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归与重构——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问题探究

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当代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亦是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的中心论题。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思想的形成是以其对当代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深刻剖析为前提和基础的。在麦金太尔看来,德性完全占据了道德的中心位置,人类只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返回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要么接受后现代的道德虚无主义。麦金太尔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种德性论为道德实践提供合理性说明,对道德合理性原则进行重构,而重构道德合理性原则的唯一途径就是复归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     

麦金太尔对道德合理性的反思与探讨

麦金太尔认为,要对道德合理性原则进行重构就必须复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是以形而上学的生物学目的论为前提、以希腊城邦伦理为基本维度、以善的生活为核心要素的。在批判继承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麦金太尔指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内在善物,实践的完整性要求实践主体践行德性。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回归和扬弃,也是对道德合理性问题的有益探索。     

来自麦金太尔的道德尺度

当代世界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指出,现代社会处于传统德性伦理之后,其基本特征就是道德纷乱,这种纷乱的根源就是五花八门的道德概念和理论之间的不可公度性。为了扫清这种纷乱,他提出新的美德概念:美德就是在有益于整个历史传统和整个人生基础上对各种实践的内在利益的追求。这就是评判我们言行是非曲直的道德尺度。     

麦金太尔的善观念批判

在麦金太尔的理论体系中,善观念占有第一的位置.但是他所说的善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麦金太尔只有德性理论,而没有关于善的理论.但是,麦金太尔的德性理论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由于他的德性理论以善观念为前提,从而可以从他的德性理论推论他的善观念.他的善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内在于实践的善、个人生活的善以及共同体的善.     

麦金太尔对实践与德性关系的阐释及其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正如在《追寻美德》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一样,麦金太尔认为当今西方社会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道德信仰危机,并认为对传统的德性观念的普遍抛弃、对外在利益的盲目追逐以及将德性与实践相分离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只有重拾传统之德性观念,将它贯彻于人类实践活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危机。当前我国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我们或许可以从麦金太尔对德性与实践的阐述中得到启发。     

麦金太尔伦理学思想中的历史与道德真理

麦金太尔伦理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烈的真理意识与坚定的历史主义立场共存。尽管麦金太尔试图超越相对主义,但他所接受的托马斯主义真理观对真理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割裂已经使其不自觉地认可了相对主义的道德合理性。麦金太尔的历史叙事预设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观点。在这种预设下,麦金太尔透视了西方的道德历史,并且得出了一个迎合历史判断的结论。麦金太尔的道德合理性思想实际上是历史阐释中的形式主义和情境主义冲突的产物。     

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休谟伦理学析论

休谟彻底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真理观,将道德的是非标准建立在人类情感需要的基础上,开创了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这种伦理学认为,同情是德性区别和形成的源泉,以情感为基本内容的道德德性的进步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基本趋势。休谟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当代伦理学的发展。通过其与其他伦理学的比较,有助于理解当代西方主流伦理学的局限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伦理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现代道德哲学的边界何在——兼论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被摒弃,德性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试图以他的德性伦理来摆脱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并由此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深刻批评,提出了走出道德困境的若干可能性尝试。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麦金太尔与尼采的关联、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以及麦金太尔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启示。     

论亚里士多德的善观念

善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批判建立起了自己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主要探讨的是属人的善,而最高的善是幸福。幸福涵盖了不同的善,但它们也有层次之分,首先,最重要的是理论的沉思,其次是实践德性的善,再次就是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古代伦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哲学,而不是狭义的道德哲学,为了克服现代以义务规范为核心的伦理学的狭隘化,有必要恢复古代伦理学对于善的更广泛的思考。     

道德话语和道德实践的危机与重构——麦金太尔德性思想的理论探析

当代社会的道德话语和道德实践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普遍存在着分歧与冲突。理性主义在道德合理性论证上最终失败了,一个"德性之后"的时代来临了。每个人都是价值判断的主体,而群体却失去了统一的价值标准。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危机?麦金太尔的德性思想对解决这种危机以及实现"善的共同体"的可能性,进行了重要的论证,对其德性思想进行探析对我们走出"德性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     

"人整体生活的善"引发的思考

麦金太尔关于"人整体生活的善"的理论,从强调善的整体性出发,提出了新的德性概念.由于现代社会德性缺失的成因在于现代性的羁绊,因而我们只有从个体和社会两方面对德性进行归一和整合,才能建立一个较完善的德性理念体系.     

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何以可能——对麦金太尔德性论的研究

针对西方的道德危机和道德理论危机,麦金太尔提出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以结束道德领域的混乱与无序.本文通过对麦金太尔思想的研究,分析这种回归传统的可能性及面临的困境,对我们国家今天的道德建设提供一种思路.     

西方道德传统中的德性伦理与规则伦理

德性伦理和规则伦理是西方道德传统中的两种基本理论和实践模式。二者的分歧成为西方伦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论题。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德性与规则、古代伦理与现代道德以及正当与善的不同理解上。如何整合对这三组范畴的不同理解已经成为当代伦理学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麦金太尔与传统德性理论的复兴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西方道德生活和伦理理论处于深刻的危机中,要摆脱这个危机,就要向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德性理论回归。通过分析西方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可知近代的道德证明都是失败的,传统的德性理论有助于我们寻求道德的形而上依据。中西传统的道德哲学可说是异旨同归,都强调人对价值、对善的追求,强调人的道德生命,认为德性是人本性意义上的目的,追求最高的善和极至的美。     

秦越存博士著《追寻美德之路：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伦理危机反思》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对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领军人物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美德伦理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其突出特点就是运用麦金太尔所崇尚的历史主义方法研究他的思想,即将他的思想放回他所生活和思考的语境中去解析。通过这种解析方式,作者以研究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为起点,着重探讨了重建现代美德伦理的理路和方法。     

德性善是人们道德生活的最高目标

德性善是伦理学中的主要道德范畴 ,也是人们道德生活中追求的最高目标。对德性善的认识与实践 ,决定了人们道德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道德境界的提升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麦金太尔德性论及其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启示

麦多太尔十分重视实践,强调德性应该贯彻到实践中。他所理解的实践就是人们通过生产实践来追求这种活动的最卓越的过程,以此来获取该活动的内在利益。如果缺乏一定的德性对大学生的学生、生活,乃至于方方面面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麦金太尔的德性论对我国的道德生活,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具有深刻的启示。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