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态研究

本文从两个方面研究探讨了老年人口的福利和贫困问题:第一,主观福利问题;第二,从主观福利的角度,观察老年贫困问题。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笔者认为贫困的概念不仅仅指收入或消费的客观福利指标方面,而且表现在个人感受的主观福利指标方面。本文测算表明,200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为9.7%。但是,从主观福利贫困的角度观察,贫困发生率要高得多,16.2%的农村老年人,11.5%的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差或很差。按照本文的定义,这属于主观福利贫困。其中农村、女性、高龄老年人群中,贫困发生率最高。本文建议,中国新阶段减贫战略既要关注绝对贫困,也要关注相对贫困,还要关注多维度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为了在2020年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战略目标,需要建立多维度瞄准贫困、统筹减贫的战略体系,完善减贫、养老保障、老年照料政策体系。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与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演进

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4次调查中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基于收入、健康、医保、教育及生活质量五个维度,引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测度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并通过多维贫困分解得到各维度的贫困贡献率。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教育与收入维度贫困贡献率占比较高。通过引入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特征及有无老人变量对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及有无老人对于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中引入家庭工作特征变量,以在家务农为参照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发现当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者本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当教育、收入维度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倾向的更高;而健康维度BMI指标贫困发生率与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显著负相关。     

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福利权的法治化路径

从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贫困群体福利权保障是现实和制度对法治提出的要求.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社会财富收入不均、福利资源获取能力有限和经济、技术带来进步的"风险社会"等问题,使得在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隐性化的特征.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出发,构建收入-财产-支出-文化程度-学习能力的二元五维贫困主体识别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贫困群体,明确福利权的适格主体.中国社会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变,决定了贫困群体福利权由救济型转向了普惠型,个人尊严的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资源获得机会平等和能力补足成为现下福利权的新样态.宪法、行政法、社会法等构筑的法治路径为福利权的实现提供了坚实保障.     

关于相对的"绝对贫困"的分析与相对贫困的治理构想

我国的贫困治理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过渡.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不是两个对立的问题,而是具有特殊的内在联系性.相对贫困的内部群体并非单一的,也存在自身经济状况具有难以提升顽固性的相对的"绝对贫困"群体,各类贫困群体之间相互作用.治理相对贫困需要对其本质进行分析,在继续强化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从教育支持、利益维护、心理完善等层面提出治理相对贫困的新构想.     

民族地区“推普”的减贫效应分析

语言作为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和信息载体具有人力资本属性及外部性等经济学属性，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曾经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也应该充分挖掘其内在潜力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基于2010—2018年CFPS数据，从多维视角分析普通话推广与解决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普通话能力对解决民族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并呈现异质性特征。坚定不移地推动普通话高质量普及，是新时代助力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因此，要深挖“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潜力，继续发挥“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学校和社会在“推普”中的阵地作用；分类施策开展“推普”，着力提高普通话普及效率。     

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缓解相对贫困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在绝对贫困已经消除和农村人口流动仍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面板Logit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流动显著降低了农村老龄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外出子女数量越多、越年轻减贫效果越明显;与市内流动相比,省内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更有助于降低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风险;与2014年相比,2018年子女流动对农村老人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重塑贫困认知:主观贫困研究框架及其对当前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国内外学界对于贫困认定视角出现了由“客观”而定到“主观”自定的拓展,对贫困内涵的认知历经了由单维的收入贫困到多维的福利贫困的变迁,这两种趋势的重叠造就了主观贫困概念的出现.仔细梳理其概念、理论以及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发现:以主观贫困线和主观福利贫困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主观贫困研究框架重塑了人们对贫困传统的认知,这种框架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本身也具备内在性价值.主观贫困研究对于新时期中国反贫困政策具有深刻的价值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

现阶段,如何利用普惠金融来缓解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本文利用CHFS中的农户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双界线法”从收入能力、发展能力、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其覆盖广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最大,覆盖深度次之,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尤其是促进农业创业来减缓多维相对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青年以及处于西部地区的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大。因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农户金融可得性,增强农户创业动力是减缓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措施。     

促脱贫与防返贫：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减贫动态效应研究

2020年底,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困扰中华民族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消除,相对贫困成为贫困主要表现形式;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是从制度上预防和解决返贫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举措。但当前学界对相对贫困和动态贫困的研究明显不足。基于CFPS三期面板数据,构建跨期动态效应模型,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脱贫、防返贫的动态效应进行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能有效降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发生率;基于跨期时序的劳动力流动行为组合有显著的动态促脱贫、防返贫效应,多期和单期劳动力流动均能显著降低返贫概率,且单期劳动力流动呈现“近因效应”。基于相对贫困和动态贫困视角展开的研究不仅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更展现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我国促脱贫和防返贫的重要意义。     

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应顺应贫困研究的国际趋势及其中国贫困走向的调整 ,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 ;改变政策取向 ,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 ;拓宽研究范围 ,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 ;转变研究方法 ,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对策设计上 ,应从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实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关注人文贫困等方面加以考虑。     

我国城市贫困线与政策目标定位的思考

目前世界各国的贫困线有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两种.发达国家大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即要让贫困者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发展中国家大都采用绝对贫困标准,我国的低保线也属于绝对贫困标准,低保金主要考虑的是家庭食品开支.基于相对贫困标准和绝对贫困标准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当前城镇社会必然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相对贫困线,即相对贫困人口.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贫困的显著特征是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而相对贫困人口则不断扩大.由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两极化特征非常明显,因此相对贫困人口的规模要远远超过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居民的社会政策受益和财富拥有状况比绝对贫困线下的居民要复杂得多.因此,一旦采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那么政策目标群体定位(资产调查)方法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论暂时贫困、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

传统的贫困研究多为静态分析范式。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贫困研究逐渐从静态转向动态。暂时贫困、长期贫困、贫困代际传递是动态贫困的三种主要形态。在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利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冲击下,暂时贫困会演变为长期贫困。长期贫困就是持续相当长时间的贫困。最极端的长期贫困是将贫困带入坟墓并传递给子代,致使其子代从人生之初即陷入贫困。长期贫困的显著特征主要有三个：持续时间长、代际传递、脆弱性。长期贫困的定量分析是制定有效反贫困战略和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变迁(1995—2018)

文章使用CHIP1995年、2002年、2013年、2018年四轮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的消费贫困进行分析发现:从1995到201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农村家庭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与此同时,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食品烟酒支出占比大幅下降,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占比、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和居住支出占比不断提高;基于2010年不变价人均纯收入2300元农村扶贫标准和世界银行每人每天3.2美元中低收入国家贫困标准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指数显著下降;对消费贫困指数变化的来源进行分解发现,经济增长是消费贫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家庭从农业转向非农经济活动是贫困比例下降的主要途径。     

浅谈中国贫困问题研究视角的几个转化

在中国 ,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解决 ,贫困问题也将由以绝对贫困为主过渡到以相对贫困为主。与此相适应 ,对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应相应转化 ,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 ,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 ;改变政策取向 ,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 ;拓宽研究范围 ,从研究物质贫困向研究人文贫困转化 ;转变研究方法 ,从一般经济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财政工具的能源扶贫效果研究——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能源贫困问题仍然大量存在,固体燃料消费占比偏高,电力供应不够稳定。本文运用2012—2018年的CFPS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地区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受助家庭多维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获得转移支付使得受助家庭的整体多维能源贫困和各个维度的能源贫困都减弱了,且政府转移支付对能源贫困的削弱作用从西部到东部逐渐减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转移支付的积极能源扶贫效果可能在于提高了受助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加了家庭的电力消费,并且使得家庭转而使用更加清洁的做饭能源。     

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而且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需要,还是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抓手。然而,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着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难、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难、精神贫困问题较突出和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等现实问题。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问题出发,制定适宜的相对贫困标准,提供相对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保障,提升相对贫困群体内在动力,切实建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以社会资本为理论视域

中国当前正处于后脱贫时期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历史转折阶段。农村全留守家庭是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视域下,通过以皖北F镇L村为实例的调查发现,就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导致边缘化贫困日益显现,传统乡土信任的断裂造成囚徒式贫困逐渐突出,有关部门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忽视导致无为式贫困形势严峻。基于此,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不但要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还应该在基层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促进传统乡土信任的现代回归,改造并丰富乡村社会资本,多维并举,实现有质量的乡村振兴。     

流动人口与城市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后,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目前的一些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来源,有关流动人口与城市贫困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绝对贫困的视角。成都应答推动抽样所获取的流动人口的数据表明,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在收入、资产、住房与社会保障方面有较大差距,这是一种相对的贫困。     

去工业化过程中的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与社会排斥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在去工业化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贫困群体。这些新贫困群体有着与旧贫困不同的特征。文章描述了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的现状特征,并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分析了去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致贫并遭受社会排斥的原因机制,认为非典型就业、低度就业、有业贫穷、自雇贫穷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等都是导致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遭受社会排斥的重要表征和作用因素。     

暂时性贫困研究——对已有文献的述评

近年来贫困研究领域出现了暂时性贫困的研究转向,在对目前暂时性贫困研究成果梳理后可以发现,划分长期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有利于我们关注贫困动态的异质性,有利于我们扶贫工作进一步有效地开展,但目前有关于暂时性贫困的研究也存在着不足,首先是缺乏专门的暂时性贫困研究,其次是暂时性贫困的实证方法问题有待改进,最后是需要增加暂时性贫困的定性分析.具体到中国的研究层面,也需要从数据资料健全及研究广度扩展两个方面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