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公约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权利保障

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是国际社会少数人权利保障的重要内容,国际社会由此制定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表明了对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鲜明立场.这种保护既有一般性的平等保护,也有关于对少数人在政治参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特殊保护,因此成为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重要国际法依据.中国遵守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则,坚定地履行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国家义务,在保障本国少数民族的权利方面进行了长期而且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汉族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力度,以实现共同繁荣进步.     

差异与共振:人权观念与民族权利关系解读

人权观念强调人的普遍一致性,民族观念突出人类多元与差异性的现实,但两者在权利问题上并非毫无交集。民族权利是理解人权理论与现状的重要切入点,至少在两者表现出来的理论层面,人权与民族权利存在相当程度的理论相关性,并共同致力于解决现代性问题,人权与民族权利关系可藉由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两者的取得与保障过程在现实中呈现同步性,人权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伴随全球化浪潮逐波同步推进;传统人权与民族观念在当代政治现实中都受了挑战,而对这些挑战的回应是否有效取决于两者在理论与现实中的突破程度。     

民族权利视角的现代人权观解读——以第三代人权观为例

广义的民族权利属于集体人权之一种,同时也成为古典与现代人权分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人权由一元至多元、区域至普遍、绝对到相对的演变过程中,民族权利视角可以成为理解这种现代演变的重要切入点。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在对人权观念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第三代人权"的观点,并围绕代际人权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民族权利视角介入这场讨论,不仅可以扩充对民族权利概念的理解,而且能够从另一角度审视第三代人权,给这场争论提供新的答案。     

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与国家安全问题——以国际(人权)法为观察视野

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通过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相关国际(人权)公(条)约的文本、语义和背景分析,指出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着历史同源性和逻辑相关性;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和国家安全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对应关系;实践中少数民族权利保护能否产生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后果,取决于若干中介性变量。     

以祖国观教育强化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与实践方略

新时代推动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是强化国家认同、维护民族团结、凝聚发展共识的重要方略,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基础、助力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时代价值。民族地区丰厚的历史底蕴、文化资源以及全方位发展成就为强化民族地区祖国观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载体和素材。新时代以祖国观教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遵循“理论导引——资源利用——合力培育——实践转化”的内在逻辑。要坚定习近平民族观的理论指导,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导引;推动祖国观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营造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生态;充分发挥祖国观教育各主体作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合力;推动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的教育转化,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效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能、机制与方略——基于民族地区交通变迁的三维探赜

交通发展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纽带角色,内蕴了属能、机制和方略三重维度。剖视交通固有属性,在增进国家认同和民族共同体认同上,具有强烈的空间社会势能、经济发展动能、政治整合功能和景观文化效能。从总体上看,伴随着交通现代化的变迁,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互动—认同—意识”过程,并参汇着不同的机制演化路径,共同构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面向。基于交通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属能和演化机制,需要着眼于民族地区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和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夯实物质基础以增强各民族间的联结与融通;同时在交通发展中需要重视民族特色文化继承和发扬,传承交通历史和精神,深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财富。     

逻辑、价值与实践：民族高校四史教育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思考

将历史教育与民族教育相结合是我党开展思想教育的宝贵经验,民族高校将四史教育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既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厘清二者的逻辑关系,找到四史教育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价值所在与实践路径。从时间向度看,四史的时间脉络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再走向自强的发展历程;从内容向度上看,二者在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根本问题上实现了高度的理论契合。本文将“五个认同”逻辑延展于四史教育的样态,内生认同的价值肯定与外化表达的行为自觉将目标性和合规性的统一不断循环建构,从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视角,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确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的结构性表达,在历史的回溯与实践总结中体现民族高校的办学初心和育人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本民族认同何以“并育而不悖”？——基于G大学民族教育影响的调研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本民族认同何以“并育而不相悖”？对G大学的田野调查和45名师生的深度访谈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本民族认同在民族个体意识层面的兼容有赖于一定的心理认知基础。即被感知到的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命运、利益和文化的高度一致性,以及基于这种一致的情感体验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包容各民族存在与福祉的认知模式。这一认知模式实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框架的心理映射,它在受访学生意识中的生成得益于以该理论为指导的民族高等教育实践的影响。此外,有助于保存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发展成果在各族群众中公平分配的其他社会机制的协同对保障这一兼容性认同也不可或缺。     

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思想内涵与实践要求——基于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解读

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作为统一的思想体系,蕴含着作为思想纲领的共同体理念、作为思想战略的现代化意识、作为思想纽带的关系性思维以及作为思想保障的全局性关怀等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关键理论内涵。这些思想理论内涵对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开展而言具有方向性的引领作用,即按照思想纲领来增进共同性、瞄准思想战略来推进现代化、抓住思想纽带来正确处理重点任务、落实思想保障来完善工作格局。唯有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新方位、认清理解并贯彻落实新方位下的新思想、新要求,才有助于提升民族理论水平、释放民族政策效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民族旅游村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基于川西北上五村的田野调查

村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单元,民族旅游村寨中少数民族居民与外来游客频繁互动,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场域,探讨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有助于从基层视角做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本文以川西北一个羌族村寨为田野调查点,通过考察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具体做法,从坚持党的领导、推动文化创新、做好场景营造、注重深度互动等方面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毛泽东民族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基于《毛泽东年谱（1949-197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了毛泽东民族思想理论创新与实践。首先,拒绝“民族自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迅速实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其次,提出“民主改革”,废除了少数民族的旧制度,通过“民主建政”建设及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共同进入社会主义。最后,中华各民族团结互助,“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不论大的民族,还是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中华各民族大团结,相互了解信任,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可以帮助汉族,相互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团结互助,合作进步。因此,“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障”,也是毛主席民族工作的光辉思想和成功实践。     

运河纽带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于通州北运河流域的田野调查

在对运河漕运与商贸活动的共同参与中,随军定居通州北运河流域的回族民众基于行业分工,与汉族民众结成了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在外敌入侵、漕运中断的背景下,北运河沿岸回汉两族的互动交融从对运河漕运的共同参与转变为对侵略者的共同抵抗与危机关头的互助,回汉两族的关系也从原生形态的依赖与协作转变为对共同命运的承担。在继承运河遗产的当下,北运河沿岸的回汉两族将族际交往的规范内化,在实现文化共享的同时,以族际收养和族际通婚的方式推动着民族的交融,延续、丰富和发展着回汉两族互动交融的实践。     

惯习延展、资本增殖和场域生成：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逻辑——基于对A省H市的调查

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式都呈现深刻变化,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契机。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依托对A省H市的调查资料进行研究发现,通过延展原有生计惯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易于立足城市,并建立社会组织和文化采借等方式实现资本增值,在动态过程中生成特有的实践逻辑。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场域下,惯习和资本异于布迪厄的理论,二者部分重叠和贯通,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隐秘和私人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共同生活体验和情感不断增加,为加强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支撑和动力来源。     

教育生态视角下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及优化路径——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和质性分析

本文以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量化研究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构建了教育生态系统和政策关注焦点政策文本的二维分析框架。通过对民族教育政策的收集、整理、编码和关键词共现分析,探究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发文数量和发文主体在时间序列上的变迁规律,基于不同的时间序列对民族教育政策在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生态完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展开进一步研究。研究发现,民族教育政策的变迁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系统的构建和完善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优化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生态系统的政策建议。     

"多元文化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兼评威尔·金里卡的《少数的权利》

二战之后,西方各民族国家中产生了大量外来移民群体.这些外来移民群体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不断从内部向西方各民族国家提出权利要求.这使西方各民族国家不得不放弃"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以及同化政策,转而采取更为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满足各族裔群体的权利要求.此举引起了很多人对民族国家会走向衰微和终结的担心.但事实上,民族国家并没有走向终结.其原因在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本身就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重新建构的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少数群体的权利要求,促进了多元文化国家内部的整合,使得民族国家的建构更为深入.     

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实证研究——基于滇越边境10个民族的调查问卷分析

边境社会稳定与边境民族心理、文化特征紧密联系.问卷调查显示,在直接与越南北部接壤的滇越边境民族地区,当国家所实施的边境政策能够比较充分地满足边境民族的物质需求抑或文化诉求时,滇越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意识都会得到逐渐增强.滇越边民基于国家惠边政策所培养起来的双重心理,往往通过其极具鲜明族群文化特征的群体生活行为充分表现出来,激励着滇越边民积极参与和创建有序边境社会秩序.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边界表达与可行路径——基于民族地区4省12个乡镇的调查

基于2022年8—10月在青海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2个乡镇开展的“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调查所收集的935份农户调查问卷,以及针对部分农牧民、村干部、乡镇和县级领导干部的深度访谈资料,在综合考察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借助实地调研案例深度呈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多维现实表征,重构建立在增长主义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逻辑,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表达与边界约束,最后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可行路径,冀求突破“增长的胜利”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标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