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化育经典常新——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8月27日至30日,“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主要有以下七个议题。(一)关于经学史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方光华教授的《从〈白虎通义〉有关“孝”的解释看皇权观念在经学研究中的渗透》,以《白虎通义》为出发点,考察了古代孝、皇权与经学研究的关系,对历来有关《白虎通义》一书性质的说法作了检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杨天宇教授的《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条列了汉代古文经学大师许慎《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援引今古文经说之例,提出早在郑玄之前许慎即已融合今古文,进而明确…     

论《白虎通义》的生态神学思想

《白虎通义》的生态神学思想把自然之天、伦理之天和神灵之天糅合在一起,三位一体。《白虎通义》把自然现象拟人化,尤其是把自然变异说成是天意的突出表现,具有神学色彩和道德的属性;另一方面,《白虎通义》又把社会关系神秘化,赋予社会现象以神学含义。《白虎通义》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相比附,天人感应,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朴素的的生态伦理思想。     

建国以来汉代经学研究概述

本文通过汉武帝独尊儒术原因、汉代崇经原则、汉代经学学派、汉代经学作用、董仲舒思想、王莽改制与经学关系、《白虎通义》等几个方面，对建国以来汉代经学研究做一概略总结，旨在为学者们研究汉代经学提供参考。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经学“本”“说”辨

经学“本”“说”辨马育良关键词：经学，经说，古文，今文汉世经学分野应包含文本古今之别和经说古今之别二义，这一点早为东汉荀悦所揭．橥。苟氏《申鉴·时事篇》云：“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     

正名、裁断与统系：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许慎经学

许慎是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五经异义》承续了《白虎通》的一统方向,裁定经说、融通今古,代表了来自儒林的、基于古文经学的经学一统。《说文解字》继之而作,与《白虎通》全面呼应,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它自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体现出许慎融通小学、经学的宏阔格局。     

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白虎通义》中的道德意识

作为东汉的一部官方经学著作,《白虎通义》一书的主要内容充满了极其浓厚的道德意识。《白虎通义》全书主要运用了“文字训诂”和“象征”两种手段,对诸如“姓氏”、“爵号”、“谥号”等儒家的礼制名号和诸如“瑞贽”、“衣裳”、“冠冕”等儒家的礼制器物进行了极为浓重的道德化解释．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从道德上加强了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具有浓厚道德意蕴的“名号”、“器物”对现实中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规范和引导。     

论王逸《九歌》章句的经学化阐释特征

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完整的阐释《楚辞·九歌》的著作。王逸将《九歌》主要思想内容纳入儒家思想框架以及《诗》之比兴的解释体系中,开创性地总结了“依经立义”和“依诗取兴”的核心阐释思想。阴阳思想在其阐释中也占据不小的比重,甚至部分内容体现了谶纬化的倾向。在经学的大框架下,王逸对屈原创作《九歌》的动因以及对屈原其人的关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大概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包含王逸个人化的理解在内的。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学与术：两汉经学演进历程的一个视角

两汉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有齐学、鲁学之争 ,今古文之争 ,还有谶纬之学与经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文章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视角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认为学术虽有自己的内在理路 ,但总的来说 ,是学随术转。     

经学产生原因新探

经学的产生不仅是汉武帝推崇儒学、罢黜百家形成的 ,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其政治原因是 :专制帝王需要一种理论权威维护政治权威。文化原因是 :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是一元化的 ,排他性都很强 ,而且都为政治服务 ,都希望自己学说被奉为经典。这种学术环境难免不产生经学。经济原因是 :中国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而儒家扎根于小农经济 ,维护小农利益 ,小农乐于接受儒家教化。     

贺麟对新儒者的定位

贺麟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精神需求,依据新心学的哲学识度,突破传统的儒者人格模式,设计了新式儒者人格。合理性、合人情、合时代是新式儒者人格应当具备的三个基本特征。他所设想的儒者人格在中国没有变为现实,但他提出的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仍可引为借鉴。     

吕思勉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继承与扬弃

在学术研究上,吕思勉曾深受康有为今文经说的影响,但由于他是以新史家的眼光研治经学的,因而又逐渐摆脱了今文学派的束缚,最终实现了对今古文的贯通研究。在经世思想上,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直为吕思勉所奉仰,并且成为他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吕思勉对康有为经说的继承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走向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礼”的英译问题研究

数百年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英文译本众多,但从儒家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礼”的翻译来看,其中的曲译和误译现象十分普遍,原因是译者大都局限于字面意思,没能做到从汉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去透彻理解和翻译儒家思想。这种翻译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媒”的作用,但并不能传达出儒学真谛,据此西方读者无法真正认识儒家思想,这极不利于儒家思想的外传播。     

皮锡瑞维新变法思想新论

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一生究心于学术与政治的完美结合，他阐发义理思想，宣扬素王改制，为维新、变法摇旗呐喊。他主张振兴孔教以文明排外，同时，力倡有用之学，主张调和中西，强调不必尽从西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相比，皮锡瑞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     

儒家意识形态再生产和“自得”主体的诞生

为避开儒家思想立场,更客观地把握陈献章“自得”这一重要概念,借鉴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某些思想洞见,通过中西认识论的比较,分析“体认”“贵疑”和“自得”几个关键词。研究认为,“体认”是用儒家意识形态解释、塑造个人的生活体验;“贵疑”是召唤个体抛开书册,获得与儒家思想的真切认同;而“自得”标志着儒家意识形态主体的诞生,即一个把自我视为儒家价值观的独立源泉,并自由地臣服现实秩序的主体。     

论王充对王肃经学的影响

王充对魏晋经学产生了不少影响,这在王肃经学中得到典型的体现。王肃之父王朗在会稽任职时获得《论衡》一书,王粲将《论衡》一书带至荆州,王肃之师宋衷与王粲同为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因此王肃接受王充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事。王肃以求“实情”的治经态度对当时盛行的郑玄经学作了辩证地批判,这种治经态度和批判精神当多得益于王充。王充是东汉时期反对谶纬的健将,王肃亦反对谶纬学说,在经注中常对感生等现象作理性化的解说。王肃经注具有平易质实、简洁精炼的特征,这种风格与王充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等的影响有不少关系。     

论《法言》的尊圣崇经与儒学批判

扬雄象《论语》而撰《法言》,与西汉后期的社会政治和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他以当代孟子自居,对西汉以来的今文经学、谶纬神学、《太史公书》以及先秦时期的诸子学说,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批判并力图加以纠正。他还明确界定诸子为“其知异于孔子”者,并赋予儒以新的文化内涵。《法言》的尊圣崇经,不是保守倒退地简单复古,而是自觉奉行儒家经典的真正内涵,坚决捍卫孔孟之道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