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会研究的新成果——《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评介

张学军、孙炳芳教授所著《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作为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这是国内首部关于商会与乡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近代商会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

北洋时期 ,政府和直隶地方当局的杂捐苛税、肆意摊派 ,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 ,使直隶地区哀鸿遍野 ,众商疲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直隶商会同广大商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捐税抗争。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与清末相比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后,直隶商会组织直隶绅商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的直隶社会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     

诚信创业 万众成城——深圳市万众城集团万众一心,重诚信,立标杆

<正>钟华,万众城集团董事长、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代表、市人大城建环资工委委员、市检察院执法监督员,汕尾市政协常委、汕尾市公益事业促进会名誉会长;广东省青年商会副会长、深圳市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市宝安区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市宝安区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市工商联执委、市民治商会名誉会长、市汕尾商会常务副会长。     

市镇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会员初探(1904—1937)

市镇社会变迁是市镇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尚无研究成果从商会会员这一角度进行研究。文章以存留至今的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档案为中心,通过对1904—1937年间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会员数量与行业、来源与身份、商会会员与市镇社会变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等多项内容的考察,试图为更深入微观地从市场个体身份以及组织建构来把握区域市场网络和乡村社会变迁这项研究奠定一个初步基础。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

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状况,包括：构成、特点、心态等作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探究19世纪末直隶社会结构及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     

试述红枪会的组织源流

<正> 红枪会是民国时期活跃于河南、山东、直隶等省以及江苏、安徽、湖北、陕西部分地区的乡村民众武装自卫组织,二十年代曾一度掀起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以及军队、盗匪骚扰劫掠的群众性武装运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末北洋集团的赈灾救济政策——以直隶赈抚局为考察中心

直隶赈抚局是清末直隶地区专门办理赈灾救济机关。袁世凯、杨士骧任直隶总督期间,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通过直隶赈抚局动员各方募集大批赈捐款,并将赈灾救济所需置于优先考虑位置。他们还通过赈抚局,积极办理工赈、水利、平粜、发放赈灾款项与物资等事宜,扶助福利事业,举办垦荒,对缓解清末直隶的各种灾害起到巨大作用。     

论抗战后的私立商业职业教育——以青岛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胜利后,受经济复元运动的影响,各地商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青岛市商会向国民政府呼吁"亟须广设商业学校",并借献校运动之便利,创建了私立商业职业学校。相较战前的商业补习学校,商业职业学校具有教育目标明确、社会关系广泛、教学资源先进等新特点,也为战后教育复兴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国民政府对这种私立教育,却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各地商会在内战的影响下,亦无暇顾及学校的发展与学生的就业。由此,私立商业职业教育只能昙花一现,最终逐渐边缘化。     

温州商会的兴起:温州模式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

温州商会的兴起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建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没有组织基础。北伐之后,国民政府为完成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当局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来施加影响,保定商会充分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当局通过完善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的空间。     

论城乡现代化建设中农民工的文化和教育

农民工不仅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建设中最主要的力量,因此,他们的文化和教育不仅关系着城市的继续建设和发展,也关系着农村的改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的改变,而且与诸多社会问题譬如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城市治安、农民工犯罪、农村观念的改变等都密切相关,目前它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瓶颈”。而改变农民工的文化和教育水平首先在于政府法律的制定,其次是城市用人单位和社区对农民工的多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和教育,最后是政府对农村的文化和教育投资的加大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自主提高。     

略论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

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前期 ,黄老主要的工商思想先后得以付诸实施 ;中期 ,实行的是剥夺工商权益、强化对工商业干预控制的管理政策 ;后期 ,则是随着盐铁会议的召开而对工商管理政策加以调整。经过以上三次较明显的波动和摇摆 ,在政治干预的总前提下 ,呈现出以暴力色彩浓厚的干预到经济手段逐渐加强的层次变化 ,而这一变化恰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大体同步运行     

“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

近年来“浙江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涌现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浙江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浙江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需要.浙江商会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维护合约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树立浙商的整体品牌;加强浙商之间的沟通合作,增强整体竞争力;为浙商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利用组织优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为浙商发展营造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在华外国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在华外国商会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国内社会网络,它们参与了中国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一些活动。它们的政治参与表现在: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监督政府、为中国利益游说母国政府、增大法院的压力,等等。在这些外国商会的政治参与中,展现出中国政府过程"压力政治国际化"的一面。     

试论近代江南市镇的城市化

明清时期,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江南市镇生成一种自然演进的城市化发展形态。这种城市发展形态建立在商业贸易和商品化农业、小手工工业基础之上,是一种原生型城市化。近代以来,市镇也面临着向近代化的转型。由于一些原因,近代市镇没能够向大城市方向发展,大多成为了依附于大城市的城镇。中国的城市化没有选择市镇型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近代化的城市发展模式。     

民国初年商业的发展与城市近代化

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商品经济活跃起来后,就会带动该地区金融、工业、交通 运输以及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城市的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