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者新考》之失误

1990年第2期《河南大学学报》发表赵国栋先生的《(红楼梦)作者新考》一文(以下简称《新考》),洋洋洒洒两万言。笔者在细读全文之后,觉得《新考》的材料是丰富的,论证也是充分的。但是,其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分析方法是牵强附会、取其所需的。在此,笔者只想借用《新考》中所引用的材料(重点号笔者加,下同),来谈谈自己对《红楼梦》作者的看法,借以向赵先生请教。     

高亨先生的考証实質是什么?

高亨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已四十多年。早在解放前就著有《庄子今箋》《老子正詁》《墨經校詮》和《周易古經今注》等书。解放后他一方面把旧作略加修改或只字不改地重版,一方面新編《詩經迭注》和《诗經新解》(未出版)。另外,还发表了《荀子新箋》《周代大武“乐”的考釋》和《周代地租制度考》等文章。显然,这些著作和文章都不     

汉代隶书的研究

《汉代隶书的研究》之一:《杨淮表记论考》(1975年);之二《石门颂论考》(1976年);之三:《石门颂论考2 》(1980年);之四:《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论考》(1982年)等论文发表在东京学艺大学研究记要上。当然,发表这些论文之前,我并来访问过汉中,只是将这些优秀的书法作品的拓本、印刷品放置在案首,进行观照、临摹;再通过阅读     

释陶渊明入仕的时间及其享年

由于每个人对陶诗的理解不同 ,因而对陶公的享年便有多说 ,我于《九江师专学报》 1998年第 2期上发表了《评陶渊明享年五说》的文章 ,即评古直的五十二岁说 ,评梁启超的五十六岁说 ,评邓安生的五十九岁说 ,评袁行霈的七十六岁说 ,评沈约的六十三岁说 ,现在又发现《岭南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发表了赖义辉的《陶渊明生平事迹及其岁数新考》的文章 ,他通过对陶公诗文的分析和归纳 ,定为享年五十二岁 ,他的取材与古直不同 ,但得的岁数相同 ,因此 ,我也要评赖义辉的五十二岁说。评了以后 ,便是否定这种新考。现在作出评述。赖义辉说 :“渊明乙巳辞…     

《异史》:《聊斋志异》的易名抄本

(一) 早就听说北京的中国书店曾经收购到一部《聊斋志异》的旧抄本,书名别作《异史》。仅只这一特别的书名,也就颇让研究《聊斋志异》研究者感到兴趣。可是,后来此书却下落不明,我也无从得以过目。前几年,我写《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论及《聊斋志异》的几种早期抄本,便深以没有能够见到其书为憾。去年初夏,《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在富春江畔开会,会间应青年企业家蒋放年君     

《新繁东湖缘起考》辨析

本文在钩稽文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张渝新先生《新繁东湖缘起考》一文中的说法进行辨析,指出新繁东湖当开凿于晚唐,民国《新繁县志》“东湖”条并非讹传误写。     

历史的证明——与[日]山口瑞凤先生商榷

不久以前,一次偶尔的机会,使我有幸拜读了日本著名的西藏历史及语言学家、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山口瑞凤先生所撰写的“《三十颂》与《性八法》成书年代考——兼论桑宝扎在世年代”一文(以下简称《年代考》)。一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学者,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学习和潜心研究藏语、藏文、藏族历史,并著书立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实在使我感动不已。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年代考》中所提出的有关论点,我是不能苟同的。现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与山口先生商榷,并就教于各位专家。     

略论乾隆《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的价值及影响

《西藏志考·历代事实》是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中的一篇。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志考》抄本虽均抄自乾隆元年(1736年)成书的《西域全书》,但《历代事实》篇只见于前者。在原本《西域全书》未发现的情况下,纵向简要记西藏历史及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原王朝关系的《历代事实》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通过简要的比较与分析,可发现成书在其后的《西藏见闻录》《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西藏纪述》及《西域遗闻》在编纂中均受其一定影响。这说明,包括《西藏志考》《西藏志》在内的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成书、刊印的多部西藏方志18世纪30-50年代已在西藏及四川、青海等地迅速流传,对后之西藏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清代西藏地方志在进一步发展。     

《<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读后驳答(上)

一、问题提出的由来及其实质 《思想战线》今年第3期上王叔武《<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以下简称《答疑》)一文,是对我上年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第4、5两期上《<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的答辩。我的《质疑》文章,是在读了王叔武发表在《思想战线》1978年第2期上《(南诏德化碑>作者考》(以下简称《作者考》)之后,就其全文论证《南诏德化碑》(以下简称《德化碑》)的作者应为王蛮盛而     

金文新考拾零——由“司母辛墓”出土的夏禹青铜礼器而引起的论辩

一、前记 一九七九年我曾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写过两篇“报告”。首篇名《关于“金文新考”的报告》(简称“报告甲”),第二篇名《夏禹婚宴青铜礼器于殷墟出土的报告》(简称“报告乙”),都已先后发表。“报告甲”于《学习与研究》发表后,曾由《新华月报》文摘版(1981年5月号)作过专题简介,“报告乙”在《湘潭大学学报》发表后,受到某大学历史     

讀《通鑑考異》札記三則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鑑》的同时,“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通鑑考异》一书,虽然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鑑》的副产品,但是,这本书的参考价值是非常高的。我读《通鑑考异》之后,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求教于同志们。(一)《通鑑考異》中的参考书目司马光编写《通鑑》,到底参考了多少书,至今说法不一。《通考》转载高似孙的《緯略》说:“《通鑑》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崔万秋在其     

孙奇逢与《中州人物考》

《中州人物考》的编著者孙奇逢,是一位清初理学大师,著作甚多,有《理学宗传》、《读易大旨》、《书经近旨》、《四书近旨》、《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孙文正公年谱》、《新安县志》、《乙丙纪事》等三十余种。《中州人物考》一书,是他的主要著述之一。     

庄浪河为汉代逆水而非涧水辩

《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十期刊载了王仁康同志的《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简称《位置考》)。我针对该文的论点,写了《汉代金城郡治允吾地理位置初步探论》(简称《初探》)。后来王仁康同志又写了《再谈汉代金城郡治允吾的地理位置》(简称《再谈位置》)。王仁康同志同我争论的问题是允吾的位置,但争论的焦点是:庄浪河到底是汉代的逆水,还是涧水。因此,本文就《再谈位置》提出的问题,对逆水、涧水的源流谈一点个人意见,请专家和读者教正。     

金文研究的新突破 ——简评侯志义先生新著《金文古音考》

侯志义先生在西北大学悉心从事古文字教学与研究40余年,成果累累,先后出版了《采邑考》、《西周金文选编》、《金文选注》等,这些著作在学术界都有较大影响。最近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文古音考》则是一部用古音考释金文的新作,开创了金文研究中的又一新举。释了金文字义,使其义顺理通,又与《周书洛诰》中的“敉功”和《立政》:“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来说实是一大贡献金文研究的新突破——简评侯志义先生新著《金文古音考》@陈全方$陕西省文物局!陕西西安710004     

《〈红楼梦〉作者新考》质疑

赵国栋先生在《〈红楼梦〉作者新考》(原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7期转载)一文中大胆地提出“《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曹頫。”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很好的,作为红学研究中的一家之言。定会引起国内外红学界的高度重视。但通读全文之后,我觉得作者的论断尚缺乏确凿的事实依据。现仅就文章中引证的若干资料,提出几点不同的看法,供作者参考。     

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

<正> 几年前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对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先后撰成《北凉缘禾年号考》(以下简称“缘禾考”)、《前凉年号新考辨》(简称“考辨”)、《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之探讨》(简称“探讨”)、《升平十一年王念卖驼契及其说明的历史问题》(简称“卖驼契”)以及《新发现的高昌王阚首归和麹嘉年号考》等文。这些文字引起了国际国内     

望更多同志参与土族历史研究——兼答李友楼同志提到的几个问题

(一) 学报编辑室转来李友楼同志《对〈土族族源考〉所引用材料的几点意见》,读后认为该文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即对土族族源应该展开学术争鸣和深入讨论。我又读到周伟洲同志《关于土族族源考问题的管见》,周系我的一位汉族朋友,对吐谷浑史颇有研究。周文在评《土族简史》的第三部分中提到该书关于“土族李土司的族属问题”的论述:“可能《简史》编者是以芈一之同志《土族     

再谈汉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刘满同志商榷

汉代金城郡治允吾县的地理位置在今何处?近十几年来,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但不见于成文的篇章。因此,我在《历史研究》上写了一篇短文,即《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见1978年第十期,以下简称《位置考》),供有关地震部门参考。我深知此文是“抛砖引玉”的,希望得到有关同志的指正,可是至今还未收到不同意见的来信或来稿。最近,偶而看到刘满同志的《汉代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初步探讨》(1979年《兰州     

《荀子&#183;荣辱篇》疑词新考

~~《荀子·荣辱篇》疑词新考@王天海$贵州民族学院法律系!贵州贵阳550025~~~~~~     

论辑录体目录的延续

《文献通考.经籍考》问世后,后世学者纷纷仿效,多有沿用其书名和体例的著作,包括《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这些著作完成了对辑录体目录从形式到内容的延续,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该书和辑录体目录两者都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这种延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