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论战

一九六四年,我国学术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贯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过程中,广泛、热烈地展开了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在哲学社会科学许多领域内就一系列原则问题进行了大论战。其中突出的,是对“合二而一”、“各阶级汇合的时代精神”、“写中间人物”等等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展开了尖锐的批判。这场论战的性质是: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究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为资产阶级以至地富反坏右服务?究竟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究竟是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鼓吹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 目前,这些论战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根据对一年来全国主要报刊的不完全统计,仅批驳“合二而一”、“各阶级汇合的时代精神”、“写中间人物”以及关于“李秀成评价”的文章,即达600篇左右。参加论战人数之众多、影响之广泛以及意义之重大来说,是我国学术界多少年来所罕见的。在这次论战中,对不少谬论的批判已经走出书斋。特别可喜的是,不少工农兵、基层干部都以亲身经历、生动的实际材料,有力地批驳了这些谬论,并且写出了不少具体、实际、生动、旣说明问题又解决问题的好文章。一年来除了对若干重大问题展开学术批判外,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还对其它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这新的一年,为了帮助读者回顾和了解一九六四年的学术讨论情况,我们特请一些同志,就若干主要问题,作简要的综述,供读者参考。这次综述由于时间仓促,内容方面挂一漏万,在所难免,错误之处,请读者指正。因篇幅所限,全文分两期登完。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李秀成伪降问题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是个纷纭复杂的问题。各个社会阶级和政治集团莫不有它衡量人物的标准,各个历史时期又往往各有某种道德规范作为月旦人物的尺度。黄巢与李自成在革命人民誉为反封建专制的英雄,而反动统治阶级则诋之为流寇和叛逆。     

关于陆游“晚节” 问题的论争评述

一、关于陆游“晚节”问题的缘起 提出陆游所谓“晚节”问题,最早见于陆游同时的好友朱熹。朱曾在《答巩仲至》第四书(《朱子大全集》卷六十四)中说;“(游)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     

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讨论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的教学、研究单位和湖北省历史学会,先后举行了评价《李秀成自述》(下简称《自述》)和李秀成一生的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中,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見: 一、关于《自述》的性質問題一种意見认为:《自述》是叛徒的自白,投降变节思想贯穿于它的始终。李秀成在《自述》中不止一处地对曾氏兄弟阿谀奉承,对太平天国革命恶意诋毁,并以他对革命叛徒和清朝将领如何宽仁礼待和     

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和戚本禹先生商榷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的功过应当怎样评价,本属学术问题,尽可自由讨论。一九六四年前后,我国学术界曾就李秀成评价问题展开过争论,但不久却变成了一面倒的政治批判。曹光瓈同志的《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一文,《人民日报》原已排出清样,拟于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同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唱对台戏,后因故未刊出。现在我们选刊曹文的一、三两个部分,同时发表苏双碧同志的讨论文章,重新提出李秀成评价的问题,希望这场中断了的学术讨论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关于艺术赝品的美学思考

艺术赝品问题是个古老的话题。说它古老,是因为大致自从有了艺术品的创造,就伴随着赝品的出现。同时,赝品问题又是当今社会仍然随时面临的新课题,近些年来,中国大陆有关艺术品真伪的案件诉讼纷纭,表明它仍然困扰着处于高度文明时代的人们。然而,尽管赝品由来已久,但由它引出的一系列问题仍然没有从理论上、从美学高度得到很好的清理和阐释。尼尔森·古德曼说它是一个“相当特殊而又边缘性的美学问题。”①的确,艺术赝品问题与艺术本质问题,创造问题、构成问题、审美经验和审美价值等问题相比较而言,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但在某些特殊境遇中。在新的高技术条件下,由赝品引发出的一系列问题,却可能会影响、动摇甚至改变传统美学与艺术理论中那些核心的命题。比如,由赝品问题引出的有关艺术“本真性”的争论和探讨就足以构成对旧有理论的颠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艺术赝品问题进行一些理论上、美学层次上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西方学者已作了较多有价值的尝试,但在中国,这个问题仍然处于理论的疆域之外。已有的有关艺术赝品问题的论述多是从考据角度的辨难,或从伦理道德、法律的角度进行一种义正辞言的抨击,     

李秀成评价问题上的相对主义——评苑书义、吕翼祖等同志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关于李秀成的評价問題的論爭中,苑书义、吕翼祖两同志力图把以戚本禹同志和罗尔綱同志为代表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調和起来,合而为一,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見解虽然是“針鋒相对的”,然而“都含有正确的因素,但也都带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在他們看来,《李秀成自述》既是“頌扬了敌人、詆毁了革命”,“背叛了太平天国革命”,又是“頌扬了太平天国前期領袖們的英明和軍事形势的飞跃”,“緬怀天国”。李秀成既是有过“背叛革命的变节行为”,又是一位“农民革命領袖”,“在历史上应該是基本上肯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运动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运动的实质和思想基础、皇民化运动的发展阶段、皇民化运动的内容构成、皇民化运动的社会危害性等。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一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标准问题的反思——以当前原生态民歌评价为中心

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工作中,评价标准问题存在着严重偏差,这种偏差在原生态民歌比赛中有着突出的体现。原生态唱法存在的评价误区,折射出了长期以来居于主流地位的音乐评价标准存在着严重问题,这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具有普遍性。只有对评价标准问题及时地予以纠正,打破一元制的评价体系,建立多元的艺术评价机制,才能真正促进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多元的艺术评价机制相伴随的,应是多元的生存方式。只有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非遗"保护才是多元的评价标准、多元的生存方式能够切实实现的基础。     

关于康有为的评价问题

康有为是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关于华国锋的评价问题

评价华国锋,有一件事情应该澄清,即华国锋是否有意阻碍邓小平的复出。当时,华国锋对此的原则是,应该恢复邓的工作,但要时机成熟,逐步来。总的来看,华国锋并没有蓄意阻碍邓小平的复出,邓此次的复出也没有花费更长的时间,此外,华国锋还不断采取措施改善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处境。     

关于杨么的评价问题

<正> 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是则是,非则非,切不可因褒其功而讳其过,又不可因贬其过而掩其功,更不可颠倒其功过是非。最近几年来,我在研究南宋初年农民起义的历史时,曾接触到不少史料,发现杨么这个人的历史形象,并非象某些人说的那样巍然高大,那样白璧无瑕,而是过大于功。特别需要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把一个有亏于民族大节的人,当作农民起义的英雄而加以歌颂,是否恰当?下面,我把自己粗浅的看法谈出来,向学术界和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同志们请教。     

关于唐绍仪的评价问题

唐绍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跨跃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清王朝,经历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晚年滞留于已沦陷日伪之手的孤岛上海.最终死于非命。他浮沉于宦海政坛五十余年,曾涉身于若干重大政治风暴与漩涡之中,加以海内外交游广泛,人际关系复杂,使他成为清末民初这个特定的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从而涂抹了一层历史赋予他的特殊色彩。评价唐绍仪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是对一个具体人物评价是非,而且还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因此,必需注意到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他的复杂而矛盾的人生历程,并着眼其一生中的主流大事,而不应纠缠在某些传闻的细微末节。     

关于左宗棠的评价问题

关于左宗棠的评价问题胡滨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样，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中发迹，一跃而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权势煊赫。接着，他参与了镇压捻军的活动，并进兵陕甘，扑灭西北的回民起义。后来，他...     

关于张作霖的评价问题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既非名门”出身,又“无特别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仅一草莽英雄,受清廷招抚后,由一清军管带而至巡防营统领。辛亥革命后,因缘时会,又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省督军、东三省巡阅使,进而称兵关内,问鼎中原。最后竟自封为北京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居然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如从1911年冬张作霖开始     

关于李陵的评价问题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生年无从稽考,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卒于匈奴。他是西汉著名军事将领李广的长孙。在他的前半生,曾五次带兵北抗西戎,官历侍中建章监、骑都尉;在他的后半生,则默默无闻。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李陵在历史上并无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人之所以论及他,多半是出于对司马迁的研究。因为司马迁为李陵败降匈奴辩护而被汉武帝下以蚕室。在有关论述和古今一些戏剧中,李陵被涂上了“民族败类”的色彩。这是失之偏颇的。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李陵败降匈奴的责任问题①,意在重评李陵,但似失之全面,不足以审明陈案而还李陵的本来面目。因此,有必要略述管见,求教于方家。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阶級斗爭与社会思想領域中是一个有着长期影响的人物。他自从1895年“公車上書”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到1929年死去为止,經历了一个充滿着波动与变化的时代。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之間的。这段时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阶級斗爭极为复杂尖銳,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梁启超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宣傳活动,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开展关于梁启超的討論,以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評价梁启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会有助于我們对于中国近代阶级斗爭規律的掌握,有助于培养我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評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关于对梁启超的評价,解放前很多历史学者和評論家們,往往惊叹于梁启超的“博学”和“才能”,孤立地从某个方面夸大他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拿他初期的进步性来概括他的一生;或者脫离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改良主义的企图来抽象地論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显然是錯誤的。这一点,胡繩同志在“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发表于1948年出版的《讀書与出版》第三、四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来了。解放后不少同志进一步开展了对梁启超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評論梁启超的文章,仍然有脫离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与企图来研究他的倾向,因之,在某些問題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为了有助于討論的开展,我們特就下列两个方面的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进一步引起討論。     

关于教师评价问题的思考——中学校长工作浅谈

教师评价是学校管理的中心课题。能否搞好教师评价,是能否做到知人善任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能否调动教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关键。特别是在中小学,怎样做好教师评价工作,已经成了校长管理学校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为什么要评价教师?这同为什么要评价各级各类干部,甚至于为什么要评价人的道理是一样的,既是各行各业繁荣发展的需     

关于胡汉民评价问题的讨论

在广东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史学工作者就胡汉民的评价问题作了讨论。有的同志通过评述胡汉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和活动,认为同盟会成立前,胡汉民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同盟会成立后,胡汉民担任本部秘书、评议员,又主编《民报》,在《民报》第一号上,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发刊词》,第一次公开揭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在第三号上,发表了胡汉民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其中前三条:(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首先完整地阐述了三民主义。由他主编的早期《民报》,通俗、明白地宣传了三民主义,奠定了与保皇派论战胜利的基础。从一九○七年初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胡汉民随孙中山赴南洋,担任南洋支部长、南方支部长,参与策划领导了南方各次起义和南洋与保皇派的论战,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理孙中山的工作,成为这一时期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汉民任广东都督后,又组织北伐,改选广东军政府,对发展全国革命形势,巩固广东政权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辛亥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