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制度与国际秩序

在国际秩序演变进化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体系、以权力分配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均势与霸权,一直是维持国际秩序的基本模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和交往合作的加强,规范和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现实主义困境",通过国际组织这一规范和制度的载体,构建和维系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     

对国际机制发展的重新评估——以权力和制度相结合为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的自助行为是权力相互竞争的产物,而和平稳定有序的国际秩序则来源于权力和制度的共同作用,国际机制就是为适应权力的合理分配而设计的国家间竞争合作的制度化安排。运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分析方法对相关国际机制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可以从权力和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来评析国际机制的运行和发展。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不简单,它不仅仅涉及经济层面的问题,在更深的层面,还涉及两个重要的因果关联,即国际经济体系扩展、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与近30年来美国国内政治重大变迁之间的关系.同时,此次危机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导致了国家间权势的此消彼长,大国关系的明显变化,以及主要国家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深刻调整.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其变迁产生重大影响.     

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政策启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愈发受到学界关注。历史制度主义为探寻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和趋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经“两方分管”“三方分管”“公安机关统一负责”三个阶段。在动力结构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宏观制度结构框定了体制变迁的基本方向,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以及公安、交通等部门间的竞争决定着体制变迁的具体路径。变迁过程具有基于体制路径依赖的渐进式变迁逻辑和在“关键节点”对渐进变迁成果进行制度定型的演进逻辑。当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呈现出协同治理的趋向,需要通过平衡利益关系、采取渐进策略、把握“关键节点”来克服阻力,从而推动体制的变革。     

当代中国监察制度变迁的动力分析

纵观1949年以来中国监察体制变革的演进历程,发现系统剖析推动监察制度变革的动力是正确把握监察制度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历史制度主义主张在制度发展脉络或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制度变迁的因果链条和动力机制。依据历史制度主义这一研究范式,审视中国监察体制变革的历史进程,发现推动中国监察体制变革的动力因素多维而复杂,主要有:环境与观念变迁导向的综合性驱动;法治、高效和集中的宏观结构驱动;关键节点影响下的理性选择驱动;制度稳定与变革间的平衡性驱动;独立、合作与权威导向的利益驱动;基于"计算"和"文化"方法的行为与价值选择驱动等。     

国际组织：世界动荡的一个可能祸源——以联合国难民署对罗兴雅人变质的“自愿遣返”为例

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西方理论界的崛起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概念的深入发展,作为支撑制度和平与充当治理媒介的国际组织,在当前国际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益发凸显。但是国际组织并非总是和平缔造者。从外部变量看,国际组织在国际交往中必然要遭受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国家主权属性的严酷拷问;更为重要的,从内部因素看,国际组织,尤其是大型官方组织,不断扩展的权威与能力会使得专业性的官僚化执行团队走向法律和道义的背离。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及其治理机制

文章试图从全球化的视角透视国际秩序变迁的制度逻辑及其治理机制,从中探讨当代人类社会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内在规律和机制化进程。在机制化的层面上,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革命性变化,更将投射到国际政治秩序的建构和创新进程中,有助于国际关系从传统的等级式霸权秩序向平等式民主秩序渐进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国际机制、通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制度框架和国际规则的治理方式正在成为新的秩序共识与发展取向。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亦即蕴涵于这一漫长而曲折的机制变迁和创新之中。     

无政府相互依赖状态中的霸权与国际制度

当前的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各国家行为体复合相互依赖,独立决策受到限制,不能达到个体希望实现的最优结果.国家间的互动过程中就必然产生制度的需要.本文通过就国际制度分成内在国际制度与外在国际制度,并对其深入分析研究,从中得出霸权在无政府的相互依赖状态下对制度的作用并非千篇一律的结论.探讨霸权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与不同国际制度存在的不同关系,对国际社会的冲突与合作有更好的理解.     

制度型开放与全球金融秩序重构：中国的实践与方法论

制度型开放的要义是国内国际制度互动,包括向内制度优化和向外制度供给的双重含义。在美元霸权的背景下,制度型开放将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带来更多机遇与挑战。文章从国际清算结算规则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两方面分析中国金融开放的战略演进方向,提出中国金融开放的潜在风险和应对策略,为中国推动全球金融秩序重构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即以金融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国际金融事务话语权多极化,逐步形成平等共商的国际关系格局,渐次实现对美元的“去依附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应以贸易支付安全为基础、稳步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和稳定性,进而使中国具备推动全球金融交易规则变革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迈向责任理念的中国主权及其实践

主权不仅是权利(权力),也是国家承担的对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责任.国际社会里存在着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主张.实际上,中国主权最初就是以承担、履行保护国内人民的责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同时,中国主权的早期实践也证明了其对国际和平稳定的责任承担.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中国严格地遵从国际制度与规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主权代表和维护着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主体身份、地位,所以中国坚定地保护、提升其主体身份、地位.同时,主权也代表反映了具体的权益,中国总是平衡协调这些主权权益的冲突.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不是盲目地听从外来的行动指导,而是根据和平与发展的需要来承担、履行责任.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

本文集中讨论了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变化的关系问题 ,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 ,市场机制的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资源分配的过程 ,但是 ,由国家主导的改良式变迁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因素 ,决定了阶层间相对关系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组 ,原有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作者认为 ,社会分层模式的构成及变化 ,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机制或经济—技术理性的功能需求 ,而是同时在社会和政治的过程中被形塑 ,因而是特定制度环境和转型过程的结果。“市场”不仅由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所构成 ,还包含了社会、政治、文化的逻辑和权力的实施。经济—技术理性和经济机制都存在于特定的制度结构之中     

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图像

冷战结束后,科恩根据后冷战时代国际权力的重新配置绘制了一幅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结构图,这是一种将政治世界作为不同等级——跨国家、国家和地方之间相互依赖的体系,将政治地球设想为不同发展阶段进化的统一体系。他突破了地缘政治学家仅关注地理环境与特定国家权势竞争关系的传统,使地缘政治学成为发展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学说。     

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的因素分析

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在演进中表现出不稳定性和功能失调性,各国为进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权力之争与利益之争,从而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然显现出长期性,而观察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因素有利于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合作中找到自身的位置与积极发展的战略方向。     

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因素分析

制度对提高国家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上,制度会影响竞争力资产的转换水平与效率,制度及其变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机制和其他环境支持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实践上,转轨国家不同的经济绩效和竞争力变化有力地说明一个国家要想拥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只有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     

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国际体系转型的背景下,东北亚地区的国际体系也处于重大变化时期。中国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关系,使地区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各国间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推动着地区多边机制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发展和变化有利于创造和平稳定的地区国际环境。在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中国也面临一系列挑战性问题。在未来东北亚国际秩序建构、美国谋求地区霸权战略以及政治互信和地区文化共识等一系列问题上,要求中国确定相应的战略与对策。     

国际维度下的经济转型及其战略选择

经济转型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一国经济体制的自发演进过程,不同国家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压力会对每个参与其中的国家的制度变迁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但经济转型并不是简单地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回归。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一个完整的战略选择应当是以比较生产率优势融入世界市场,在这之后则应当发挥后发优势,走跨越式发展之路。针对不同转型国家的现状,前者适用于尚未真正融入世界市场的俄罗斯,而后者则适用于已经融入世界市场的中国和东欧国家。     

理解国际气候制度变迁:超越制度主义的视角

多边合作机制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政治框架.因而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理解与制度设计日益迫切,是把握全球环境政治的关键.制度主义者假设国家在全球环境事务合作中是理性的,却并未充分探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气候制度变迁与设计中的角色,特别是跨国行为体.事实上国内、国际层次上的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而且多国公司、商业与产业协会、跨国网络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国际制度谈判与变迁.制度主义的国家中心论者往往忽视更为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正是这些力量限制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环境.     

西方国际合作理论:比较与批评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基于国家利益来解释国家的政策行为选择。理性主义从国际无政府状态推导出国家自助体系和国家的工具理性,以效用最大化和战略博弈来解释国际合作。但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识分歧,分别以权力和制度为核心变量,对国际合作的前提、内容、形式和稳定性的界定各有侧重。建构主义强调国际关系的社会建构性质和文化选择,以规范和认同为支点来分析国家行为,认为国际合作是国家社会化的结果。三派国际合作理论既有独特的效力又存在局限。可以通过吸纳各派合作理论的基本概念,构建一种综合研究模型。     

1814—1848年维也纳体系下的英俄相争和均势政治初探

维也纳会议确定的欧洲统治秩序和国家体系称之为维也纳体系。英俄相争促成了1814—1848年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政治形势。纵观国际体系的历史演变,国际和平都是一种诸多力量或因素相博弈的结果。而作为一种地缘政治下的历史现实,边缘大国博弈下的多极均势更有利于国际和平的产生。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与秩序理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既包含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价值观,也包含解决当下国际社会安全和发展难题的秩序理念。"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而建构的身份认同,并提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价值原则与"理想图景",其特征需要从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出发,进行认识和理解。国际政治文化是"人类共同价值"得以形成、巩固的根基,但理念所表达的意愿和观念是否具有现实性,需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政策和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与示范意义,取决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