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多重逻辑——以山东省L村的实践为例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实现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遵循,但现阶段农民主体性建设还存在着经济主体性缺失、文化主体性缺失、社会主体性缺失、环境主体性缺失和生活主体性缺失等困境。山东L村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作用,以整体规划与庭院个性化设计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以“新时代乡村文明实践银行”推进乡风建设,以“街长制”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乡村夜话”推进乡村治理,以“孝善敬老饺子宴”创建乡村美好生活,有效调动了村民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民主体性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的主体性要遵循政治逻辑,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组织动员功能;遵循利益逻辑,着力提升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遵循伦理逻辑,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构建农民主体性中的引导功能;遵循技术逻辑,灵活运用传统和现代治理技术,为实现农民主体性提供有效支撑。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问题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乡村振兴要实现生态宜居的战略目标,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积极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本研究以贵州省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重点剖析贵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问题。具体来说,农民对村庄生态环境问题认知程度不太高,参与保护的意愿不够强烈,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能力还略为缺乏,其参与行动具有情绪化、任务性和从众性特点。其原因主要有政策实施中较少考虑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农民参与环境组织的能力还没有得到提升;激发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内在动力还存在一定的难度。本研究认为可以从政府部门搭建一个环境治理互动平台;正确处理好乡村发展中的人、机制和事物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前期准备、中期实施、后期评估和可持续发展等阶段充分挖掘农民主体性表征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发挥农民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主体性作用。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中国共产党农民主体性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农民主体性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创新.回顾百年建设历程可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农民主体性建设的政治保障和基本动力,且"政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促使农民主体性觉醒;"以农养工"的农业政策致使农民主体性逐渐缺位;以"改革"为主题的"三农"政策推动农民主体性逐渐提升;"乡村振兴战略"赓续推进农民主体性发展.农民主体性建设虽出现些许曲折,但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且积累了宝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为指导,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增权于农民"为重点,激活农民主体意识;以"赋能于农民"为关键,强化农民主体能力;以"补齐农村民生短板"为保障,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些基本经验,深入推进农民主体性建设.     

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农民的主体性表达状况直接关乎乡村振兴的成败。依据马克思主义人的主体性思想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基于系统性分析框架的研究发现：农民主体性表达基本遵循“自主性表达→自觉性表达→能动性表达→创造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每个表达环节的表现分别在于明确主体地位、激发主体意识、施展主体能力、发挥主体价值。受治理结构短板、价值认知局限、发展条件限制、社会环境障碍的共同影响,不少农民的主体性表达仍然在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程度的“被遮蔽”状态。通过明确主体边界、思想观念引导、完善要素供给、优化行动空间,真正实现“增权于农民、感化于农民、赋能于农民、服务于农民”,能够最大程度促进农民主体性的表达,进而对乡村振兴产生主体性推动作用。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学术研究、政策话语、基层干部均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关于“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的讨论中,鲜有农民的声音。本文尝试将这一问题分解为“谁的乡村振兴”和“谁来振兴乡村”,从“受益主体”和“行动主体”两个维度剖析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分析发现,农民对受益主体的理解是综合其角色认知和现实感知的结果,农民认为他们自身在乡村振兴中并非确定的受益主体,也并非当然的核心行动主体,而更多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配角。本文认为,乡村留居人口结构与可行能力、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执行偏差以及农民对其主体角色的解构等共同形塑了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造成在乡村振兴行动层面农民主体性不足的现实。因此,从农民视角出发,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利益,培育和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     

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农民主体性重塑探赜

农民主体性的普遍提升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显著特征,但乡村文化迷失诱发的农民“精神贫困”已严重制约农民主体性的生发。要在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有效解答“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就必须坚持乡村文化振兴内生性原则,赋权乡村文化农民办,不断加强农民主体性的教育引导,以实现在乡村文化重构中重塑农民主体性。同时,通过确保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精神面貌不断得到提升、主体能力不断得到增强,从而在乡村文化价值再造中不断彰显农民主体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主体性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表征出一种“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一些乡村并非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被看做现代化进程中亟待化解的问题。城市不断向乡村汲取各类资源,而乡村发展也逐渐依赖于城市,进而呈现出一种“去主体性”样态,导致其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此外,乡村去主体性还表征为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趋向解构、乡村社会向心力减弱等方面。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必须以农民组织化重塑乡村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类资源,点燃乡村发展的自引擎,构建平衡发展的城乡关系。     

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依靠完善的支持保障机制,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以市场力量作支撑,更重要的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为此,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构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农民主体”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发展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和多主体协同发展,打造了以农业生产与休闲度假旅游为主的新型产业。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政府政策支持撬动了村庄沉睡资源,促进资源化资产;市场力量下乡经营村庄资源促进经营市场化,带动了更多资本下乡;政府支持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促进了收益均衡化,从而推动了农民生活富裕。进一步分析鲁家村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是村庄发展的根本遵循,发达的县域经济是资本下乡与人才回流的经济基础,而农民主体性的觉醒与发挥需要领导者的带动与引导。     

牵引式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与农民主体性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农民主体性的有效激活。而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核心议题, 是以体制机制变革达致还权赋能。为深入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激活农民主体性的作用机理, 研究以利益牵引为视角,以还权赋能为主线,着眼产业发展与农民参与的双向互动,建构了基于“契合度—参与性”的牵引式治理分析框架。以陕西省礼泉县 Y村为个案,以产业发展激活农民的主体性,关键在于构建牵引式治理的衔接机制、参与机制、共赢机制和培育机制。而理想型牵引式治理的迁移扩散,需要实现乡土逻辑、利益逻辑和制度逻辑的有效契合,实现产业的嵌入与融合,强化农民的组织和参与,落实多方的合作与共赢。     

目标统筹与组织再造：产业振兴中农民主体性呈现的行动基础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确保农民主体性成为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的研究问题。通过对Y村合作社产业发展过程展开分析,认为农民主体性可以通过目标统筹与组织再造,从发展意识、发展权益与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得以呈现。其中,目标统筹即农民行动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目标的统一,形成激活农民发展意识的合力;组织再造即发展以农民为核心要素的合作社产业发展模式,以紧密利益关联、社会关系增进农民发展权益,以延长产业链、扩大产业参与空间提升农民发展能力。最后指出,农民主体性既需要依托产业发展所构建的行动基础,也需要从农民的视角把握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以此提升产业振兴中农民的主体性地位。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多元主体重构研究

破解乡村发展的主体性难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农民、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有着各自的主体性优势和困境,应在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多重空间范围内重构主体角色分工,形成农民为主体、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发展模式.首先,农民主体地位应确定为生产空间的市场主体、生活空间的自治主体和生态空间的权益主体;其次,政府主导应限定为现代农业体系有效运行的制度环境构建者、乡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供给者、生态环境保护规则制定和执行者;第三,市场参与应界定为现代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推动者、乡村市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治理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的责任者;第四,让社会组织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外部环境的协同塑造者.进而,要通过多举措提高农民自主能动性、全方位提升政府主导效率、多角度探索农商共赢机制、多渠道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重建多元主体能动性,真正形成乡村振兴发展合力.     

农民内生动力提升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机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施乡村振兴,基础在农业,关键在农民。农民是乡村振兴的直接参与者和践行者,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力军作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农民,在农业发展的进程中,关注农民发展,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助推农业适度规模化生产的顺利进行,减轻农民的劳作压力;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助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实现农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要激发农民的创造活力,推动现代农业文化的建设,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让中国农民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自豪感。     

台湾高山族社区营造研究:历程、经验及启示

台湾高山族社区营造先后经历了重点示范部落计划、永续计划及活力计划三个阶段。其实践出现的问题及积累的经验,对大陆民族地区的村落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研究认为,民族地区的村落发展和乡村振兴需要持续地经营和创造。在该过程中,在地居民的主体性发挥,政府的引导、支持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协作,三者缺一不可。特别是在地居民主体性的发挥,更是民族地区村落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力量源泉。     

新时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遵循及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历史方位新的转变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经济环境也进行着转型升级.当前,土地制度及其改革创新要以提升农业生产稳固性、增强农民收益保障性、维护农村治理有效性和推动城乡发展协调性为战略目标,坚持生产力标准的根本依据、坚持农民主体性的价值取向、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底线原则和坚持审慎稳妥的改革基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之下,通过推动土地制度联动改革以形成改革合力、加强权能拓展和动能激活以构建中国特色土地产权制度、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发展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等路径,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深化农村改革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核心支撑.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共享理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共享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完成农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历史任务和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时代问题的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共享的政治安排和战略行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基本逻辑上以历史延续性、中国现代性、人民主体性的共享发展为历史基点;在行动向度上以“主体、产业、环境、家园”四位一体的共享建设为核心要点;在推进策略上以发展政策、权责关系、服务机制、家园文化的共享治理为实施路径。通过全民共建、全域共治和全面共享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 ——基于理论视野和大历史观的认识与思考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乡村振兴,是 我们党深刻把握我国新发展阶段农村发展新特征新要求做出的决策部署.以理论视野和大 历史观深入分析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相关问题具有现实的理论实践意义.本 文从脱贫攻坚的理论历史意义、乡村振兴的时代特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理论实践逻 辑、乡村振兴理论构建、乡村振兴的历史担当等方面,尝试全面解读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 振兴历史性转移的理论、实践、历史逻辑,提出相关思考,旨在为全面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中人才培养和流动的管理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更需要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意识的影响,大部分农民群众对乡村振兴战略缺乏认识,存在着“等靠要”思想,很少主动学习先进文化知识和技能技术,缺乏对新事物、新技术的学习接受能力。这一问题造成我国乡村人才严重短缺的局面。本文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对乡村振兴过程中人才培养以及管理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振兴中人才培养和流动的对策,旨在发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