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视阈下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脉络

本文旨在从治理逻辑的角度对我国文化政策发展与转型的运动轨迹进行理论化阐释,并进一步探讨它的发展趋势。"党的革命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市场经济理性",和"公民权益理性",这四种主要的治理逻辑构成了建国以来中国文化政策的场域。在这一框架下,我国文化政策经历了从党的革命理念与国家文化领导权相结合的主导逻辑向国家文化领导权与市场经济理性相混合的逻辑渐进式转型。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内涵从阶级政治的斗争哲学转向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性。尽管这一转型尚未彻底完成,伴随着国家发展的需要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确立,一种新理念--公民权益理性,正在兴起并开始影响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国正迎来文化政策的第二次深刻转型,将向着与公民权益理性相融合的文化治理方向迈进。     

社会建设的困境：生产主义与保护主义之间

基于文献梳理,本文从社会政策的视角识别当前社会建设的内容与特征,并将其定义为福利国家建设。围绕有效治理与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本文发现现有的治理机制使得中央政府层面旨在达致保护主义社会政策的规划在地方实践层面演变为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实践,地方政府的社会建设实践面临着生产主义取向与保护主义取向的紧张,不能有效地处理秩序与权利,维稳与维权的平衡关系。尽管网络问政推动的问责与人口转型诱致的劳动力竞争,构成了突破这一困局的积极因素,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实现治理转型而具有局限性。     

国家治理的模式转换与逻辑演变——以环境卫生整治为例

运动式治理、项目化治理和合作式治理都是为克服常规化治理资源匮乏问题而设计的。本文以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环境卫生治理为案例,分析国家治理逻辑的发展变迁。文章从科层化—社会化和控制—激励两个维度将国家治理模式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指出三种模式的依次转换源于资源动员机制。尽管三种模式的逻辑各异,但都需要实现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项目化治理已经替代运动式治理,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项目化治理面临多种困境,由项目化治理向合作式治理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突破路径。     

中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经济解释:理论与实证——基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视角

科学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角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基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视角,可构建偏向性政策—经济增长—政府规模扩张的逻辑链条,分析发现:发展型国家的首要目标在于寻求经济增长,政府规模扩张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条件的;在增长初期由于资源极度稀缺,发展型国家只能优先选择少量战略性部门进行偏向性政策扶持,从而快速突破资源约束;部门之间的前后向联系为战略性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协作共赢创造了条件,激发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性努力;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逐渐加强的利益冲突产生了调整偏向性政策的需求,以重新分配经济机会或调和社会矛盾.在上述过程中,市场和社会催生政府推出偏向性政策,政府规模扩张伴随着经济增长得以同步实现,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2SLS模型检验证实了这一论断.为避免偏向性政策带来过度的社会分化,需适时调整偏向性政策,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创造热情,避免利益集团的固化.     

中国城镇化与现代国家认同的三维建构

现代国家认同是公民对人民主权实现的方法、过程与结果的认同,它既是公民身份与现代国家交互的塑造机制,又是对国家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体认结构,这种认同在为公民提供本体性安全的同时提升了国家聚合力。在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化正成为新时期国家认同的"解码器"与"凝合剂"。新型城镇化的历史语境、实践逻辑与全球视野为国家认同提供了新的基础。城镇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建构,应遵循"基础依据—范式转变—展开图式"的实践逻辑,实现以"价值—结构—秩序"为中轴的开放性国家认同,通过对认知思维、制度系统、政策模式、交互方式以及信任结构等支撑机制进行协同性调整,引导认同范式的社会化转向。     

家庭政策支持:全面二胎放开后人口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本质上反应出国家对人口均衡发展议题的重视。但是,在探讨人口均衡发展的具体实现路径时,作为生育行为的基本决策单位,个体(个人与家庭)的利益诉求如果被忽视,宏观的人口均衡发展目标也难以实现。微观人口系统及其行为聚合通过聚合效应和外部效应,按照"结构—过程—结果"的路径促进或制约宏观层面的人口发展,因此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立足于微观个体人口行为的发展逻辑,通过家庭政策的支持来提高家庭福利,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从“总体”到“整体”——新中国70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围绕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历史使命,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单边吸纳、弹性依附、共建共享三大阶段,具体表现为从总体社会到整体性治理的演进路径。上述经验事实遵循了"时代背景—政策目标—权力结构"的独特逻辑。国家与社会并非此强彼弱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建构—解构—部分重构"螺旋式上升过程。随着社会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新时代社会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巧妙嵌入社会领域前提下的甄别性吸纳,其符合整体性治理特征,并有力回应了外界对中国国家性的片面认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对于当前我国开展的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在自身的演进与发展过程中遵循顶层设计与渐进调适双重逻辑。在这双重逻辑的主导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能够保持科学性和发展性。通过展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演进逻辑的作用领域,以民主化治理为基础、以法治化治理为关键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风险甄别、治理逻辑与政策建议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现阶段加强我国农业基础地位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但在政府主导型或行政嵌入式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进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因受以现代化和城镇化为特征的发展主义思维逻辑影响,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定位存在认识偏差,导致在整治实践中存在政策扭曲、错配和异化行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潜在风险。文章尝试突破"经济—社会—生态"等正外部效应的分析进路,以风险视角切入,探讨风险的多重样态及其治理逻辑,并提出有效防范或治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风险的政策建议。     

论国家生态环境安全法律问题

本文分析了国家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产生及演变 ,比较了各国相关制度的差异 ,在研究我国国家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特殊性的基础上 ,阐述了影响我国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主要因素 ,并对完善我国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法治保障提出构想。文章认为 ,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次 ,应有宪法和国际法依据 ,我国目前主要局限于国内政策和环境法层次 ,应予重新定位。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我国场域内的反贫困逻辑:基于多维理论视角

贫困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为不同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构建与实践检验的时空场域。围绕着贫困的性质、动因及治理形成了各具特色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经济溢出"视角将贫困视为低水平的发展,认为区域经济的增长能够通过涓滴效应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带动该区域整体实现反贫困;"社会公平"视角将贫困视为对受贫者的不平等待遇,从群体的自身素质及社会网络中寻找贫困的动因与治理方式;"政策实践"视角则将贫困视为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扶贫政策的项目内容、瞄准机制与资金绩效等环节对反贫困政策实践进行绩效评估与改进修正。基于上述视角的评述,这里提出一个可谘反贫困本土化研究的新理论视角,即"国家治理"视角,建议从扶贫理念、制度安排和官僚组织运行三个层面观察国家所构建的"反贫困"社会改造工程,探索扶贫背后的国家治理理念、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家组织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路与理论逻辑——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十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实践,描绘了未来发展目标。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直到党的二十大,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不断深化发展。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中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可以看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国家产生与职能”学说、“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与国家”理论、“三个共同体”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述。     

国家战略发展平框架下的地下资源政策再造

在国家战略发展框架下,所有公共政策必须服从于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共同富裕.分析显示,地下资源的经济价值巨大,地下资源政策对于促进分配公平、实现全民共富有重大意义;然而,当前政策效果与共同富裕的目标南辕北辙,并引起受益分配不合理、制造腐败机会以及加剧部门与地方利益个体化.因此,地下资源政策亟待再造.文章提出政策再造应以量子理论为理论基础;政策创新途径应从理念、体制、管理、市场、税收及社会六层面入手,以寻找政策再造的有效手段.     

国家、市场与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前瞻

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国家、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角色,是社会政策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以此为视角考察新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将其分为三大阶段,即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时期、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及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将国家视为社会政策的唯一主体,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在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大幅度退出社会福利领域,市场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注重借鉴当代国际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新世纪初以来,在实施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建设等重大战略举措的背景下,这种新型社会政策已经曙光初现,但其发展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进及政策工具分析

探析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演进规律,对新时期进一步完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规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进历程可归纳为探索起步阶段(2004—2011年)、初步形成阶段(2012—2016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按照“分散出台,体系化与细化并行”的演变特征,探索起步阶段实施环境保护领域各分项治理行动,初步形成阶段出台总体性农业污染防治规划及纲领,快速发展阶段体现为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单元的细化和针对性政策的出台。政策演变遵循从低阶向高阶的动态跃迁路径,最终将绿色作为发展的内生动力。命令控制型、信息公开型、自愿参与型和经济激励型等四种政策工具协同形成农业绿色发展多元激励与约束的政策体系,探索起步阶段和初步形成阶段以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等外部规制手段为主,快速发展阶段注重使用信息公开型和自愿参与型工具。未来应继续完善政策体系与政策内容,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结构。     

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逻辑、路径及其限度

乡村文化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内生权威弱化和治理功能式微的困境，呼唤国家治理的嵌入。在我国，国家逻辑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文化变迁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其独特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组织权威能够有效链接和整合国家与乡村、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在具体实践中，国家逻辑以价值引领、组织领导和制度嵌入等三种路径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和利用乡村文化治理乡村。为避免过度嵌入引发治理的内卷化，国家逻辑应以不损害乡村文化的多样性、不消解文化治理的协同性、不抑制农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为边界与限度。     

试论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

政策科学关乎国家治理.政策科学的发展是同公共行政实践变化紧密相关的,而随着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与成熟,政策科学亦演变成为其中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处于面临各种挑战和机遇的体制转型期,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针对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选择出恰当的决策模式,更好地承担其导向、协调与稳定社会的职能.本文将政策科学放到公共行政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对政策科学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和事实描述,这有助于明确政策科学的兴起、演变,把握政策科学的发展取向,对达到政府善治的追求有理论上的促进作用.     

“近北极国家”的北极政策类型划分及共性主张

受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影响，北极的潜在战略价值逐渐凸显。北极八国现已将北极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促使“近北极国家”也积极制定北极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介入北极事务，积极参与北极治理。通过界定“近北极国家”的概念与范围，归纳分析“近北极国家”的北极政策类型。“近北极国家”的北极政策虽有紧迫型、适应型、关注型之分，但“近北极国家”北极政策一般都遵循一致的原则和目标，国家间也存在诸多有利于北极发展的共性主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北极国家”介入北极事务的航线开发利用共同路径，以期为分析北极局势、缓和北极争端提供思路，进而为中国进一步制定北极政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