指导下“俯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涵和运行机理,全面分析民族自治区自治发展上“仰视”单一制统一多民族国家集权治理体系,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社会治理等多维视角把握两者互动的基本主题,系统认知中央与民族自治区政府互动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治理结构.     

从“失落”的村民自治迈向有效的协同共治——基于金华市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分析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发展,农村居民需求日益多样,人口流动频繁,农村利益格局更加复杂,村民自治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调查发现,浙江省金华市立足农村实际,主动探索改进基层治理方式,走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创新路径。为了适应农村转型发展,破解由村民自治的困境,必须秉承“善治”理念,明确多元治理主体职责及协同互动,理顺乡村治理体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对社会治理作出的全新谋划。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治理既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又要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共同意愿与利益诉求。要实现这种内在的统一,就需要发动社会力量,让公众参与到多维建构的实践当中,通过全维视野的战略布局与多维构建的实践来共同生成。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创新采用的手段应该主要是调试、优化、改革与民族地区发展这一主题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最终要满足民族地区的社会需求。首先,通过完善现代自治下的法治化治理,将自治和法治相融合,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发挥自治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其次,在社会组织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同时,改变之前社会组织设立门槛高,手续繁的问题,重视对其培育和扶持。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协同互建。最后,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在对传统的治理技术进行创新完善的同时,需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利用好科技创新取得的技术突破。通过信息技术,建立网上数据信息平台,交流平台等现代化的联动共治平台。     

黑龙江省民族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乡村建设特别是民族乡村建设,是我国发展经济、统筹城乡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环节。黑龙江省民族乡村具有其独特的地域属性,特殊的地域属性对于乡村发展有优势也有短板。克服黑龙江省民族乡村发展短板,参考国内外乡村建设的经验,重点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和文化建设上推动黑龙江省民族乡村建设,进而实现兴边富民的目标,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黑龙江民族乡村建设中要突出民族乡村的特色,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族特色;因地制宜地把《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落实,有针对性有区别地探讨乡村建设问题;通过民族乡村建设,巩固和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带动民族乡村经济社会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