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湖南桃源回族族谱的叙事逻辑研究

族谱是书写族群共同记忆的文化实践,湖南桃源回族在其编修的族谱中将英雄祖先的事迹、军事移民的历史、忠孝爱国的价值理念融入族谱的叙事表达中,呈现家族肩负国家使命迁居到湖南军事要地常德的漫长历史,将地域生活实际和家族历史变迁紧密相连,表达家国命运同构的价值取向,弘扬中华民族的忠孝爱国精神。通过守望相助的民族互嵌叙事,体现多民族互嵌地区回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和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生活图景。研究桃源回族族谱的叙事体例、叙事动力和叙事情节,呈现回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以及通过族谱叙事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逻辑,展现少数民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本叙事——基于滇缅边境龙安村景颇族家谱的解读

家谱是族群共同体社会记忆的集体叙事。近十来年,随着跨境民族“家-国”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渐增强,滇缅边境的景颇族开始了家谱修编。龙安村已印制的孔、刀、刘三大姓氏的家谱都将溯本同源和共有家园作为叙事策略,凸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体现了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基础的族群身份建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家谱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定版”的文化表征,而且激发了跨境民族自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源动力,呈现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建构实践逻辑。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研究边疆跨境民族家谱现象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途径研究

通过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调查和原因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等方面都有待加强。因此,要大力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条件,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要着力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自信;加强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认同,从而使其在培育自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担当起国家民族政策的宣传者,担当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的责任,带动少数民族群众广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繁荣。     

土司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初探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大一统”。西南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在共同拓展中华疆域、共同发展祖国经济、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文中简称“四个共同”)的过程中,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土司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进程。     

明清时期泗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明清时期,随着国家权力向西南地区的延伸,泗城土司的国家认同逐渐加强。其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构建华夏英雄祖先的身份认同,积极贡赋、服从征调的政治认同以及主动研习儒学的文化认同。泗城土司高度的国家认同体现了其自觉的“华夷一体”的共同体意识,这有利于西南边疆的政治稳定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客观上推动了泗城地区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经学文本撰写传习滋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文化理论逻辑

经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以经学为中心的古代学术体系是孕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石,经学文本的撰写与传习的历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不断丰富和强化的过程。从古代人才教育与选士的层面来看,经学文本是育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学术源泉,汉唐经学提供了丰富且规范的育化文本,宋明理学凸显了经学文本的育化能力,少数民族政权均遵从经学文本的育化地位。从语言文字的规范历史来看,经学文本的书写载体与书写形式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体系,经学文本文字的规约性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型范,其演进性绘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记忆。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孕化与传承来看,经学文本熔铸了夷夏一体、天下一统的共生信仰,以及仁爱和合、礼乐文明的共荣信仰,推动中华儿女在信仰的恒辉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之姿走向今天,并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     

家国同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的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身份建构具有以“家国同构”思想为纽带的级联特征。木氏群体塑造的地方层面“边地王族”和国家层面“边地守臣”双重身份,经由家国同构思想的认同、表达和塑造,形成级联性的“以国为本”身份建构路径,“边地王族”身份被置于“边地守臣”身份中,木氏的国家认同也借此持续增强。难能可贵的是,木氏群体家国同构思想的塑造还形成了“家国共命运”理念。这种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身份建构路径,既展现了家国同构思想为边地群体认同、表达和塑造的历史过程,又彰显了边地群体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主动、积极的努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历史侧面。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为在当今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视域下,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指明了方向。基于此,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凝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引,就必须牢固树立各民族休戚与共的价值理念、荣辱与共的价值理念、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信仰,就必须涵养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之“源”,引导中华民族文化的感召力之“流”,延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之“势”;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家国情怀,就必须弘扬守护边疆的忠诚担当、大爱无疆的深厚情怀、共同发展的无私奉献。     

虎文化叙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虎文化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体发展轨迹来看,虎叙事从先秦至明清,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深植于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王权一统和秩序建构、抗争意识以及虎信仰与儒家思想共融是虎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典表述;对当代虎故事文本的行政分布、族群传承和故事类型的考察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历史的延续性与现实的发展性。虎文化叙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巩固集体记忆、共铸民族品格和强化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指向是对共同祖先的认同和尊崇,以及由国家一统与抗争意识带来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及道德风尚良好的大同盛世。对虎叙事这一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思考,将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价值观念的同一性和共同性,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南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方志文本叙事研究——以同治和民国《咸丰县志》为中心

由流官主持编修的方志以地方官绅的视角叙述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同治版与民国版《咸丰县志》都通过“礼仪标识”书写当地民众的国家认同,即从典礼仪式的叙述、“旌表”标识的凸显、风俗教化的书写、节日礼仪的涵化四个方面叙述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从对王朝历史的强调、以地名标识书写归附、以权力标识书写规训三个方面叙述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认同。方志文本关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书写,是地方官绅、民众凝聚共识的文化实践,体现了地域社会的中华民族认同从“自在”到“自觉”的社会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具有超越时空的延展性和稳定性,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壮族祖先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基于广西田林县福祥村的田野考察

文章以广西田林县福祥村黄氏宗族为例，从族谱、祖茔和宗祠的壮族祖先叙事中，揭示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分。壮族祖先叙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互构关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场域和展开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型塑着壮族祖先叙事。在当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背景下，对包含祖先叙事在内的民族文化加以合理引导和传承发扬，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开展的重要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基本逻辑——从媒体话语叙事到文化价值认同的新透视

中华民族理论探索和构建的过程始终立足于近现代中国的现实发展。本研究通过对意识观念萌生、文化历史溯源和社会现实观照三个方面的历时性梳理,试图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基本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认识和新时代民族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在凝聚成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在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不同媒体的话语叙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独特的内在传播逻辑。机构媒体兼具权威性和拟人性双重风格,在传播叙事中强化国家整体性。平台媒体的技术赋能,也强化了议题的交流讨论和用户的具身体验。内容生产者利用自媒体进行个人叙事,更多主体参与到中华文化的主动阐释和书写叙事,传递民族独特性。中华文明是在互相学习、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各有特色,各民族在遵从各自的民族认同的同时,又始终秉持共同的价值认同。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同的媒体话语叙事中得以发展、强化,技术的发展进步为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们进行民族话语表达和民族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的表演和展示平台。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成与实践指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表达了中国各民族共命运性的联系,彰显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发展的新境界。民族创造文化,文化凝聚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作用下逐渐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从民族自在实体到民族自觉共同体的历史变迁。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了丰富的文化意涵：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凝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文化源泉;文化认同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决定民族发展的长远和根本,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基石;“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格局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特质,彰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包容性与生命力。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生成进路与文化发展意涵,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文化遵循与实践方向,对于充分释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认同:土司研究的新视角

土司是元明清等朝利用少数民族首领代表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的产物,研究我国历史和民族史的土司问题应以国家存在为前提.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通过土司制度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历代土司逐渐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在封建王朝强调的治统一贯中,历代土司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内化”、民族地区的“内地化”和政治一体化;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文化共享中,历代土司通过文化交流和兴学启智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进程和文化认同;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民族一体中,历代土司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活动参与并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和民族认同.     

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构成、价值阐释与实践路径 ——以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为叙事载体

红色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共创、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之一,在维系民族精神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占据重要位置。本文以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为例,探讨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以及实践路径。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作为红色文化的物理空间、革命精神发扬的文化空间,其红色记忆和行动均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内容构成具体包括纸质文献、场所场地、用品用具、设施设备、文艺作品等。以红色文本为叙事载体再现中国人民红色基因,在生成中激活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价值、在阐释中提升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价值、在传播中延伸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价值。增强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普及红色文化教育和强化党政引领是推动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策略。     

中华民族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研究中华民族问题时不能回避的两个概念。当前学界在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时出现了忽视中华民族认同问题，强调的“共同性”是指56个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把中华民族作为56个民族的总称，甚至否认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底与主干，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体现着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归属与赞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建构科学的中华民族观，并在社会生活中传播中华民族知识，同时，要依据中华民族的结构、历史、文化等民族特点来构建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命运共同体。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土司文教制度:乌江流域例证

元明清等朝制定土司文教制度,通过崇儒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培养民族地区封建人才,致力于文化统一和思想控制,促进各族历代土司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乌江流域各族土司及家族子弟和俊秀土民子弟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深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也为土司制度的废止作了文化和精神准备.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节庆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民族流动的通道，而且是一条文化交流的通道。作为许多古老民族生活和迁徙的通道，沿线不同民族在移动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交融不断深入和加强，形成了虽然各具特色但又多民族共享的节庆文化。本文主要介绍南方丝绸之路上民族的流动和文化的互动、交融的历史，以及由此所生成的文化共享，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提供一个典型案例，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     

民族地区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为例

民族地区高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少数民族大学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主体。在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民族的情感认同、价值观认同、实践认同的基础上;遵循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教育理念,实施增进共同性、包容尊重差异性的教学方法,构建社会—文化—历史的知识结构体系;通过嵌入主题学习、网络+育人模式、专项研究基地和师资队伍的建设等实践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中的基础,从而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