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权衡”与启示

农民土地财产权是指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所依法享有的各种财产利益的自由和资格。农民土地财产权是以宪法为基本依据的民事财产权。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权利主体"农民"应当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权利主体具有多维性的特质。农民土地财产权是以农村集体土地为基本客体的不动产财产权,农村集体土地具有资源性、资产性、空间性和层次性的特征。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农民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应当拥有各种财产利益的权利,包括以土地归属为财产利益的权利、以土地利用为财产利益的权利、以土地流转为财产利益的权利和以预期利益为财产利益的权利。     

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民与政府博弈问题初探

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农民市民化中的农民是富有理性并非常讲究实际的.在选择迁居城市成为市民或继续留在农村保持农民身份时,农民都表现出他们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政府的政策导向通过影响农民的决策而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起着明显的推动或抑制作用.我们可以把农民市民化看成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一个上下博弈问题.最后的均衡是政府为农民市民化提供"吸引"性政策,让农民迁居城市转变为市民.     

新型农民的组织培养是培养新型农民的有效途径

新型农民的组织培养是有效培养新型农民的方式,具体来说是充分利用组织资源,推进组织学习,提高农民技能,增强农民组织意识,实现新型农民个体和组织共同发展的培养方式。以农业产业化组织为新型农民的组织培养案例,总结其带动培养新型农民的方式。     

新型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相对传统农民,新型农民具有新的内涵,新型农民的大多数已逐步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新型农民是农民群体中先锋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本文研究了通过扩大增量资源,激活存量资源,大力培养新型农民的若干对策。     

论农民精神负担与社会稳定

农民精神负担是农民负担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当前农民精神负担可以概括为三种疑惑:一惑自己的社会地位问题;二惑社会角色差距;三惑相对剥夺感越来越重。农民精神负担过重对社会稳定既有显性影响,又有隐性影响。切实减轻农民精神负担,维护农村社会稳定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为减轻农民精神负担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维护广大农民的基本权益,为切实减轻农民精神负担提供可靠保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减轻农民精神负担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加强农民教育,为减轻农民精神负担提供可靠的主体保证;切实做好重点人群的精神减负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必需的途径之一。     

阶层分化与农民层级迁移

“乡—城”迁移假定农民由乡村向城市迁移,这一假定遮蔽了实践中农民迁移方向的多元性,阶层分化是基本影响因素。以武陵山区龙马乡为例,田野调查发现公共品供给贫困,农民普遍要求迁移。然而实践中农民迁移路径受制于农户拥有的初始资本和可持续生计来源,不同阶层农民的迁移路径呈现层级性。农民迁移在目的地上表现为从城镇、中间集镇到中心村的地域层级,各迁移路径性质分别是非农化迁移、过渡性迁移和农村内部迁移,这种农民迁移实践可以归纳为“层级迁移”。层级迁移是农民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民迁移基本规律。     

新农村建设必须培养新型农民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内在的要求。我国农民数量多、整体素质较低决定了培养新型农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科技培训为中心,同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内容,全面促进农民素质的提升。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及启示

农民是我国国民的主体,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农民教育问题在中国具有特殊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民教育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针对农民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民教育的具体措施和理论原则,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农民教育理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农民教育思想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必须以实际物质利益为基础;以农民为本,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护农民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之考量

农民主体性是其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是成功开展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和必要保证。但由于外部制度保障薄弱和自身素质支撑乏力,我国农民在当前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自主性、自为性不强,选择权不充分,创造性尚未充分显现。增强农民的主体性,应以满足农民需要为切入点,以创新制度为着力点,以提高农民群体的综合素质为根本点。     

论毛泽东农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以大革命时期为对象

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形成了丰富的推进农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主要是:大众化是动员农民实现党在农村奋斗目标的需要;为完成民主革命而进行的阶级意识教育是大众化的首要内容;大众化要以满足农民利益和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为根本方法,以党组织和农会为维系力量,以社会建设为载体.大革命期间是毛泽东农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萌芽时期.     

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途径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困难。为此,要正确认识农民收入的基本形势,分析农民增收面临的新问题,积极探索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治环境。其实现途径:一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二是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四是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农民合作的条件：岳阳井塘灌区个案

基于湖南岳阳井塘灌区个案的考察表明：国家介入是农民合作的外部条件。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强制性力量直接主导农民合作,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仍通过诱致性力量引导农民合作;农村精英参与和组织载体是农民合作的内部条件。农村精英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能赢得农民的尊重与信任,是农民合作的发起者、凝结点和推动力。组织载体能够为农民合作提供交流平台、规章制度与惩罚机制。为了促进农民合作,政府应该加强推动农民合作的力度、鼓励农村精英参与农民合作以及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     

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政治社会化分析

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政治社会化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土地改革导致的中国传统乡村政治形态的断裂为共产党改造传统农民,对其进行政治社会化打下了社会基础;二是人民公社集权体制为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政治社会化提供了组织保障。三是日常生活政治化使农民在政治实践中获得了政治知识,提高了政治能力,完善了政治人格。经过集体化的洗礼,农民成为了＂政治人＂。     

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培养初探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也是农民。培养新型农民,需要以科技为先导,以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为中心,构建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的新型农民培养体系。着重培养一批农村致富带头人、农村经纪人、农村科技员、科技示范户、农村信息员、农村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传承人。在此基础上,以点带面,形成示范和辐射作用,使...     

浅谈农民“话语权”的缺失及回归途径

话语权是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农民具有完全话语权是其利益真正实现的基础,也是保障党和政府公共政策科学性与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但目前我国农民话语权存在着严重缺失,必须通过采取构建农民利益表达的有效机制,消除农民话语表达的制度性障碍;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和组织化程度,增强其话语表达效能;非农精英人士充当农民代言人,促使农民完全话语权的实现;发挥大众传媒的社会公共空间职能,为农民话语表达搭建平台等措施,促使农民话语权的完全回归。     

农民的异质性与农民权益

从农民的异质性角度出发,以是否占有土地资源及从事农业生产为标准,可以把农民分为纯农户、失地农民、农民工、城中村农民、农村妇女等五个分层。要切实有效解决农民问题,应以农民权益保护为核心,既要把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也需有针对性地研究农民各分层面临的问题。整体农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上是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而各分层农民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下,又面临不同的权益保护问题。     

建国初期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对农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教育和改造。文章从农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依据,现实需求三方面考察建国初期农民教育的必要性,进而分析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目标和农民教育时代性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和灵活多样的教育内容三个特点,从而得出新时期农民教育的启示：摆在农民地位、维护农民利益是新时期农民教育的必要前提;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思想教育是新时期农民教育的重要保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是新时期农民教育的本质特征。     

我国农民体育研究中“农民”含义的辨析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体育研究领域中农民含义的矛盾现象,及有关＂农民＂含义的几种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农民概念的运用存在简化、淡化甚至漠视的倾向。社会的转型使农民从以身份为特征回归以职业为特征的概念。因此认为：欲对农民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可操作性的解决路径,必须澄清什么是农民的问题。在农民以职业为特征的划分基础上,提出辩证的、适宜的理解和运用农民的含义。     

父亲邓子恢的农民情缘

在世人眼中,邓子恢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一位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而在女儿眼中,邓子恢却是一位睿智而乐观的农民,身着农民服装,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凡事必深入农民群体中调查,处处为农民着想。     

精英话语的注脚——对《人民日报》农民报道的话语分析

本文旨在考察在中国主流媒体对农民的报道中,农民话语在整个国家话语体系中所居的位置。通过对2012年《人民日报》以农民为标题的新闻报道的分析,笔者发现农民这一群体即使是在以自己为主角的新闻报道中,依然处于失声状态,是精英话语的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