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口通商时期的鸦片走私及英国对华鸦片政策的确立

鸦片是危害近代中国人的一大毒瘤,而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则是这一毒品的保护伞。本文通过分析五口通商时期的鸦片走私情况,英国政府对鸦片走私认识的转变过程,以及鸦片贸易对英印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从英国的角度探讨了英国确立对华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的原因和目的,因此就从侧面说明,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起了主要作用,应负主要责任。     

论鸦片贸易合法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鸦片贸易合法化是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的一项重要规定,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可是,以往史学界对其影响注意甚少。其实,鸦片贸易合法化不仅是鸦片贸易本身的一次重大变化,而且是清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一次重新调整,是英国     

湖南军阀与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却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此文着重阐述了湖南军阀贩卖鸦片、吸食鸦片、苛征烟税，以及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简论近代上海地区的鸦片烟毒危害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华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通过海关、走私大量输入中国，中国人民陷入鸦片烟的毒雾之中，而上海地区的人民尤首受其害     

近代对华鸦片贸易的再审视:以西方文献为视角

19世纪之后,西方国家通过对华贸易等方式不断向中国输入鸦片,对近代经济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Adam Matthew系列数据库为理解对华鸦片贸易问题提供了新的文献证据和新的视角。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鸦片战争前后英国的国内舆论对是否应当对华输入鸦片颇有争议,相当部分人士认为鸦片贸易会阻碍其他合法产业的正常贸易,并会导致贸易逆差和中国白银的外流,从而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在华传教士主要通过对鸦片贸易事实的叙述和道德谴责来反对鸦片贸易,并通过一系列实际行动参与禁止鸦片的运动。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在近代对华鸦片贸易问题上的讨论和思考在很多方面能够为现有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招工出洋合法化探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招工出洋合法化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已呈现出必然趋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列强将招工出洋合法化权利从广州一口扩展到了中国各通商口岸,由此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十年中国近代毒品史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烟毒泛滥异常深重，是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毒品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关于禁毒政策与禁毒运动、禁毒运动经验教训、鸦片贸易与走私、日本毒化中国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要加强和完善的方面     

试论包世臣的经济思想

包世臣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主张。反对“重本抑末”，提倡“本末皆富”，主张改革盐政和漕运，禁绝鸦片贸易。这些思想已超越地主阶级的范畴，成为中国近代反侵略、反封建的新的社会思想的一部分。     

晚清幕府的嬗变与近代社会变迁

作为一种幕府形态,晚清幕府是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变局的时候出现的。它经历过从确立到发展的变化过程,逐渐完善了其制度特征,并深刻影响着晚清政局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晚清幕府造就人才、振兴文教、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客观地促成清王朝的灭亡,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晚清幕府的特定性质,也给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     

岑毓英与云南回民起义

本文试图分析作为清王朝“中兴名将”、封疆大吏的岑毓英是如何通过镇压云南回民起义而崛起的,把岑毓英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考察,追寻他崛起的足迹,探索中国近代社会条件如何造就了岑毓英这样的人物,而他的活动又给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去了解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历史。     

18世纪后期广州鸦片贸易规模推算(1780—1799年)

鸦片贸易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但目前对华鸦片贸易的统计依然不够完整和准确,尤以18世纪的鸦片贸易为甚。反映18世纪中前期鸦片贸易状况的史料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18世纪后期相对增加。根据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前期广州鸦片贸易的部分可靠统计数据,采用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可推算18世纪后期尚未有统计的年份,以此来推算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规模。共分为广州鸦片贸易价格、贸易数量、贸易价值三个部分来展现此时广州鸦片贸易的状况,得出此阶段共有4万余箱价值1 200多万两白银的鸦片输入。     

民国时期西康政府的禁烟及其成效

民国时期，西康境内烟毒泛滥，给西康民众的生活与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此，西康省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禁烟举措，成立禁烟组织机构，完善禁烟法律法规与办法，加强禁烟宣传力度，在禁种、禁运、禁贩、禁吸等方面均采取了相关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未能彻底禁绝鸦片烟毒。     

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论议新探

鸦片战争前,鸦片论议中的例禁论不是严禁论。严禁论中存在着“重治吸食”和“严惩兴贩”的分歧。以“重治吸食”、罪以死论禁烟,不应受到肯定;“严惩兴贩”、罪以死论才是合理合情的主张。以封关绝市杜绝鸦片来源的思想和决策是不合时宜的;而弛种土烟与弛禁论则同是想发毒品财。禁鸦片的关键在于打击鸦片贩卖,而不在于断绝对外开放通商。相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通商才是杜漏银、裕国计的良策。     

早期《万国公报》的禁烟宣传

18 74 - 1883年 ,《万国公报》登载了大量宣传禁烟的文章。这些宣传反映了晚清来华传教士意识到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但必须指出的是 ,这种宣传是服务于他们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最终目的的。     

论民国时期湖南军阀的鸦片贸易

民国前期,湖南成为南北军阀的必争之地。各派军阀为了解决棘手的军费问题,对种植和贩卖鸦片烟土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湖南军阀们不仅勒令湖南农民种植烟土,而且还亲自经营非法的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再度蔓延湖南的恶果是加剧了民国时期湖南政局的混乱和动荡,毒害了湖南的社会风气,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了此后湖南多年的粮食恐慌。     

一口通商对早期中英贸易的影响

清初,清政府沿袭明代的海禁政策,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为朝贡贸易。1684年,康熙皇帝开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但四口通商对早期的中英贸易影响甚微,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朝贡体系,英商不享受相应的优待政策。对于缺少贸易中转站又不了解中国市场行情的英国商船来说,即便到达四口也难以售出货物,更无力购买大宗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四口都缺乏同英商长期贸易的准备,一时难以组织英商所需的货源。为了加强对英商的管理,1757年,乾隆皇帝将中英贸易限定于广州一地,并推行公行制度。同年,东印度公司职能发生转变,实力强大的“公司国家”垄断中国与欧洲的茶叶贸易,中英贸易进入大发展时期,鸦片贸易成为东印度公司平衡收支的重要筹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海关新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为了推动实现我国发展“一带一路”的整体战略,我国海关总署出台实施了《2016年海关落实“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规划重点工作》。国际贸易与海关政策紧密关联,海关政策的调整会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针对我国海关总署制定的最新海关政策,必须加强研究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有效避免海关新政对我国国际贸易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海关新政对于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积极意义。     

国际贸易惯例若干问题研究

文章阐述了国际贸易惯例的定义、形式和法律效力,回顾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贸易惯例在实践中的作用,并对中国加入WTO之后如何适用国际贸易惯例提出了相关建议。     

马克思论英中鸦片贸易

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论述可以说都是围绕鸦片贸易展开的。马克思对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三者问的内在联系作了具体深刻阐述,他认为,鸦片贸易是相对于一般商品的"合法贸易"而言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全方位的痛苦和灾难,给英国创造了高额利润,最终导致鸦片战争;英国为了将鸦片贸易置于安全、稳固和永久的基础上,战后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无疑鸦片贸易对中、英两国的影响都是双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