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下)

在1935年末到1936年初,左翼作家面临着一个新困境和一系列新问题。在采取统一战线作为总政策以后,共产党正依靠全民族高涨的抗日热潮蓬勃发展。鲁迅的爱国心不亚于任何其他中国人,但他也是一位左翼作家。鲁迅决不会放弃为"左联理论纲领"所阐述的理想而奋斗。文艺家协会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战斗的团体",其口号"国防文学"也是一个模糊不清且遭受错误解释的概念。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口号,这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困扰鲁迅、也可能困扰他的一些朋友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他知道应怎样对党的新要求做出让步,也知道如何在不损害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保持一个左翼作家的身份,坚持作家的左翼立场。然而,鲁迅没有预见到的是,新口号并没有为作家们指出正确的方向,而是增加了普遍的困惑。     

作为"青年诗人"的鲁迅 --1922-1923年鲁迅精神世界一瞥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抒情时代”,包括鲁迅,历史中的许多趋近新思潮的人们也都同时进入了他们生命与精神中的“抒情时代”。从《鸭的喜剧》与《为“俄国歌剧团”》这两篇不太为人关注的文本,可以敏锐地感受到鲁迅在1922—1923年这一段特殊的精神历程:已过中年的他曾重新涌起过青春时期的情感———一个青年诗人的情感;他对人间与精神的“沙漠”的洞察,披露了鲁迅内心最细腻、最纯粹的个人化情感和精神世界,提示了个人与时代深刻矛盾和对超越性追寻的命题。     

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

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之一,鲁迅在五四高潮过后一直处于各种矛盾和冲突之中。他有过彷徨,也曾经游移,但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考察鲁迅在五四之后面对的矛盾和介入的论争,每一次都与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面临的危机有关。从鲁迅走过的路,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艰难,同时也可以看到现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顽强持守。正因为这样,鲁迅才在２０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树起了坚不可摧的雕像。他的光辉不属于跻身于庙堂之侧的文人,也不属于走向民间的鼓动家或隐居者,而是属于获得了独立人格并意识到自己的先驱者使命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油滑与理论:鲁迅与茅盾“左联”时期创作的不同取向

鲁迅与茅盾在走向左翼文学的过程中,文学取向明显不同:鲁迅的创作经历了由"很认真"到"油滑"的变化,"油滑"是鲁迅"左联"时期创作上的一大特点;茅盾的创作则经历了由"写实"向"理论"的转化,强调运用革命"理论"来分析现实,获得主题,是茅盾"左联"时期形成并支配了他此后创作的主导性思维。     

鲁迅与新文学语境中的“自由”观念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一词在刚进入汉语语境时就产生了裂变,成为两种暗含冲突的范畴：“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而前者是应该服务或服从后者的。这一改变对新文学影响深远。鲁迅则自始至终强调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不随声附和他人的意见。虽然在接受了钱玄同的鼓动之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后来又加入了“左联”。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自由,坚持在“群体自由”的名目下不能取消“个体自由”,体现了自己“骨头最硬”的一面。     

鲁迅是表现主义者吗

徐行言、程金诚对鲁迅前期进行了表现主义的解读 ,严家炎先生认为《故事新编》是表现主义作品。然而不能将鲁迅描绘成一个表现主义者。鲁迅前期受到过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的影响 ,也间接地受到表现主义的影响。夸大其中任何一种主义用来指代鲁迅 ,都不合理。鲁迅二十年代后期介绍表现主义时 ,已在摆脱包括表现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的影响 ,所以不能将主要是后期创作的《故事新编》都说成表现主义作品     

青春、浪漫、革命与先锋:重塑"左联五烈士"——论话剧《前哨》的艺术探索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左联五烈士"牺牲九十周年,话剧《前哨》创排演出,是一份特殊的纪念与献礼.从左联刊物到现代戏剧,《前哨》对待史料是严肃严谨的,在虚构与真实、细节与想象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平衡与融合.在剧中,鲁迅成为一个线索人物与灵魂人物,将相互独立或交集不多的五烈士连贯为整体形象.《前哨》面向青年,以青年为视角,是一部理想主义的青春之歌.剧作以现实主义为底色,充分运用超现实主义的叙事结构、浪漫主义的桃花意象与唯美画面等艺术形式,展现革命与牺牲中"美"与情感世界的一面.在内容与形式上,话剧《前哨》都表现出一种先锋探索的前卫意识.     

也谈鲁迅与左联

在对20世纪激进主义的清理和反思中,左联、左翼文学及其代表鲁迅首当其冲。然而这种清理却往往陷入二元对立模式中,漠视和遮蔽了真正的历史关系。在鲁迅与左联的复杂纠葛中,恢复其历史状貌,揭示其真实关系,成为必要;通过这一揭示可以发现,恰恰是鲁迅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另外一种思想资源。     

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

中国“左联”的成立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在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1930年,“左联”成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中国支部。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组织,中国共产党受命于第三国际的领导。由第三国际倡导并成立国际性的作家团体,促使在中国也成立相应的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组织指导系统。而中国本身也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星星之火,鲁迅和茅盾在这个组织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以后,“左联”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联系已经中断,交流和指导非常困难,但有文献材料证明,这时“左联”和国际的联系改为由“文总”出面。总之,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     

"五四""抒情时代"中的"青年诗人"鲁迅--1922-1923年鲁迅精神世界一瞥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抒情时代",包括鲁迅,历史中的许多趋近新思潮的人也都同时进入了他们生命与精神中的"抒情时代".从<鸭的喜剧>与<为"俄国歌剧团">这两篇不太为人关注的文本可以看出,鲁迅在1922-1923年这一时段有一特殊的精神历程已步入中年的他重新涌起过青春时期的情感--一个青年诗人的情感,并且生发出人间与精神的"沙漠"、粗暴的历史等重要的思想命题.     

呐喊背后的沉思彷徨之中的忧愤——论鲁迅小说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

鲁迅的小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它有一定的社会批判作用,更有深厚的思想价值.长期以来,中国文学评论界总是过高地强调其作品的政治色彩,而忽略了它的思想价值,或者说用过高的政治性遮蔽了思想性、文学性.本文认为改造国民性的"立人"思想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通过鲁迅的小说从民众、农民、知识分子、革命者多个层面上分析,以及对《祝福》《孔乙己》和《药》等三篇代表性小说从多层次、多角度、互补性审视,从国民性的表现与思考这一角度对鲁迅小说的思想内涵作了新的审视.     

"海洋"元素对鲁迅文学创作与精神世界的影响

鲁迅一生用熔铸着民族传统经验和个体生命体验的思想,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提供了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而"海洋"元素也可视为理解其创作与精神的新思路.从地域空间来看,浙江绍兴、南京、日本仙台、厦门、广州、上海等地都留下了鲁迅的足迹,面海而居的环境与对生命人生的思索相遇,使其精神世界更加敞开,作品中多样的"海洋"物象更是开拓了他的创作视野.从精神层面来看,鲁迅有着开放探索、追求个体自由与独立的思想,正与海洋文化精神具有某种同构性.尽管鲁迅一生似乎并不热心"海洋",但这并不妨碍他生命中与"海洋"的邂逅,以及文学作品与精神气质中浪漫的"海文化"气息,以此可以窥见"人间鲁迅"的一个方面.     

鲁迅的别样十年

“沉默”和“呐喊”应当是与鲁迅思想中本质意义的“绝望”与“希望”相对应的标志性行为,在“沉默”中似乎包含了更为丰富的鲁迅,“沉默”对于鲁迅应当是更本质的,这里不仅有他思想者的求索,也有他普通人的打拼和偷闲。     

茅盾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主张及其现代意识

本文试图通过茅盾对鲁迅创作理论的研究和对“左联”理论的认识来归纳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并揭示其流露的现代性倾向     

鲁迅论教育

鲁迅的教育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份十分珍贵的财富。鲁迅对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妇女教育、社会教育、美育以及教育的本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有深刻的阐述。     

也谈鲁迅的“杂文”概念

<正> 提起杂文,人们自然会想起它最早的倡导者和最伟大的作者鲁迅;谈到鲁迅,人们也自然会想起他那许多辉煌的杂文。“鲁迅杂文”真所谓“尽人皆知”。可是,对于太熟悉的东西,人们倒往往会习焉不察的;而鲁迅本人虽然写过七百篇杂文,却并未严格地给它下过定义,立过界说。因此何谓“杂文”,概念并不十分清楚;近来且发生了争论。让我们依据鲁迅本人的言论,钩稽抉剔,也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任何不抱成见的人都可以看到,“杂文”一词,鲁迅曾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运用过,其一,指散文中的某种文体,另一则指编年体文集中的各种文章,而不管其文体如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鲁迅都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运用“杂文”这一概念。《且介亭杂文·序言》把这层意思说得最清楚:“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己有之’的,凡有     

鲁迅论儿童教育问题

关于儿童教育问题 ,鲁迅虽然没有系统地探索过 ,但是 ,他以在许多文学创作中表现出被封建文化压迫的儿童的形象 ,来引导我们思考过去儿童教育的弊病。鲁迅一直认为儿童教育问题是关系到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及未来的重大问题。本文是鲁迅的作品中关于儿童教育的观点与论述及艺术表现的总结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书局时代”鲁迅的出版活动

处身"书局时代"的鲁迅与出版界的相互关系纷繁复杂。鲁迅对出版界的初识和印象、鲁迅独立出版与图书审查、鲁迅的现代版权意识以及鲁迅作为多重身份的人,在出版业中兼顾情感认同与商业利益等,这些关系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反映了鲁迅的"韧性"战斗思想和时代精神。     

鲁迅翻译观的嬗变

业内对鲁迅翻译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他的"硬译"风格和异化理论。然而纵观鲁迅的翻译生涯,可知鲁迅的翻译观经历了曲折的流变过程,从编译、意译,到直译乃至"硬译",最终他强调应视受众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每次流变都揭示了鲁迅在思想上的转变和对中西文化与文学的重新思考。本文缕析鲁迅翻译观的发展脉络,梳理他翻译策略的变迁,描画了鲁迅作为一个建构新文化的现代主义者和备受争议的翻译家的本真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