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拒卖门”之鉴

网络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危机公关的处理。被闹得沸沸扬扬的诺基亚“拒卖门”事件之所以成为一个危机事件．网络可谓是“罪魁祸首”。如果没有网络,部分诺基亚经销商“揭竿而起”,就不会演化为全国范围的经销商罢卖事件．进而汇聚为所有经销商、消费者对诺基亚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如果诺基亚充分了解网络．特别是Web2．0的威力．及早防范．科学应对,“拒卖门”也完全可在萌芽状态被平息。     

2013年度十大危机案例点评（节选）

近日，关键点传媒与华中科技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共同发布2013年度十大品牌／公共危机公关案例研究报告。入选的十大品牌危机公关案例分别是：农夫山泉“标准门”’风波、苹果手机涉嫌歧视中国消费者事件、葛兰素史克中国高管行贿风波、中储粮大火事件、恒天然疑似肉毒杆菌风波、多美滋行贿门风波、海尔洗衣机绞童事件、现代汽车代言人孙杨无证驾驶事件、中石化黄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3Q大战。     

危机成因分析及公关应对策略

2011年,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危机,双汇的瘦肉精、中石化的天价酒、上海的染色馒头、蒙牛的“毒奶门”、郭美美的“微”炫富,7·23的动车追尾事故、达·芬奇的造假事件、西门子的“冰箱门”、上海的地铁追尾……临近年末,继续冒出了甘肃、江苏等地的校车超载事件。历数这一年的危机,大多表现出以下特征：人祸多于天灾、个案危机向公共危机转化、以“微内容”为主要传播渠道、传播方式夹杂故事性、戏谑性、危机应对的局部失效。     

公共危机背景下“正能量谣言”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近年来，“正能量谣言”成为公共危机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中新的热点。通过梳理分析近期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几类典型的“正能量谣言”，发现“正能量谣言”演化的过程是多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某些舆情事件刺激网民热议，在相关信息传递过程中，网民的主观情绪作用、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与媒体“把关人”意识缺失等因素的作用，使得“伪正能量”通过多渠道传播。因此，需要建立政府、媒体平台、网民共同参与的价值协同、制度协同、运行协同、信息协同的多重协同机制，在“正能量谣言”危机管理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的四个阶段实现公共危机事件“正能量谣言”的协同共治。     

危机管理的三板斧

一个复杂危机的时代 2003年的危机事件：CECT手机“中国种的狗”事件、罗氏”达菲”风波、长虹海外“受骗”风波、富士“走私”丑闻、麦当劳“消毒水”事件、红牛“进口假红牛”危机、格力”内讧”事件……     

危机是公关试金石

中国危机社会的到来有3个标志性的年份2003年的SARS事件．揭开了公共危机频发的序幕：2005年发生的“苏丹红”事件,打响了品牌危机处理的保卫战;2008年伊始的“艳照门事件”．引爆了网络危机频发的导火线。伴随着这一系列的危机事件,我们真正迈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关系新时代”。     

游昌乔：阳光是最好的危机管理

最近，企业或政府爆出的危机事件层出不穷，如何防范危机？如何应对危机？关键点传播集团在危机公关和危机应对方面一直进行深入研究，关键点董事长游昌乔首创“危机公关5S原则”，有人称其为“危机公关第一人”。近日，关于危机管理以及微博时代的危机应对，游昌乔与本刊记者分享了他的观点     

公共危机中的科学传播挑战及其应对——基于拉奎拉事件的反思

在公共危机中，如何准确、有效地向公众传播科学信息是科学传播领域的重要问题。以广受关注的拉奎拉事件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拉奎拉事件的相关材料和学界评论进行梳理，并反思在公共危机中科学家如何向公众传播科学信息、如何帮助公众做出合理决策。在厘清拉奎拉事件脉络的基础上，指出公共危机中的科学传播活动面临的三个挑战，即向公众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的科学、科学家在公共危机中的角色冲突以及非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竞争，进而基于“科学为民”理念，讨论应对公共危机中科学传播挑战的思路，最后从“传播什么科学”和“如何传播科学”两个角度提出应传播“复数”的科学和“双向”的科学的建议。     

培养民众在危机管理中的应对力

危机管理实质是对一国社会应对能力的综合考验。民众在危机事件中，可能既是受害者，也可能是救援者，如何在危机事件的第一时间让民众自救或互救。则是减少损失的重要因素。美国“9·11”事件中美国社会整体表现出的内在有序和恢复能力。不仅仅来源于法治化程度，也取决于美国政府对全民危机教育的重视，因此培养民众在危机管理中的应对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亚宰客现象之患得患失

导读：“三亚宰客门”在网络上愈演愈烈，先后持续两周时间，看似平常的游客被宰现象升级为舆论热议事件。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的竟是一条网络微博，接下来的两周三亚官方开始了与舆论的多次太极与博弈。网络时代下的政府如何在遭遇形象危机时“转危为机”，三亚方面此次表现显然有些差强人意，但是道歉、闭店、罚款等诸多动作仍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七月危机”和德国的战争责任

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引发了欧洲的“七月外交危机”。由于德国更需要战争来实现争霸全球的“世界政策”，便极力煽动、唆使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使“七月危机”逐日加深，引起一系列走向世界战争的连锁反应。德国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负主要责任。     

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类型、特点及其治理——以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相关理论为视角

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是某些“社会风险”演化到“公共危机”过程中的一种显性表达方式。不能将事件治理等同于“应急管理”,治理应该延伸到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运用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的相关理论可以对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类型和特点进更加清晰的分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综合治理框架”,可为这些事件的治理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启示。     

后真相时代价值判断的偏转:危机事件中社交媒体传播动力分析——以微博热议“保姆纵火案”为例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危机事件的扩散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传播前置性、情绪感染性、主体多元性、即时交互性和事实模糊性六大特征。传播动力研究是探究这些传播特征动因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此类研究偏重系统性的宏观描述，缺乏精确性的微观分析。文章以微博上热议的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提出“信息—价值”传播动力模式，从微观层面具体解释社交媒体危机事件如何维持其独特的传播特征及连续的高活跃度，并将此模型发挥效用概括为三点:第一，情感共振导致的“群体极化”引爆舆论炸弹；第二，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用户靠自我价值观评判事件而非真相；第三，危机事件中新信息的输入往往伴随着利益的角逐。     

基于网络的危机公关解决方案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需求水平不断提高,同时由于网友的自由言论、网络编辑编译的主观想象、善意或恶意的“以讹传讹”等的出现,网络也成为了危机或麻烦的制造者,同时,互联网还让一些网络小蚂蚁有了直接向大象叫板的机会,网络的发展使信息快速传播,这些都使得危机事件极易发生。最近半年来,有关企业的危机事件不断,如巨能钙“有毒”事件、亨氏与肯德基的“苏丹红一号”事件、卡夫的“转基因”事件等等。在网络经济时代,如何有效解决危机呢?对于基于网络的危机公关解决,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态度决定一切。对危机事件所…     

社会事件公共转型的原因、影响和对策——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最近几年，我国出现了大量原本应该被纳入政府管理过程的社会事件转型升级为公共事件的现象，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影响。本文通过对“李刚门事件”、“王鹏事件”和“钱云会事件”三个典型案例的研究，分析了社会事件公共转型的原因和社会事件公共转型产生的政治社会影响，并提出了化解此类事件的对策。     

内外兼修促发展——论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之发展策略

“前苏联奇迹”与前苏联“经济大崩溃”，“亚洲奇迹”与“亚洲金融风暴”，“美元霸权”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些看似不同的经济现象背后反映的共同规律对后危机时期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如何练好“内功”提供了前车之鉴，而全球性金融危机预示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又对后危机时期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借助“外力”提供了契机。既要遵循共同规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又要利用改革契机，争取公平环境，这是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认真做好的“对内”、“对外”两门功课。     

冷战期间美国国会对隐蔽行动监督体制的演变与特点

冷战期间美国国会对隐蔽行动的监督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是国会对隐蔽行动的非正式监督时期;此后直到伊朗门事件爆发是国会对隐蔽行动正式监督体制的构建时期;从伊朗门事件到冷战结束是国会监督体制的再调整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国会监督体制的演变表现出三个基本特点:国会监督的制度化与法制化相互促进;国会“危机调查监督”和“例行监督”两种模式交替使用;国会监督呈现出螺旋式提升的总体发展趋向.     

微言博义

【从“毒胶囊事件”谈企业经营】做企业会遇到不同的经营危机，如何化险为夷，最关键的是责任和担当。五大启示：1）一次“失望”会丢失大批客户；2）愈是领头羊，越要“做表率”；3）企业经营与宣传要“言行合一”；4）危机公关：敢作敢当是法宝；5）做企业，就是做良心。     

对大学生加强社会危机事件教育的思考

突发性的社会危机事件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从罕见雪灾到汶川特大地震;从举国震惊的“毒奶粉”、“溃坝”,到歌舞厅大火、煤矿事故等。频发的社会危机事件给全国上下造成巨大的影响。如何及时有效地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社会危机事件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传播符号学及其理论建构

具有百年历史的传播学研究在当代遇到了相当多的理论瓶颈，甚至被某些学者称之为传播学范式的危机。如何化解这种范式危机便成为传播学界孜孜以求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显学”的符号学恰恰能够提供这种化解危机的理论资源，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公分母”，本质上是一门“意义之学”，具体到传播而言，关注的是传播文本的意义建构，而非表象的传播效果。将符号学用于传播研究，能够从深层次揭示传播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样的背景下，传播符号学呼之欲出，传播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便具有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