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舞的中国民族化实践与创新

近年来街舞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现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不同语境中产生的街舞艺术，已经使亚文化街舞逐渐转向多元化发展，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自我封闭的“亚文化社群的舞蹈”环境中。本文主要针对街舞在全球化视野下、多元语境中产生的由意识形态支配的街舞作品现象，通过审美价值观、选材与立意、舞蹈语汇以及调度与构图这四个方面来对街舞的中国民族化实践与创新进行详细的阐述，并通过具体的作品品鉴与分析来对上述四方面内容进行案例解释，创新性的实现了对街舞进行中国民族化的首次作品实践与理论分析研究，从而为街舞进行中国民族化实践进行一定的可行性参考和实践性创新。     

反贫困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探讨

现行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在反贫困方面存在着政策性金融功能不全、国有商业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领域内的功能趋于弱化以及农村信用社反贫困势单力薄等问题,而构建一个以政策性金融为基础、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制度可以有效地起到反贫困的作用。     

农村制度变迁中地方干部行为角色分析

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沉浮为中心考察后发现,在启动、推进、阻碍农村制度变迁的进程中,地方干部,无论是中高层的还是基层的,因价值现及行为取向的不同,对此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制度安排与族群认同——民族区域自治视阈下族群认同的"工具性"因素分析

在族群自我认同生成过程中,国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际上就是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对族群进行整合的过程,在这一制度实施过程中,客观族群认同要素的凝聚力减弱,以政策导向影响的现代性上升.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的作用强化族群认同的同时也在推动国家认同的发展,并使其日益与国家整体发展一体化.     

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发展的制度困境与变革导向——评《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的法治保障研究》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的法治保障研究》一书从多重视角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找准了完善我国民族自治制度的突破口——制度根源,对制定和完善国家民族政策及民族法制提出了的积极有效的建议。研究视角独特、观点新颖,不失为近年来民族政策和法制研究的杰作。其立论始于实证分析,结论归于具有操作性的意见,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以及少数民族人权的法律保护,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与公民收入改善的制度约束研究

尽管,近年来民族自治地方公民的实际支付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明显偏低。其中,第一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的关系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是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在自然地理环境、历史发展水平约束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没有切实履行其承担的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职责是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合理分配制度的缺乏、国家针对特定群体的福利政策和行业垂直管理体制下不同工资制度的实施是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原因,采取针对性对策措施可以有效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公民收入的改善。     

制度与实践的悖离——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制度的反思

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制度具有正当性,但调研显示该制度在纠纷调解实践中却较低地被使用,且大有逐渐消隐发展趋势。究其原因,既有制度设计非理性的因素,更有来自人们理念方面的问题。为求制度与实践的完美契合与良性互动,首先需革新权利与权力关系问题上的旧观念,重塑权利与权力关系新理念;其次要经由法律提高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制度法规制的层级,确保其具有权威性和形式理性;再次还必须为该制度的运行设计科学的操作规程。     

民族干部教育培训中问题导向教学模式的思考与实践

问题导向是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理念,是新形势下民族干部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为此,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在民族干部教育培训改革中着力推行问题导向教学模式。本文分析了问题导向教学模式的目的、意义与作用、理论基础及其内涵界定,在实践基础上提出民族干部培训中问题导向教学模式的教学体系、实施办法和方法特点等。     

新中国初期中共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与土司制度的根除——以西南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初期,西南民族地区暂时保留了“土流并存”格局。同时以新政权建设为依托,中共从两方面培养了民族干部。一是分时期采取不同方式对土官进行政治安排,在初步稳定他们以后,启动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因此,土官成为改造式培养的民族干部;二是采取特殊措施,在西南塑造式培养了一个新型民族干部群体。最终,民族干部化的土官自我“背叛”了土司制度,发展壮大的新型民族干部替代了传统土官,土司制度得以根除。此举,既实现了民族干部的培养与土司制度根除的完美结合,又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制度的生成与运作——读《制度如何思考》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除了涂尔干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以外,现代社会的个体是如何让渡自己的利益而达成群体的利益,并维持了社会的秩序呢?通过对"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自主治理模式"的回顾发现,上述解决之道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社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然而道格拉斯《制度如何思考》一书却从制度的何以生成与如何运作两个方面,同时回答了社会起源与秩序维持的两个问题。作者想要强调的是,所有的研究都要回到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问题中,因为无论是社会学理论还是社会现实,都是沿着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中轴来发展的。     

制度安排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适当的制度安排这两项因素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想富,先修路"虽然反映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仅仅有路是不够的,适当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西藏的实践——基于国际比较视角

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未来一个时期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出了重要部署。新时代认真总结回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地方的实践,有助于揭示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治理模式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普遍性和民族地方治理特殊性的有机结合,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参考。认真总结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成功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升华,对其他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 ——明代广西土司的宗教实践

元明土司制度的建立,事实上使得这些地方势力的权力基础开始由中央王朝掌控,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土司只有依赖于帝国权力才能维持和参与地方权力的竞争。在这一情形下,中央王朝的宇宙观与象征体系被全面引入该地区,既成为土司维持现有权力的工具,也为土司可能的扩张铺平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土司似乎也尝试利用新的宗教象征体系将其家族权力与地方社会扣连在一起,但这一结果也最多只能是杜绝其他土司对其领土的觊觎,反而更加强了帝国对广西土司地区的支配。     

制度自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三个自信”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完善取决于我国的历史传承与现实国情,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问题研究“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的实质就是质疑乃至否定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信,就是要坚持“三是”、“两必须”、“三不容”的原则,从而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善治实践——贵州省锦屏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创新与启示

通过对贵州省锦屏县三个侗族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创新实践的调查分析,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善治实践,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乡村治理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六个方面的启示.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宪法性问题——兼论国家监察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系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廉洁政府的时代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涉及到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监委会"的宪制地位、"监委会"同横向国家机关的宪制关系、"监委会"纵向的宪制关系、"监委会"的制约和监督等宪制关系,同样涉及到监察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协调问题。根据"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精神,应从试点阶段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根据改革阶段需要逐步完善相关法律,为改革顺利进行提供合法性基础,降低改革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