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

文章运用社会权利贫困的理论框架,讨论了社会权利贫困的“中国现象”,其中包括现行法规没有保障平等的公民权利、明文规定的权利难以得到强制实行、弱势群体缺乏参与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利、城市贫民的人格尊严严重缺乏,以及一批特定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严重不足。通过总结美国反贫困政策演变和不足,文章提出了治理中国城市贫困的四个基本思路和方向。     

乡村贫困及其治理：农民权利缺失的经验分析

乡村贫困的本质根源是农民实质权利缺失导致基本能力缺失,亦即获得教育权、健康权、养老权、居住权等关系民生支出的权利缺失所导致的基本能力缺失。把乡村贫困治理置于农民权利获得框架进行阐述和分析,是因为只有消除乡村社会人身束缚、制度歧视、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才能提高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乡村贫困治理的目标,就是要拆除造成农民实质权利缺失的体制机制障碍,把乡村贫困治理纳入以农民实质权利获得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轨道。     

参与式反贫困：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方向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取得了较大进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基础,专项救助相配套、应急求助、社会互助为补充的综合性、多层次的社会救助体系。同时,参与式规划逐步得到重视。未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将更加复杂,并呈现出长期化趋势。为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状况,应在继续完善现有相关反贫困措施的基础上,认真吸取农村参与式扶贫的经验,重视参与式规划的作用,走参与式反贫困的道路。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城市体制外贫困社群的生产与再生产

体制外贫困社群是一个尚未进入政府视野的、正式的统计和扶贫政策不覆盖的但已经客观存在的城市贫困群体。深刻的权利贫困是他们陷于贫困的主要原因,权利贫困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体制外生存的方式以维持极低的生存底线;权利贫困又衍生出一种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成为贫困持续化的根源。     

数字驱动还是技术掣肘：数字城市治理的反思与实践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先驱,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能。在工业化以后,数字化发展成为驱动城市治理方式、社会生产模式与居民生活方式变革的关键所在。数字要素的广泛应用提升了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数字红利得到不断释放。而随着数字化的升级,也应当防范可能造成的技术统治与数字鸿沟等,并寻求技术与治理的平衡,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从行政、技术与价值三个角度分析数字城市的治理体系,能够全方位探索数字驱动的治理模式,化解技术升级带来的规制影响,推动我国数字化健康有序发展。     

维稳的逻辑解读:以权利贫困为视角的检讨与反思

当下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公问题在法理上可以用权利贫困来概括。权利贫困的提法虽有助于认知权利的实际运行状况,但权利贫困的客观解释论,即资源稀缺造成权利贫困,易误导维稳工作,使维稳的逻辑倾向于资源补偿型,既忽视了沟通型维稳,也使维稳陷入越维越不稳的困境。以权利贫困为视角,梳理并分析权利贫困,阐明其与维稳的内在逻辑联系,探讨社会现象背后的权利和权力的运行机制,可以为维稳和社会公平提供有效路径。     

贫困解释的两个维度:权利与排斥

超越文化与制度的局限,从权利与排斥的双重维度对贫困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为人们认识贫困拓展了新的理论视野.从权利的维度,贫困意味着穷人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基本福利权、特别是社会权利的被剥夺.从排斥的维度,贫困被视为边缘化或隔离化的过程,意味着穷人的社会参与权的被排斥、没有以一个社会公民的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因此,反贫困是一项系统的社会治理工程.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行动障碍与突破策略——基于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城市基层治理主体开始了数字治理的行动探索。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并不必然实现对城市基层治理行动的赋能。通过对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必须在城市基层治理行动中形成技术系统与治理系统的互嵌耦合,才能够实现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用。目前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行动效能并没有充分呈现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和城市基层治理的治理优势,存在着多重行动障碍。基于技术-治理双向互动的分析框架,城市数字治理行动效能障碍的根源,可以归结为数字技术与治理机制的“脱嵌”所造成的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与精准化服务的价值偏差、目标偏向、结构失衡。对此,城市基层数字治理行动应在主体、结构、过程、规范、资源五个方面确立技术-治理互嵌耦合的行动策略,促成技术要素与治理要素的正向耦合,均衡推进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进而实现数字技术对城市基层治理的赋能,不断满足城市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进城务工人员的权利贫困及解决对策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的推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务工经商,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的待遇,使得他们成为了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这个概念与“贫困人口”是高度重叠的。在穷人的眼中     

高校贫困女大学生的权利救济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权利的实现。通过分析高校贫困女大学生的权利现状,提出了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即全面畅通“绿色通道”、切实维护贫困女大学生的物质帮助权、制定《男女就业平等法》和加强权利意识的培养等。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

"社会治理"理论深化了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念、价值追求超越了社会管理,两者在主体构成、内容、实施方式、目的等相差甚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社会治理理论可运用于贫困治理研究。贫困治理可立足于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视野,其性质是社会资源的创造与分配。贫困治理应与社会治理"互嵌",因其目标同构,互为条件。大国长期发展应是贫困治理战略选择的基调,多主体合作参与是其基本命题。     

贫困与赋权:基于公民身份的贫困治理制度机理探析

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内嵌于一定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制度框架,应对当前贫困新挑战的根本途径在于贫困治理的制度创新。作为政治哲学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公民身份为阐明贫困治理的制度机理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剖析贫困治理的责任基础、动力结构及改革诉求,为突破当今贫困治理工作的困难指出了新的路向。     

城市治理:空间、正义与权利

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了资本与权力对于城市居民既有权利的剥夺,也批判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再一次从现代性的层面批判了资本主导下的城市权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政府开始获得了相对农村政府的凌越地位,并主导着城市乃至区域性的治理,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     

城市农民工多维贫困及治理路径研究

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贫困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关系着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当前,农民工城市贫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经济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文化教育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等等,各种贫困现象开始在城市农民工身上出现。导致贫困的发生主要有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城市化建设、自身素质、文化与心理冲突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从区域协同、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创新、手段优化等方面来推动城市农民工贫困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