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文化视角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

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文化视角,就是自觉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以农民代言人的姿态来看待与描写乡村.近年的部分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从多个方面体现了赵树理乡村小说这一文化视角,这些方面包括:作家作为"农民代言人"的身份立场、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创作传统以及鲜活的农民语言和喜剧的叙事风格.     

冲突与怨恨:论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体验

赵树理小说的怨恨来源于以下诸多冲突: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的冲突,文化立场和文化人格的冲突,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冲突,社会功利与文学审美的冲突,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冲突,农民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冲突。赵树理的冲突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冲突,赵树理的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怨恨,中国现当代文化就在这种无尽的冲突与怨恨中呼啸前进。     

在默契与游离之间——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并非同一的,二者之间存在微妙差异。前者是作家生命经验和内在文化认同的体现,是由内而外勃发的自觉追求;后者则是意识形态话语阐释的结果,是外在的文化解读,源于一种求证的话语需求。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是一种契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询唤与被询唤关系。艺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与形式上的创新追求,使赵树理的小说恰好适应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因而被推崇为一种＂方向＂。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使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游离,因而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     

跟不上方向的方向作家——论赵树理的当代境遇

赵树理的创作在1947年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但是赵树理的创作与批评家所概括和提倡的"赵树理方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缝隙。赵树理主要是因为突破了"大众化"的难关而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的,但其创作在"政治性"上并不能满足"赵树理方向"的要求,而且赵树理坚持为人民写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拒绝"革命文学规范",因此多次遭到批判,最后被定罪为"修正主义文学标兵"。认识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之间的缝隙,可以使我们摆脱对赵树理创作的简单化理解,可以使我们认识"革命文学规范"的核心内涵和运作方式。     

赵树理的"标本"意义

赵树理在中国1940—1960年代的文坛上几度浮沉,最终以悲剧告终,对研究这期间的中国文学是有着"标本"意义的。其"问题小说"创作与"中间人物"的塑造都为他招来不少是非,而究其根源却在于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赵树理的褒与贬实际上与对现实主义把握的正确与否有关。赵树理这一"标本"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为现实主义正本清源。     

赵树理文学意义的文化契合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有着鲜明的民间文化立场。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立场,并不仅仅是感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大众文化传统的距离,而是还有其自身先天的文化环境、生活阅历,以及个体知性力方面的原因。在解放区文学创制的形势下被当作文艺的方向来推崇和借重后,赵树理仍有自己所要坚守的文化立场、人格操守、道德底线与政治原则,他的价值取向与《讲话》精神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外,想象力的缺乏是赵树理的创作不能发展成一种大气磅礴的艺术形式的重要原因,但《灵泉洞》是个例外。它是想象的盛宴,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乡土民间的精神狂欢。在这个作品中,我们看到是赵树理艺术潜能的另外一面。     

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赵树理,一生固守不变的民间立场让人叹为观止。他的民间立场,使他的创作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寄托着作家的审美理想。赵树理"文摊"文学观、"问题小说"创作观和"大团圆结局"的美学观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十七年”视域下的赵树理研究变迁

在"十七年"特殊时期,赵树理研究一个重要的现象,主要在于他从现代走向当代。现代文学时期,赵树理的创作被树为"赵树理方向";"十七年"时期,对于他的研究呈现出了褒贬参半的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赵树理与主流意识的疏离和坚定的农民立场,也反映了"十七年"时期文学与政治的亲疏关系,为赵树理研究及"十七年"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文艺发展的一种设计与瞩望——学术界关于“赵树理方向”的构建与反思

在延安文艺整风后,"赵树理方向"的提出,是党和政策执行者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一种设计和瞩望。其基本内涵:一、反映时代精神和崭新的革命主题;二、民间语言和民族形式;三、农民的立场和革命的功利主义。建国后的"十七"年学界几乎沿着这一基本内涵加以引申和阐释。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界开始质疑和反思"赵树理方向"的提法。尤其是在重写"文学史"思潮影响下,更出现了强烈否定和解构"赵树理方向"的文章,这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独特创作个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我以为有三个方面: 一、坚持写自己所看到的,不为观念而牺牲现实赵树理说他有一条创作原则:“有多少写多少”。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他写的东西都必须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亲自感受到的。因为坚持从生活出发,写出的作品不能“完整”地符合某种理论、观念,他为此受到过某些评论的指责。本来一种理论如果是正确的,它一定是从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这种理论与实生活总是统一的。然而,抽象化的东西并不等于实生活。例如社会主义时期的级阶矛盾,归纳成为理论,可能只有几十个字,而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却十分纷纭复杂、丰富多彩,绝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作家如果要使自己的创作生命永不枯萎,那就绝不可脱离生活,而躺在书本上。坚持“有多少写多少”的原则,恰恰是赵树理在     

赵树理与“人民文艺”传播网络

如何建立普及全国的人民文艺传播网络,为人民文艺传播网络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如何改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扩大人民文艺的传播疆域,提高其传播效率,是赵树理长期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赵树理与人民文艺传播网络的关系,重新审视其文艺观及文艺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成败和得失.     

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赵树理既是一位农民文化的自觉辩护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代言人.这两种身份的包容与契合促成了赵树理40年代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功,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赵树理1949年后小说创作艺术的衰退以至于难以为继.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赵树理以其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的真切深入的理解以及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塑造了新一代的农民形象。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的农民形象被健康、硬朗的农民形象所取代，农民从被批判、被改造的对象转而成为革命的中心、纯洁人性的来源地。笔者就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进行了简单的总结与分析。     

《王风》何地歌谣，《黍离》为谁歌唱——兼谈古代诗歌文化审美积淀及解读方法

《王风》其实就是东周王城洛邑的民间歌谣。对《黍离》主旨的理解,我们应尊重其在历史上积淀的表达忧患之情和故国之思的特定审美经验。     

语料新颖 内容丰富 可读性强——评赵杰教授的《汉语语言学》一书

由石河子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教授赵杰所著的《汉语语言学》一书,以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现代汉语各要素的静态描写为中心,以古代汉语和文学语言的动态分析为两翼,以汉语和周边外语的关系为创新点,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汉语语言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其内容丰富,语言准确,实用性、可读性强。     

赵姓始祖简论

姓氏之学是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而姓氏的产生、演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此文通过一些古文献资料的论述 ,说明赵姓始祖不可能是少 ,而是黄帝。     

“新怨恨”理论视野下的赵树理小说重读

在“新怨恨”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致力于大众与民间的文化建构,表现了明显的怨恨体验,这至少包括对农民与对恶势力以及对时弊的三重怨恨。     

“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