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日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援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试论蒋介石依赖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幻想及其破灭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日军侵略面前,蒋介石先是采取“不抵抗、不交涉”的政策,而后又过渡到“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最后倒向全面与日妥协,与日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蒋介石对日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这一时期蒋介石对国联的态度,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蒋介石依赖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主张的提出 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蒋介石主张公理解决东北问题最早的资料是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秉承蒋介石旨意转给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论江桥抗战的历史意义

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最辉煌的战斗之一。是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下,中国军队激于民族义愤所进行的一次自卫行动。据有关史料记载,中日双方投入的兵力为:中国军队3000余人,日本侵略军万余人。”直接参加这次重要战役的中国军队,是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将军指挥的部队。江桥抗战从1931年11月3日开始,至11月18日结束,历时16天。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歼敌6000余人。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及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政治与军事意义。 江桥抗战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人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人民的普遍觉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速实施其“大陆政策”,妄图实现灭亡中国、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由侵占我东北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华北,短短几年,差不多占领和侵袭了我国半壁河山。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立即组织东北抗日游击队,号召各族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共中央宣言表示愿在三个条件(停止内战、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面执行不抵抗政策,一面却继续增兵“围剿”和追击红军,妄图将红军全部     

论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的只应战,不宣战策略

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对日只应战，不宣战的策略是有其复杂的历史因素的，客观上是由中日实力对比悬殊造成的，主观上则是基于蒋介石集团的“剿共”政策及其争取西方外援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政策奠定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对日方针的思想基础．     

马占山与江桥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内战,阴谋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方针,竟下令东北军“不许抵抗”。在困难当头之际,东北军纷纷溃退之时,马占山帅部决然冲破不抵抗主义的逆流,奋起杀敌,于塞北嫩江的哈尔葛江桥,与日寇进行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激战——江桥抗战。     

从华北事变到“八一三”中日双方政策的演变

华北事变到“八一三”,是抗日战争的过渡阶段。亦即由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其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华北五省“自治”失败到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不扩大”方针到完成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九一八”后的“不抵抗”政策到初步转变为对日态度的比较强硬,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幻想局部解决,到“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最终走上抗战的道路。是什么原因使中日两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在抗日战争中有什么作用?研究这些问题,对于认识中国14年抗日战争全局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共两党对“九一八”“七七”两事变的立场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和1937年7月7日,发动了旨在侵略中国本土的军事事变,这是世界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两起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粗暴地挑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太平洋战场的帷幕,“七·七”事变则宣告了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对这两个事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采取了完全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立场,现作一比较。 “九·一八”事变前,驻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毫无准备;事变后,蒋介石对日军的     

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述评

半个世纪前,在日寇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军队曾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积极英勇的抵抗。①在“七·七”芦沟桥抗战、平津南口作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太原忻口会战、台儿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以及两次远征缅甸抗战等重大战役中,均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为中国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张学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方针1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公开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对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一直坚持暗中支持援助的方针,对义勇军的兴起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这一方针的实行,不具政府行为的支持,力度极为有限,才导致了义勇军的最后失败。既要公开执行“不抵抗”的政策,又暗中实行支持义勇军的方针,使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处于两难境地的尴尬状态中。总体上看,张学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支持行为没能改变其“不抵抗”政策的本质。     

试论近卫第一次内阁的对华诱降外交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以“七·七”事变为开端,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近卫第一次内阁在侵华战争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对华采取了政治诱降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史学界只注重近卫内阁对华武力进攻的一面,忽视了它企图利用“和平工作”对华诱降的一面。为了全面地了解近卫其人及其在侵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必要对它在第一次内阁时期的对华诱降外交做进一步的剖析。一、近卫第一次内阁的对华诱降外交,其核心是以诱降蒋介石为对象,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投降,早日结束对华战争。其诱降的形式和手段不断变化,错综复杂。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上海抗战时期的对华诱降外交——“宫崎工作”和“船津工作”。这一时期,是由于处在侵华战争的初期,日本国内特别是陆军,     

国民党政府抗战初期“不屈服不扩大”方针述评

抗日战争初期(1937.7～1938.10),国民党政府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奉行了一种所谓“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其具体表现就是一面在军事上顽强抵抗,一面又在外交上努力谋和。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 一 芦沟桥事变的爆发,使国民党政府面临痛苦的抉择:抗战抑或妥协。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严重性质,决定选择前者,即不再屈服,准备抗战。但同时又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蒋介石和张学良

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不宣而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骄横的日本关东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象样的抵抗,仅用4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和一个特区的大好河山。东北沦亡,山河破碎,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纷纷指责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追究丧师失地军政官员的责任。著名的爱国学者王造时愤怒地指出:古今中外的历史,丧权的也有,失地的也有,甚至于亡国的也有,但决找不出丧失土地之多而不抵抗的例子。有之,只有“九·一八”后中国这般最可耻最卑怯的污吏!王造时问道:实行不抵抗主义的人们,还有什么理论可以自行辩护呢;失去东三省不抵抗;失去热河不抵抗;将来失去华北恐怕还是不抵抗;不抵抗主义不但断送了数百万方里土地,数千万的同胞,并且贻我中华民族万世之羞! 面对全国人民的唾弃,舆论的谴责,狡黠的蒋介石,把丧师失地的责任委罪于张学良,一时间,张学良成了众矢之的,辱骂张学良怯懦无能,是“不抵抗将军”;指责东北军是     

论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日本侵华史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研究中不应回避“第二次币原外交”,正是它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开了绿灯。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是长期一贯的,事变爆发后也无实质性的变化;推原祸始,“不抵抗主义”的倡导者是蒋介石,而不是张学良。南京政府当时的对日政策是一个整体,即“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不屈服”,它的外交努力具有两重性。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一九九0年总目录

政治·经济·哲学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的典范…··……一………··……………·…………··”·宗良瑶.(I—t) ～一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国庆讲话科学的宗教精神………………………………………一……………………·夏宗经(1—6)论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发展………………………………………………潘福元(1—15)命题逻辑中真值树的使用方法及其作用……………………·,…………·.王元汉(1—21)评“非形式谬误”…………………………………………...……丁煌武志宏(1—32) ～一对逻辑教科书“谬误论”的批评之～ 。蒋介石退保台湾的方针与政策措…     

浅论傅斯年的抗战思想

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大家傅斯年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凭借广博的知识,超群的洞察力,就抗战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政论文章,抒发了“书生报国”的情愫。一、抱定必死决心,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继1931年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又向热河进逼,危及平津,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昭然若揭。蒋介石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幻想依靠国际联盟出面仲裁,强迫日本退兵。当时在中国思想界、教育界对战和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