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文化史"研究:"文化"视角的阐释

粱启超关于史学的基本主张,虽然以政治方面的观念创新为其主要意义指向,但当时新出现的"文化"概念及由此兴起的"文化史"研究的趋向,也是影响梁氏、并通过梁氏影响到国内的重要方面.梁氏为此进行了相关的理论阐述和一定的学术实践,为"文化"观念的广泛传播和使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之成为国人认识中国与世界和开展思想争鸣的重要基础性概念.     

"旧学"的延伸与"新学"的尝试——吴汝纶《东游丛录》"教育之学"的文学书写

随着新学的兴起,"中国传统之学""自谦"为"旧学";称谓的变化,表示了其无奈与失落.于是,振兴、变通中国文化学术,成为当务之急;着意学校、着力教育,成为"晚清共识".教育因之成为新旧之学共处与接力的平台.作为"旧学邃密"和"新学熟谙"之硕学鸿儒,且身兼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乃朝野众望所归之不二人选.他由此而写就的<东游丛录>,成为中国近代首部具有新学色彩的教育学专门著述,不仅内容为教育"专门之学",而且其文学书写亦昭示了晚清古文的新变.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李喜所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匾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梁氏这样笃信佛学，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解放潮流——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中坚,立宪派领袖;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师。这种政治活动家兼学者的双重身分,使他对我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由于梁氏思想是复杂、矛盾而多变,往往不容易把握其中心。本文拟通过梁氏对中国近三百年(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就是主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了解他对近代思想解放潮流所持的看法,从而探索他在这个时代思潮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研究梁氏思想的一个侧面。     

"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的"政治黄金律"

儒家的"中庸"之道,认为"允执其中"、"时中"、"权",这是高明的统治者把权力运用得恰到好处的一个"政治秘诀","无过无不及"的主张充分显示了政治策略上的辩证法思想,而"致中和"则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总体思维.当然像"明哲保身"之类的训务,则反映了"中庸"之道的两面性.     

"管锥"之功与会通的"钱串"--会通效应通论之三

以"管锥"之功求打通,钱锺书是其代表.他的学术方式是见微知著,以微引博,强调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是一种共时性的横通,他的打通的意义在于融通更深广的人类心智和文化,不在于把学术变成一个体系,而在于把学术变成一个过程.钱穆以"钱串"之喻说会通,主张以纲要将杂乱零碎的材料贯通之,贯通的生命和灵魂则是材料背后隐含的文化.如此追求决定了他大处着眼,时空上纵横贯通的学术模样.     

论冯友兰晚年的政治意识

冯友兰先生的一生从未放弃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他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特别强烈,他晚年对历史现实的反思更为深刻.冯友兰先生的政治意识始终呈现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已成为他的思想学术的生命、灵魂,他的哲学与政治意识是完全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到了晚年,他更多地提到"旧邦新命",旧邦新命寄托了冯友兰先生的政治理想,也体现了他的道统意识.     

成鹫"通海"辨

基于对某些史实的误解,近人邓之诚曾把清初岭南高僧成鹫视为有"通海"嫌疑的政治人物.此说已成定谳.却为臆测.邓先生所引为证据的<鬻剑诗>系成鹫之戏作,不能说明问题; <致亡友陶握山书>所谓"出家"即是落发为僧,而非"谋恢复再造"之隐语;成鹫曾波海琼州及客居澳门亦与"通海"无涉,因为其时已无"通海"之可能.成鹫因对现实局面极端失望而"逃禅",出家后一意割断与世俗的干系,不可能再介入现实政治.在宗派上成鹫属于以木陈道态为宗师的临济宗天童系,而道态是清初"新朝派"的代表人物.天童系的这一政治背景,也决定了成鹫不可能参与秘密反清运动.成鹫的<成陟堂集>没有"怨尤之思,悲愤之气",便是证明.当然,在内心深处,成鹫对清朝统治者是持排斥态度的,对明朝是怀有留恋之情的,在本质上是一位袈裟遗民.     

诸子学说与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论诸子体系的他者生成

诸子各学派除了自我生成外,其体系的核心理论以及现实运用、实践性源头的论证等,还依赖庄子、荀子、吕不韦、刘安、司马谈、刘歆、班固等所构建,这是诸子学派的他者生成。使得诸子社会治理之学的主旨,有了哲学的理论形态。由此可知,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与学术愿景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对九流十家的概括是能够创建学派乃至建立学科的;其二,子学中心话语与多重话语两大形态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设立提供了机遇;其三,"诸子出于王官说"建立起古代以实践探求学术渊源的传统。胡适以"征验"之法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是以西方所谓纯哲学的观念来看待诸子之学的;而诸子之学本是社会治理之学,自然与王官政治有着承袭关系。     

郭嵩焘与"夫人外交"

郭嵩焘于1878年6月19日在英国伦敦以如夫人梁氏的名义举行了盛大茶会,这是中国开展"夫人外交"的开始.郭嵩焘之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开展"夫人外交",其原因一是出于外交礼仪而回请西方各国官员,再一是他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认识.但是,郭嵩焘的行为却受到了清朝守旧派官员和国内舆论的攻击,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多元嬗变后的苦结--"前选举社会"中国学术生成的范式分析

先秦"诸子学"以"温和的突破"为主,迎来学术全盛;秦汉经学以政治变动为生成演化之总枢纽,失落得学政不分;到了魏晋六朝,东西学理相荡,"玄学"独盛;迄于隋唐五代,集结"类书",归总学术,但创新不足,于是,"前选举社会"的传统学术出现了范式转换危机,这也就开启了中国学术步入"选举社会"的新课题,汉、宋转折,也就缘此而生.     

评梁启超关于教育思想和人才学观点的重要遗稿

《学术研究》1983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梁启超论孟子的遗稿。这是一份从未发表过的梁氏手迹。据有关方面鉴定和知情者的分析,认为手迹是可靠的,估计是梁欧游回来或在此一段时间的作品。梁启超从1918年底出发到欧洲游历,1920年春天回国。后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和南开等大学的教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直到1929年1月去世。梁氏晚年政治上仍是趋向保守;但最后十年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的生涯中,他结合教学,编写出不少学术专著,对后学起到启迪的作用。梁氏这篇论《孟子》的遗稿,是讲孟子教育思想的专题论文。但梁氏此文,不仅是客观地介绍孟子的教育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对此作了引申和发挥。我读过这篇《遗稿》后,觉得内容相当丰富,反映出梁氏对人才学的重要看法,为我们研究梁氏晚年思想提供了可贵资料;同时对我们了解中国二十年代教育思潮的一个侧面,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断裂"与"缝合":维柯《新科学》在朱光潜晚年美学生命中的地位与作用

要理解朱光潜所以在其晚年全力译介<新科学>的真正根由,首先必须较为全面地联系其一生的实际遭遇与思想背景,搞清楚维柯的<新科学>在其晚年美学生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这里需要还原一个事实:50年代朱光潜的学术思想转变实际上是他一生美学思想历程中的一次"断裂".而他对<新科学>前后评价的变化以及他晚年实践论美学观的变异则表明:根据<新科学>得出的"认识即实践"的结论,实质上是对其早年美学观念的重新返回.对<新科学>的译介和阐释,则是他对自己美学生涯中的"断裂"进行"缝合"的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缝合"的企图恰恰彰显了他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     

《文史通义》释"下学上达"疏证--兼论章学诚与朱熹、王阳明学术思想之关系

章学诚在晚年所作的《浙东学术》篇中 ,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归于浙东学派。他所梳理出来的浙东学派源自陆九渊、王阳明 ,经晚明刘宗周 ( 戢艹 山 )传至清初黄宗羲 (梨洲 ) ,梨洲下开万氏弟兄 (斯大 ,斯同 )、全祖望 (木射山 )的经史之学。这与他在 1777年所作的《朱、陆》篇勾勒出来的朱子的学术谱系形成了一种对衬。从学术史来看 ,这两个谱系中 ,宋代有朱(熹 )、陆 (九渊 ) ,清初有顾 (亭林 )、黄 (梨洲 ) ,至清中叶则隐含为戴 (东原 )、章 (实斋 ) ,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表现出章氏本人对自己学术地位的自负。而在乾嘉考证之学盛行时 ,章学诚在…     

"学精"与"学新"之间:张穆的学术思想

生活于晚清的学人张穆因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而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学术思想的形成来看,张穆受到汉学、宋学及今文经学诸家影响,治学虽以传统的汉学考据为基本方法,但他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以西北史地研究为代表的"实学",已超出传统学术领域--经学的范畴之外,其治学中透露着强烈的学术经世的意识.张穆学术思想中的种种特点,反映了清代学术由乾嘉"学精"向晚清"学新"的过渡.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李的心路历程评析

李二曲(名)的哲学心路历程与其曲折清苦的人生感悟处处融合在一起,并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二曲早年既无家学,又无师承,但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他严守张载以来关学学者"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实学学风而"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二曲中岁病中悟道,此时的他在思想追求、读书为学等方面都开始有了新的转变,这一转变也促使他重新认识自己以前的进学理路;二曲晚年经历荐举风波的冲击,他荆扉反锁而日处其中、杜门不出,但二曲并不是不闻不问世事而做彻底的隐遁之士,他的"心性"仍同时代、民族同博共振。二曲志趣不在作官,而在"明学术,正人心",以昌明圣学为己任。     

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和文德--论《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后期著作,影响深远.梁氏所言,虽是对有清一代学术的总结,但也包含着治学为文的一般原则.他理想的学者生存状态是为学问而学问,我们从梁启超的论述中还可以具体地将传统学者的生存状态归纳为家学、科举、为官养士、课徒等.     

"真人不死"与"出离生死"——李卓吾生死智慧探微

晚明思想家李贽因为思想史的背景、生活阅历,以及个人思想上的喜好,40岁之后便以求生死之道为人生之首务.他从求"真人不死"之道到寻"出离生死"之道,其生死观可谓亦儒亦道亦佛,又是非儒非道非佛的,只能定格为"李贽的生死智慧",是一种综合性的创新.其意义在于为现代人树立起一个观念:思考死亡问题有着重大的价值.     

王阳明"为教之变"中的本体与功夫——也从"静坐教法"谈起

王阳明的学术历程可分为"为学"与"为教"两部分,而在"为教"历程中,作为功夫的"静坐教法",曾被人与作为本体的"致良知"宗旨简单地加于并列.事实上,阳明的思想体系内含两个不同的系列:本体与功夫.本体是他的学术主旨和立言宗旨,功夫是实现立言宗旨的手段和方法.两个系列相互依存,但不能混为一谈."静坐"与"致良知"分属不同系列,二者之间不存在所谓"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