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秦汉角抵运动

<正> 角抵,俗称摔跤,在秦汉期间,又叫“角力”、“相搏”、“斗力”等。从目前出土的与角抵有关的文物看,秦汉时期已形成几种不同的角抵方式。1955年,陕西长安客省庄出土的角抵纹透雕铜牌(习云太:《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61页),塑造了两位高鼻、深目、长发的角抵者。比赛双方都赤裸上身,下身穿宽松长裤,互相弯腰、扭抱;左边一人用两手分别抱住对方的脚和腿。在其身后各有一匹马相向而立。画面的背景是枝繁叶茂的树林,显然这是一幅少数民族在野外角抵的场面,其方法是有固定搂抱的要求,即一手抱腰,一手抱腿。此图可说是我国最早的角抵形象的记录,至今在某些少数民族中还保留有这种摔跤方式。     

“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解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句话,原文是:“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对于这一句话,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因而标点断句也不尽相同。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是这样的: “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标点的《资治通鉴·秦纪二》是这样写的:     

庄子的言意思想浅说

言意关系是自《易传》始至禅宗以降一以贯之的中心课题。而庄子的言意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语言符号学(语义学)思想的基础,对魏晋之际言意之辨发出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地影响。为此,本文拟从哲学语义学角度》对庄子的言意思想试做粗浅的分析,以求教于方宋。何谓“言”? 庄子说:“夫言非吹也,有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末定也,果是言邪?其未尝有言邪?为异于觳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齐物论》)“吹”,指风吹。“觳音”,鸟之出卵而鸣。“辩”通“辨”,别也。“夫言非吹也”,郭庆藩《庄子集解》云:“夫名言之与风吹皆是声法。而言者必有诠解,故曰有言”。“言者有言”,“即     

中国古代摔跤运动发展述略

“角抵”认作戏剧的前身或雏型 ,马端临认为角抵是“杂技之总称”,不专指摔跤 ,这都是有一定的道理 ,不是牵强附会之说。也许摔跤在汉代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向着艺术表演的方向发展 ,于是发展出“角抵戏”,一是在分化演变的过程中继续保持体育竞赛的原有性质和特点。河南登封县汉代画像石刻中划画着角抵的情状 ,画中有两人窄袖束带 ,头戴角形帽 ,作摔跤状。三、唐宋时期的摔跤运动摔跤运动的这种分化和演变发展到唐代仍在继续。在唐代戏剧表演中也有角抵戏 ,它一般被安排在正戏演完之后。《唐音癸签》中说 :“角力戏 ,凡陈诸戏毕 ,左右两…     

《大学》的著述时代考

历代有关《大学》的著述时代大致有：春秋末战国初说;西汉初年说;东汉说等。《大学》的著述时代当在战国末至秦初。这可以从《礼记》所据之“记”的时间,《大学》被秦火壁藏的特征,《学记》的成书年代,引用《尚书》等几方面得以证明     

古汉语“其”字用法举要

《说文》无“其”,有“丌,下基也。”段注:“字亦作元,古多用为今渠之切之其;《墨子》书其字多作元,元与丌同也。”《说文》又有“丌,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从丌,丌亦声,读与记同。”段注:“《大雅》‘往■王舅’,假借为语辞也。《王风》‘彼其之子’笺云:‘其或作记,或作己,读音相似。’《郑风》笺云:‘忌,读为彼己之子之己。’《嵩高》传曰:‘远,己也’.笺申之曰:‘己,辞也,     

为何称为“永州八记”

柳宗元在谪居永州期间,曾写过脍炙人口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山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和《游黄溪记》九篇山水游记。 但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称之为“永州八记”,目前一些文学史、“文选”和研究柳宗元的专著(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刘盼遂、郭预衡:《中国历代散文选》,冯其庸等:《历代文选》,吴文治:《柳宗元简论》等等),也都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明明是“永州九记”,而被说成是“永州八记”呢?章士钊先生认为:这是“千年来文坛之顺口溜,而印合尔巧,莫知其所由然而然”(《柳文指要》)。而我认为,不妨深入考查一下“八记”的提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何原因?从而明瞭一个究竟。     

议论虽多 何害为记——略析东坡亭、台记的艺术特色

陈后山曾说:“退之之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意谓宋人作记有违于唐大家之正法眼。王介甫更认为:东坡《醉白堂记》如同韩、白优劣论;显见菲薄之诮。批评的矛头,则不约而同地落在一个“论”字上,对宋代论文者的这些看法,金人王滹南则极力辩驳:“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议论虽多,何害为记”。他甚至说唐人作记“记其事耳”的特点,是“本短于议论”的结果。①褒贬如此各持一端,究竟孰是孰非? 检点《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八至卷五十四,共得《记》三十六篇,记亭,台、堂、阁者二十有四。其中,确实很突出地反映了东坡作记每每多好议沦的特色,本文就对这一特色及其得失、优劣作一些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     

经史杂考三则

一、“道德”诂义 道德一名,乃中国古代思想中一极重要之范畴。而考其初义,则皆与行路有关。《说文》:“道,所行道也。”《荀子·王霸》:“道,行也。”《尔雅释诂》:“道,直也。”综此,道之本义,道路也。引申之,顺路而行亦谓“道”,或称“得道”、“有道”(“有”初义训取,见《经义述闻》)。再引申之,万物生灭所循之抽象规律亦称“道”。故庄子言:“道,理也。”(《缮性》)老子言:“道者,物之所由也。”(并见《庄子·渔父》)韩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释名》:“道,导也,所以通导万物也。”德之本字,在甲骨文中从直从行,与今之“循”字形近(容庚说),“示行而视之之意”(闻一多说)。《庄子·大宗师》:“以德为循”,尚存古义。但其后此字之形与义变异甚大。其字本义今存于晚出之“巡”字中(《说文》:巡,视行皃)。而其字形在西周金文中则演变为“德”,战国古文中演变为“惠”,其义亦大变。所最可注意者,是字中增入“心”符,为甲骨文中所不见也。《左传桓公二年》:“在心为德”。     

“人祀”与“坛神”——鄂西土家族的祖先崇拜

“人祀”即以人为牺牲,杀人祭祀。它产生于人类一定的社会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的社会阶段消灭。 春秋时代,“临沂厚丘间,有次睢里社,常以人祭。襄公使邾子用鄫子处,相承雇贫人,命斋絮,祭时缚着社前,如见牺牲。魏初乃止”(《艺文类聚》卷三十九·礼部《伍辑之从征记》)。战国时西门豹冶邺的故事也属于“人祭”的范畴。屈原在《招魂》里也反映过南方民族     

说“蛇”——语言与文化札记

一 《山海经·海外南经》:“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恩平郡谱》:“蛇谓之讹。” “蛇”何以号为“鱼”?“蛇”何以谓之“讹”呢?这种发音,不论读“鱼”还是读“讹”,都不象汉语。从地理上看,上述二书记的是古越人活动区内的事,很象是古越语。 《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属于先秦时代,关于“蛇”字的记音,当时的汉字读音属     

《离骚》:“衷高丘之无女”解

古代人民,穴居野处,常就陵阜而居;洪水时可以躲避水災。①战国之时,诸侯纷争。“各以自利,”②“以邻国为壑。”③除自然水災外,尚多人为的。《史记·魏世家》记智伯“决晋水以灌晋阳”,他曾狂妄地说:“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降水可以灌平阳。”因此,古代建都常会选择丘陵地区的。地势平     

论柳宗元山水记的诗情美

山水记,滥觞于《尚书·禹贡》,漫衍于《山海经》及《楚辞》、汉赋,蔚然于北魏的《水经注》。但与《水经注》同时出现的《文心雕龙》,却对这历史悠久的山水记并未论及,在肖统主编的文学总集《文选》里,也对它闭门不纳。形成这种有趣的文学现象,除了由于南比朝的北方文人学士以“经学”为圭臬,崇尚朴质学风、南方文人学士以“玄学”为依归,富于哲理探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外,主要原因则是由于“记体文”一向被认为是“纪事之文也”,“以善叙事为主”,不需要作者的“缘物起兴”,因而在南朝广泛开展的探讨文学观念的浪潮中,在身经丧乱、亟待借物咏怀的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中,愈益暴露了记体文、包括山水记自身存在的弱点:即远远不能适应舒卷愁情,遥深寄兴的客观要求。因而肖统在《文选·序》里明确地说:“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不过是“纪别异闻”,均未选及;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文学作品,才“杂而集之”。这就是山水记因与“纪别异闻”有血缘关系,与诗意“沉思”和才丽“翰藻”又格格不入,而被摈斥于文学领域之外的根本原因。     

闻一多“《小弁》为弃妇诗”补证

《小雅·小弁》的作者是谁?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诗句该怎么理解?历来争议颇多。据《孟子》所载,远在战国中期,高子和孟子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高子说:“《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则认为:“《小弁》,亲之过大者也。”又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到了汉代,毛诗学派和三家诗学派对此诗的理解也不相同。《毛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三家诗则谓此诗为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谓尹吉甫惑于后妻,伯奇无辜被逐,因怨叹而作此诗。到了宋代,朱熹对《毛诗序》的说法有所怀疑:“《序》     

论战国中期历史散文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说: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纵长。自此之岁,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之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现代学者所考定的《左传》、《国语》成书年代大体与这段“史之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的历史相对空白带相重合。战国中期则紧承这段历史。我们论及战国中期历史散文面貌时,多少有点窘迫。传统的王官体制下的史官文化踪迹在“陪臣执国命”的时代变迁中显得也     

《史记选》注释质疑(补编)

几年来研读王伯祥《史记选》校释,时有感发,作质疑若干。前曾发表二文。近日少得宽暇,整理其馀,以享读者。1.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己。(《项羽本纪》)注:抵,到达。抵……司马欣,把说情的书信送给司马欣。按:“抵”用到达义,其后常接以地点名词做宾语。《史记·秦始皇本纪》:“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此处“抵”字义为拜谒、投托,凡用此义,其后     

略谈孔子论“政”

孔子论“政”之辞,主要见于《论语》。关于《论语》一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何晏《论语集解序》引汉人刘向的话说:“《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尽管历来治《论语》者对《论语》     

中学语文课本古代官制例释(一)

丞相:始于战国时代,为百官之长。尊之则为相国。也称相邦。秦代以后为封建官僚组织中的最高官职,辅佐皇帝,综理全国政务。汉代在王国的丞相只曰相。如“《吕氏春秋》是战国时秦国丞相吕不韦叫他的门客们编写的。”(《刻舟求剑》注)将军:古时一军之帅称将军,但未把它作为官名。从战国开始作为武官名。后来又加上各种名号,如车骑将军、楼船将军、材官将军等等。魏晋南北朝时,名号尤多。也用来泛指武官。如:“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诗》)尚书郎:东汉之制,取孝廉中有才能的人入尚书台,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初入台称守     

魏文侯都邺辨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邺城条云:“齐桓所筑,汉置魏郡,作都始于曹操。”但《辞海·语调分册》“邺”字条,新版《辞海》(一九七九年三卷本)“邺”字条和一九八○年初版《新华词典》“邺都条”却都说:战国时魏文侯曾奠都此地。魏文侯的都城,本已著于史籍。《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以“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又《汉书·地理志·安邑》:也说魏绛(即昭子)徒治安邑,惠王徙治大梁。魏文侯的世次,在昭子与惠王之间,其都城显然是昭子徙入之后惠王迁出之前的安邑。安邑地处吉之西河。《史记正义》云:“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后,子夏教于西河之上,文侯师事之。”《水经注·汾水》:“安邑……春秋时魏绛自魏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