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金融约束与家庭创业收入:城乡差异与政策取向

金融的核心功能是支持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活动,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金融约束会限制家庭创业和创业企业的效率.基于CHARLS2008数据对金融约束对城乡家庭创业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城乡家庭创业普遍受到金融约束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存在城乡差异,农村创业家庭面临更高程度的金融约束.创业家庭人均资产每增加1万元,城镇和农村家庭创业收入将分别增加1080元和1306元,缓解金融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收入的边际作用更大.因此,未来应推动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改变传统的抵押和质押等以自有财富为基础的融资方式,缓解金融约束并提高家庭创业收入,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影响家庭金融素养吗——基于CHFS2017年数据的分析

过往的金融素养研究集中在经济领域,忽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金融素养关系的研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分析发现：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构成三要素中,家庭收入、家庭资产和家庭职业地位（ISEI）对调查对象的金融知识、金融风险态度和金融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宏观层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金融素养相关。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影响家庭金融能力,而家庭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态度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影响。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构建金融变量与社会变量的新分析路径,并为家庭资产建设提供具有社会政策取向的支持性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估计

采用2012—2018年四轮CFPS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收入负债比以及负债水平之后结果依然比较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排斥和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当家庭收入水平或家庭净资产额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农村家庭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有更显著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以及降低家庭过度负债风险中的作用。     

金融素养视角下家庭财务脆弱性问题研究

负债和流动性资产配置是家庭的重要经济决策。我国家庭负债的持续攀升导致13.5%的居民家庭具有财务脆弱特征。本文以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效果。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金融素养的作用效果表现为风险转移效应、风险分散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投资组合分散化和信贷约束缓解等理性行为来避免陷入财务困境。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对财务脆弱性有更大影响。推动金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水平,能够更好地引导家庭适度和合理地负债,有效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     

家庭经济与回族两性地位述论—回族两性家庭地位实证研究之二

回族两性的家庭经济地位是前人尚未量化研究过的一个问题。家庭经济对回族两性地位影响又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本文从经济收入、家庭经济管理和消费决策三个方面描述了回族两性地位 ,表明回族女性的经济地位已有很大的提高 ,两性的家庭经济地位的主导已经是两性平权型 ,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 ,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们的收入地位、管理地位和消费地位并不同步 ,在推进两性经济收入平等的同时 ,要重视社会文化的影响     

家庭生命周期与背景风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利用江苏某银行提供的包含13 000个客户资产配置的详细资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关注家庭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收入风险、房产风险等四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在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第三方存管、基金、黄金和理财等四类风险资产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效应和财富效应均显著存在,收入风险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呈现非线性关系,房产风险对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则表现为挤出效应。     

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和异质性

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U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U型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中年→老年转变时,...     

信任与家庭股票资产配置——基于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家庭资产选择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把信任这个主观感受作为一个可以量化的变量,将户主的主观信任感受进行分类,并分别运用Probit和Tobit统计模型,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变量的基础上,分析不同主体信任感受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家庭是否参与股票投资)关系的差异性,以及信任对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度(家庭资产投资于股票的比例)的影响。     

金融知识差异与我国家庭财富积累

通过应用中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研数据,本文系统的实证检验了改进后的金融知识指标、经济学专业、金融学专业以及家庭理财规划等因素对家庭各项财富积累的影响,并通过使用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验证了这种正向影响的稳健性。此外,实证结果中家庭理财规划以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的正向边际效应表明,理财规划可能是金融知识差异影响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机制。研究结论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居民金融知识差异对于家庭福利,特别是退休福利的影响。     

超越收入差距:幸福不平等与居民健康关系的新解析

缩小社会经济差距是否会促进居民健康是学界长期关注并争论的话题。既往文献多集中在经济收入客观侧而忽视了人们生活感受的主观侧,窄化了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主观幸福的分布态势是衡量社会发展状况时所不应忽视的,其也可能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增进。基于对CGSS 2005—2021多期重复截面数据的分析,考虑遗漏变量、测量误差和反向因果等问题,一系列回归结果稳健地显示:在控制收入差距的条件下,一个地区的幸福不平等越高,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越低。进一步解析表明:这一关系的驱动机制既包括“机械关联效应”,也包括“社会情境效应”;而社会情境效应的影响作用在幸福不平等的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变动中都有体现。这些发现拓展和丰富了健康社会学的相关文献,为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参考。     

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金融能力、数字化金融行为与相对贫困缓解——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法与因子分析法对相对贫困与金融能力进行定量测度,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金融能力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能力能够显著缓解相对贫困,且对居民的收入、教育、医疗和健康单一维度贫困也起到明显的缓解作用;金融能力能够通过改善家庭资产配置、促进居民创业和增加社会资本来缓解相对贫困;此外,加入数字化金融行为的金融能力对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更大。因此,应强化金融知识教育和培训,提升居民金融能力水平;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积极参与社会互动,扩大社会资本;提升数字金融素养,进一步增强金融普惠性。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CMD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助于阐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能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私营部门就业需求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增收的关键,但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农村流动劳动力创业增收和家庭财产增值的功能有待发挥,户籍制度依然是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建议借助数字化技术增强精准普惠金融服务获得能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城市包容性就业促进功能,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金融素养与投资意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家庭的资产增值功能。     

态度、认同与社会分层的主观建构——基于2008CGSS的描述性分析

社会分层既有客观的、结构的事实,又存在人们的主观建构。了解社会分层的主观方面,对于预见社会关系及社会运行走势有重要意义。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CGSS)显示,人们除了对家庭代际资本和关系资本在分层中的作用的认识有高度一致性外,同时在对个人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识上也取得高度一致。较多居民觉得中国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而个人的阶层认同则具有宝塔型特征。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处于中等程度,而对收入差距拉大非常关注。     

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调查数据分析贵阳市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3个客观变量和收入满意度、生活照料满意度2个主观变量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且具有稳定性。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和住房条件变量尽管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也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但在加入老年人个人特征变量和主观变量后,影响强度减弱,最后不具有显著性,说明这些变量的影响力不具有稳定性。     

城乡居民的公平意识与阶层认同——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初步报告

本文依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三次CSS调查的数据分析,描述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公平意识的变动情况,以及公平意识与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调查显示,多数公众认可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公平的,但赞同此观点的比例有所下降;公众认为不同阶层的上升机会是平等的,且赞同此观点的比例有所上升。公众大多数认为勤奋拼搏和良好教育是事业成功的主要条件,持有这种成功观的比例有所上升;而相信成功靠家庭背景的比例则下降了。多数公众认同自己处在社会的中层及以上,而阶层认同越高的人越是倾向于肯定收入差距、机会平等,即越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为后天因素,公众的阶层认同与公平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公众肯定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所做的工作,高阶层认同者更多关注发展经济,低阶层认同者更多关注公共事务。     

收入流动作用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逐年增大,使用基尼系数等指标不能全面反映收入不平等状况,收入流动的提出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收入流动能够反映长期内社会公平程度以及贫困人口收入上升机会的大小.收入流动对缓解长期不平等有作用,收入流动对缓解长期贫困作用明显.收入流动影响因素:个人和家庭基础状态及变化,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     

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闲暇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考察

主观阶层认同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还会由此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果,因此深入研究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对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收入、职业和教育）是否会通过闲暇生活方式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这一问题进行中介效应考察。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均会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重要的、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闲暇生活方式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对主观阶层认同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实践,必须同时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两种因素作为重要的考量。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表明,以农村存款比率、农村贷款比率衡量的金融规模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推动作用,而以农村存贷比衡量的金融效率对收入不平等具有缓解作用,农村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区域特征。应加快建立和完善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农村金融资源供给,降低农村金融服务门槛,使农村金融发展惠及更多人从而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