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人口较少民族“同源共母”神话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在各种文化样式中有着多样的艺术表现。神话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往往会把多民族同源母题作为展现民族关系的创作元素。同源母题神话通过“同”与“异”的叙述,包含了各民族对“他族”的认可,也包含了对“自我”在多民族关系中的定位,同时强调各民族“和而不同”,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各民族关系,以及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生活意愿,是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石。深入挖掘同源神话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有利于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全国期刊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2022.11～2022.12)

<正>（本栏目特邀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塔娜博士主持）一、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研究“边疆”与“中国”的交融：理解和诠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路径/李大龙//思想战线，-2022,(5).35～44从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生成脉络/周建新//广西民族研究，-2022,(4).43～50多民族国家民族凝聚力建设探析：以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为中心/陈玉瑶//民族研究，-2022,(5).26～37俄罗斯库尔德移民融入困境探析：以阿迪格共和国族际关系为例/白胜洁//世界民族，-2022,(4).102～113     

从神话意象看羌族先祖敬奉与华夏认同

神话是超自然或曰超现实的故事,它在口口相传中延续及衍展,对于族群、区域乃至整个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羌”之族名见于甲骨文,其民族历史悠久。羌族保存着丰富的口头文学,践行着古老的民俗传统。他们以“阿巴”相称并奉为先祖的有“阿巴炎”“阿巴禹基”和“阿巴白构”,由此形成的口头叙事、神话意象、符号景观显影在方方面面。羌族通过构建本民族三位“阿巴”的神话意象,既标树我族身份又表达中华民族认同,又在两者融合中呈现族群心性,为今天学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不可忽视。     

从节日影像志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与认同

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维度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是连续的超稳定体系,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携手共进,这是中华民族自然空间、历史起源、文化发展和媒介叙述共同作用建构的。这些“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景象,值得影像媒介去系统化深描。各民族节日影像志以一种深描的方式,从根深蒂固的民族节日文化中,洞察鲜活的中华各民族文化新常态：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各具特色”,少数民族节日中地方文化与官方话语“和而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嵌入影像叙事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之音”,由此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自信与自觉,建构起丰富的民族形象和文化肌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边地”到“一体”：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作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重要聚居区,其“边地”的文化属性具有典型的征候意义。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等长时段纵向讨论该地区的“边地”内涵,借由“边地”相关理论并围绕这一地区的“边地”历史、“一体化”进程与策略、“一体化”格局与状态等方面探究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能为“各民族共创中华”等主题提供参考,从而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发展、交融以及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从“自为”“自在”实体走向“自立自强”实体并且凝聚力、向心力日益增强的历史。     

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交流交融下的文化共享与认同——以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为例

藏彝走廊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多民族音乐资源。多民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以多样性、包容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质成为族群音乐文化的内核之一,呈现出族群、跨族群传播的音乐共享现象。极强的音乐传播力促进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以此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作为共创共享的音乐文化,其发展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逻辑。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在藏彝走廊整个音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标示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彝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族群心理共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精神调节功能。本文打破民族、地区、乐器、乐曲的藩篱,以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中华民族音乐交流交融的民族视野来研究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这对提升民族音乐的发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藏族神话母题的文化解读

藏族由于特殊的生存环境与民族生命史历程 ,她的神话也就具有了民族学与神话学的重大价值。文章运用神话学的经典神话观与母题方法较为系统地观照藏族口头神话和文献神话 ,梳理其有限而独特的神话母题 :人类起源母题、宇宙起源母题、人类灾难母题、女神母题、爱情母题等 ,从中我们真切地感知到蕴含人类生命同时又超越其有限性的生命化自然的伟大与悲壮 ,以此剖析了藏族卓越、质朴、深沉、强健的原欲与智慧 ,并在比较神话学的框架内阐释这些母题的民族史与人类文化史意义。     

“邕”水叙事与家园遗产——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南宁博物馆器物叙事研究

民族地区地方博物馆对促进多民族地方历史、族群认同乃至建构“多元一体格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实践是意义非凡的。地方博物馆借助“器物展览”对地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过程中,其表述往往面对双重的矛盾张力而不可自拔,或受限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或囿于华夏传统大国叙事的桎梏。南宁博物馆在“国家历史—地方族群历史”整体框架下凸出邕江地方记忆和家园遗产,重塑地方史与建构多民族国家认同。     

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本叙事——基于滇缅边境龙安村景颇族家谱的解读

家谱是族群共同体社会记忆的集体叙事。近十来年,随着跨境民族“家-国”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渐增强,滇缅边境的景颇族开始了家谱修编。龙安村已印制的孔、刀、刘三大姓氏的家谱都将溯本同源和共有家园作为叙事策略,凸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体现了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基础的族群身份建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家谱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定版”的文化表征,而且激发了跨境民族自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源动力,呈现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建构实践逻辑。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研究边疆跨境民族家谱现象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湖南桃源回族族谱的叙事逻辑研究

族谱是书写族群共同记忆的文化实践,湖南桃源回族在其编修的族谱中将英雄祖先的事迹、军事移民的历史、忠孝爱国的价值理念融入族谱的叙事表达中,呈现家族肩负国家使命迁居到湖南军事要地常德的漫长历史,将地域生活实际和家族历史变迁紧密相连,表达家国命运同构的价值取向,弘扬中华民族的忠孝爱国精神。通过守望相助的民族互嵌叙事,体现多民族互嵌地区回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和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生活图景。研究桃源回族族谱的叙事体例、叙事动力和叙事情节,呈现回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以及通过族谱叙事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逻辑,展现少数民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民族国家叙事与复线历史之争——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解读

杜赞奇在其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中,讨论了线性历史和民族历史叙事的结合对于历史真相进而对于真理的“遮蔽”作用,提出用复线的历史观以及叙述话语来书写历史,用以还原历史的多样性.这对我们重新审视和认识当前历史书写方式确实不乏启示意义,但怎样全面认识我们已有的历史叙事,又如何用“复线历史”的观点来重新审视过去,以及能否恢复历史之“真”,这些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思考.     

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

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需要将多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从多民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乃至多民族文学关系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寻绎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内涵、流变以及与多民族文化元素或隐或现的亲缘关系,揭示不同地域与族群的文学是如何构成多元共生、互动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在民族的迁徙、流转、繁盛、沉没,文化的起源、传播、转轨、融通和发达中,彼此交流相互融通,提炼和阐发其中包含的多元一体、纵深多层的共同体诗学。有助于我们从立体的多维角度充分认识多样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色,发掘和彰显已与群、一与多、个性与共性、地方与国家、民族与世界之间相互接纳和相互反馈的因果关系,在不断融通不断塑造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建构,实现“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     

多民族共同书写的文成公主历史及其舞台叙事:以越剧《文成公主》为例

文成和蕃及其在吐蕃的史实,不仅在汉藏蒙等史籍中有所记载,还在裕固族、门巴族和蒙古族等周边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广为流传,甚而还被搬上戏曲舞台。在多元叙事与交融共生的过程中,文成公主形象被不断地层累与叠加、深描与塑造。而文成公主形象塑造的过程,可以视为多民族形成共同认同符号的过程。尽管不同的历史书写、民族记忆和舞台叙事表现出风格迥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侧重点也有所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贯穿始终,他们对于文成公主和亲及其在吐蕃作出贡献的颂扬是一致的。与文成公主相关的历史记忆和戏曲叙事,不仅颂扬了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深厚感情,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因此,文章拟从多民族的历史与记忆出发,并结合越剧《文成公主》的舞台叙事,试图说明文成公主形象究竟是如何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框架中有序生成的。     

从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花儿”民歌为个案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是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民歌符号,充分体现了甘青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对于“花儿”这一西北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解读,既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于西北花儿的本质属性进行正本清源,更能从经验案例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     

关帝“护法神”形象在藏传佛教中的建构与显化——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的著述为中心

关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关公信仰则是儒释道合流的重要体现,围绕其展开的文化、宗教实践和影响深入到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大区域。这一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则是推动这一信仰得到文本支持并被规范化的关键人物。其中,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的著作明显表现出树立传承自龙树师徒之正统的意愿,结合相关人物传记中与外道持续交锋的记载,其对关公信仰修供文本的进一步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宣扬教法正统性的辅助措施;而这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历史上的一个代表性体现。对于“关公/关帝”这一重要而复杂的文化母题,研究并理解其形象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中的显化与内涵,以及这种建构所扎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是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过程和灿烂成果的有力切入点,也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记忆、实践与文化遗产:中越跨境族群侬智高信仰比较研究

中国壮族、越南岱侬族的族群叙事将侬智高这一史实人物神圣化为英雄祖先与始祖神.文章选取中越边境的靖西安德乡和那坡念井村为田野点,通过对在中国壮族与越南岱侬族等族群中活态传承的侬智高信仰,分析地方社会如何将侬智高的历史记忆置放在古骆越族“祖先崇拜”的信仰结构中,并经过族群内部的神话叙事、祭祀仪式到公共性的社会展演等文化实践,重塑了独具地方性的历史真实.侬智高信仰成为壮族与岱侬族等中越跨境民族的族群记忆与家园遗产.     

个性、灵感和体验：中国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个人叙事研究

近十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旅游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民族地区逐渐兴起由家庭组建的民族博物馆。与传统民族博物馆的叙事不同,民族博物馆的“家庭模式”逐渐萌发出多元主体的“个人叙事”。这些“个人叙事”既超出传统的“国家叙事”和“族群叙事”,又与“国家叙事”和“族群叙事”交织、共融。一方面,博物馆创办者或展品制作者,以展示个人经历和艺术化生活的方式呈现“个性”和“灵感”,进而塑造了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和个人的独特价值,创设了人际的深度对话;另一方面,多元主体通过呈现围绕文化遗产展开的交互“体验”,梳理博物馆创办者及其亲属、社区成员、游客、族群、国家等“参与者”的关系和责任,构造了文化遗产的情感价值和“参与者”的公共价值。中国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个人叙事,实质上是当代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塑造的“神话”：赋予个人生活以意义感和目标感,并在“延续”和“共享”文化的神圣意义下创造情感连接、社会联结乃至人类与自然的融合。     

中国西部突厥语民族创世神话母题文化阐释

本文以中国西部突厥语民族代表性创世神话为例,分析这类创世神话与人类在起源上相关性神话母题的特征和突厥语族创世神话呈现出的在特定历史、宗教背景下的文化形态,探讨了在这些神话中渗透出的鲜明的民族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阐释了西部突厥语族创世神话母题的文化意义。     

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话语与方略——基于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关系的视角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执政党要提出国家建设的主张与方略,并通过话语与理论具体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内涵体现出立足多民族国情的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方略。从“文明国家”到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中国拥有着与西方民族国家不同的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建设的资源与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集中华民族建设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于一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这一核心是联通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键。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结构初探

一、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通过民族识别,现已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全国人口90％以上。汉族以外,有55个民族,由于他们的人口比汉族少,所以习惯上统称为“少数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费孝通教授把这种局面称为“多元一体格局”,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渊远流长绚丽多彩的一体多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