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包括以下内容:“大一统”的地理观—天下观,“大一统”的政治观—政治一统,“大一统”的思想观—思想一统和“大一统”的民族观—华夷一统.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根植于中国各民族的心灵深处,得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一致赞同,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思想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始终存在于历史上各种类型的王朝之中,这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一统”的中国是古代各族人们认同的主要目标.     

秦文化与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大一统”思想源于三皇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时期随着“中土”“中国”“天下”“海内”和华夏四夷等观念的流行而萌芽。春秋以来,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学说系统提出了以仁政王道和恢复周礼为特征的大一统国家观。后经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和吕不韦整合诸子学说的创新改造,形成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新“大一统”理论。战国晚期历代秦王特别是秦始皇将其创造性运用于政治实践,促进秦国迅速崛起和完成统一,进而创建了维护多民族中央集权的一整套“大一统”国家制度和运行体系,由此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运行模式和文化传统。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兼容开放和与时俱进的秦文化及其特有的心怀天下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文化观、富国强兵的发展观和奋发有为的事业观,正是“大一统”思想付诸实施和成功的主导力量。     

试析先秦“大一统”民族观

本文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大一统”民族观的内涵涉及华夷结构、华夷尊卑观念、以华变夷观念和华夷一统观念。虽然它在客观上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灭,但也有诸多弊端:“大一统”民族观的主旨是汉族文化优越论;其思想是以中国为世界中心,受地理环境制约的一个封闭系统;实质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这种观念长期深存于中国人的思想之中,造成不利影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民族政策是功利性的,同化性的,因而是短视的。     

“知止”三义与文化认同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知止”。“回到你自己”是“知止”的根本义。这涉及到今人所关注的“认同”问题:自我的认同和文化的认同。从内容上讲,知止这一观念强调的是文明与自然的内在贯通。由此,知止的观念又展开为三重意义:回归自然、回向历史与成德知本。此三义辐辏于第二义而贯通为一体。其特点则表现为一个“复古”的历史精神。但“知止”并非故步自封,止步不前,而是要在“进”与“止”之间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协调的关系。“知止”观念从存在实现论意义上凸显了一种历史的精神和思想文化的差异原则。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为艺术”的文学观及其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传统是可分为隐传统和显传统两个部分的,隐传统主要是指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心理无法改变,并一直在非自觉中制约着我们和我们的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发展,而显传统是可以被直接感知和认识的。“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所反的传统只是显传统,而在深层上是受着隐传统的制约并导致了“为艺术”的文学观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论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种“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山水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蕴涵沉积于山水之中,由山水为载体而引发的文化现象比比皆是,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文化景观。中国文化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向封闭性,强调群体观念、向心观念和中庸观念,都与人们在长期实践中与山水形成各种对象关系密切关联,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智慧、力量和情感。     

“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

“大一统”本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常识概念,但是,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深化,新史观的输入,其渐成解构对象。而今,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它再次成为中国政治话语的建构性概念。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大一统”研究,其内涵、研究历程、概念重启的缘由需要进一步厘清,也需要回应诸多理论挑战。现代政治思潮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构成传统概念再诠释的政治与学术边界,也赋予其新的政治意涵。近年来的“大一统”研究实质上是对“何为中国”的现代政治知识回应,是中国国家理论的构想,“大一统”的知识论证有赖于“现代中国”的理论想象。     

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并曾有过辉煌灿烂文化的国家。千百年的文明社会和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格局，使文化的积累显得深厚和凝重。以尊祖宗，重人伦，学道德，尚礼仪，贵义贱利，中庸之道等为基本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它貌似无影无踪，实际上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总是将其触觉伸向各个领域，隐藏于观念或事物的深处，一旦它抓住了什么或附着某一事物，便顽强地表现出来。尽管表现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人们总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它的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和制约，时时刻刻处于传统文化这张“网”中。企业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不…     

"大一统"的政治国家观念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以经学为框架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崇圣尊经”成为国人不可移易的思维定势 ,“大一统”成为传统中国极其重要的政治国家观念。文学是民族心灵的结晶 ,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2 0世纪的中国 ,外族入侵 ,内部纷争 ,四分五裂 ,生灵涂炭。“大一统”的政治国家观念再次显示出强韧的生命活力 ,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现代中国最根本的问题 ,也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所隐含的一条基本线索。高扬爱国主义 ,表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文学呈现着“一体化”趋向。世纪末“一体化”逐渐解体变为多元共生的形态     

秦汉建设“大一统”文化的尝试及其特点

秦汉是中国最初的两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在经济和政治上,两个王朝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其“大一统”的局面。对此,历来沦述甚详。但对于其建设“大一统”文化的尝试,史学界至今还没有专门研究,因此,有必要进行探讨。所谓“大一统”乃是中国古代政治观念和国家学说的一种特殊表述,体现在政治上则是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对“天下”的绝对主权。用《尚书》中的话说就是“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用《左传》中的话说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用民间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大一统”观念应当说自西周就已形成,西周时的礼乐制度就是奴隶制下的     

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原理”刍议

社会角色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社会学者一般都沿用西方社会学界对这一概念加以解释,说这个概念是指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分相一致和一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分人的行为期望,是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在当今我国诸多社会学著作中,介绍社会角色或角色理论时,又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演员在戏剧中扮演某个角色作为例子。简而言之,即人们都接受了“人生如戏”的观念。好像从来也没有人问过:这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的社会角色观念与西方有无区别?便急匆匆地以这解释中国社会,乃至于解释中国传统伦理及传统社会现象了。     

“群龙无首”与“世界公民的心态”——试论中国比较文学的观念建构

中国比较文学从本世纪初开始萌芽 ,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 2 0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 ,就其价值取向和思维方法来说 ,可以说基本上还囿于基于“自我中心主义”之上的“刺激———反映”的框架和模式之中 ,还未来得及或未能充分意识到自身观念的建构之必要。在这世纪之交 ,我们有理由提出“中国比较文学观念建构”这一命题。建构中国比较文学的观念 ,当务之急是建构“世界公民的心态” ,即不分民族、不分东西、不分优劣的人类一家、“世界大同”的心态 ,平等对话、双向沟通的心态 ,以对话代替对抗 ,以人类总体观念代替民族中心主义。建构世界公民心态的理论资料 ,可借鉴《易经》的价值取向 :“用九 ,见群龙无首 ,吉” ,“天德不可为首也”。《易经》倡导的“群龙无首” ,乃“保合太和”之气 ,乃万物融融、各得其宜、不相妨害、充满生机的和谐之气。以此和合的义理为指归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就能展开有效的对话和沟通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从“感”看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古代哲学重“感”,重事物对于人的意味,重味觉。在“感”提供的经验基础之上,生成了中国哲学重事物的“存在特征”、重质料与形式统一、重有限与无限统一、重实践优先等观念,也生成了内在包含时间、变化、对立性质的特殊范畴“象”。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在“不变、确定的思维”之中,保持“交易的、存在着的世界”的思想,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与承担的使命。     

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下的中国古代语-图关系的形构

中国古代的“文”的传统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文”的观念基础之上,表现为自然与人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一体性,也体现为这种整体性的“文”的观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的语-图关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以新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发生西方意义的语-图关系的对立和紧张。语-图关系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的内涵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文”的意义赋予语图关系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旦图像逻辑试图独立发展,“文”的传统总是进一步对图像予以新的赋义。在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图像逻辑被“文”的传统彻底归化,而那种独立性的图像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则始终没有出现。     

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中的“现代”启示

本文从“西方中心论”相悖的视角,透析中国传统造物在视角场域、文化背景、概念理解上与西方的异同。从模件体系、实用思维与时空观念三个不同维度,以文化反向输出的方式,审视中国传统造物中那些司空见惯而又极易被忽视的现代特征,而正是这些特征成为中国传统造物进行现代转型的重要文化依据,甚至成为影响世界现代进程的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政治正义理念的历史建构

中国传统政治正义理念是指政治权力持有者———“王”运用某一特有的被当下的社会成员所一致认同的次序及规则使整个社会生活处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与和谐的境界之中的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相继表现为:“自然物理级差”的政治正义理念;“宗族血缘级差”的政治正义理念;“顺乎人性”的政治正义理念与“‘大一统’的官僚级差”的政治正义理念。     

以“仁”意“类”的中国哲学精神

就“中西马”哲学存在相互理解、彼此融通的人性根基而言,中国哲学的“仁道”可作为会通西方哲学“类”理论的思考视角和阐扬当代“类哲学”的思想精神。在哲学观的意义上,本文认为殷承中国文化“天地人三极一如”的“和合”思想传统,体现的正是中国哲学个性的“类思维”;践履“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厚德载物的生命之道,蕴涵的乃为中国化的“类生命”;而“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至仁”精神,则是一种葆有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