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团圆”之“圆”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之“事圆”、“理圆”和“情圆”三个层面的剖析，探讨了中国传统悲剧结局的特色，并指出“大团圆”之“圆”作为中国文化圆的积淀与投影，正充分体现了其封闭、保守的一面与醉心古典和谐的弱点和弊端。     

红楼梦结尾“大团圆”辩

红楼梦结尾“大团圆”辩李彬霞在历来的“红学”研究中，人们对于后四十回做了大胆的猜疑和评判，然而命题似乎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后四十回的作者是谁，改得好不好（即与前四十回的创作意图是否符合），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似乎毋庸置疑，那就是“兰桂齐芳”、“家道...     

阿Q“大团圆”的“始料不及”说异议

贫困不堪,备受压迫和凌辱而又浑浑噩噩的阿Q,当他走投无路濒于绝境的时候,辛亥革命起来了.他"神往"革命,"投降"革命,结果反被革命新贵以莫须有的罪名枪决示众,胡里胡涂地成了这场革命的牺牲品,这是鲁迅在他的名篇《阿Q正传》中,为主人公写下的名之曰"大团圆"实际并不团圆的悲惨结局.     

浅析我国古典悲剧中的“大团圆”

我国古典悲剧中存在着一种“大团圆”倾向:矛盾冲突总难以发展到美的毁灭程度,最终结局必定是真善美的胜利,假恶丑的被惩。《西厢记》长亭送别之后,还有最后一本“有情人终成眷属”;《长生殿》马嵬坡死刑之后,还要有梦境中的月宫相会;即使《窦娥冤》这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悲剧,在临刑三桩“无头愿”得以实现之后,     

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蕴涵

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有"虚解"和"实解"两种艺术形态,它与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改善、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家国同构的宗法血缘伦理规范、"对立而不对抗"的"和谐"宇宙观以及宗教意识的缺失有着天然联系,由此决定了中国悲剧艺术的"柔"性美和双重文化功能.     

从“精神胜利”到“大团圆”——论阿Q的悲剧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响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枪声,宣告了满清王朝的垮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是,就在这场革命发生后不到二十天(《阿Q正传》中的革命党进城比武昌起义实际晚二十几天,这里根据习惯说法姑且认     

论“三言”爱情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及其成因

"三言"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高峰,其中的爱情小说不但数量最多,取得的成就也最高.通观这些作品,除了表现丰富的主题,塑造大量典型的人物形象之外,它们都拥有一个"大团圆"的故事结局.这一现象的形成依靠作者精心的情节设置,并与儒家的"中和"精神、话本迎合读者接受心理及编纂者冯梦龙面对情欲与理学复合与失衡时,做出的情感选择息息相关.     

我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及其成因

西方古典悲剧往往一悲到底,而我国古典悲剧却大部分有着“善恶有报”的团圆结局。这种以“大团圆”而收场的悲剧大致有四种类型:复仇型、补偿型、果报型和调和型。形成这种结构模式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长于作整体思维的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万物起于冲突,终于和谐,否极泰来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中国传统美学着眼于内心情感的抒发,悲剧中“大团圆”的结局便成了作者和观众抒发主观情感的载体。再次,是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     

古代边塞诗“辽阳”意象与民族文化心理

中国古代边塞诗中的"辽阳"意象反映了古代诗人在民族矛盾、民族利益和国家领土等问题上的意识与感受。其具体寓意呈现了既稳定又多变,既有地理原色和实指性,又有艺术符号和象征性的特色。"辽阳"意象反映古人对国家统一、民族强盛的渴求。在壮志难酬时的蹉跎蹭蹬,在民族冲突尖锐时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忱,对不合理的征戍制度以及统治者好大喜功、肆意开发边疆的有力抨击;给予普通民众以人道关怀,体现了地理之"象"与民族之"情"的完美结合。     

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心理潮流与“浮士德情结”

歌德有一个长达６０年的“浮士德情结”，他的悲剧《浮士德》用一个诡异的人物和故事传达了近代欧洲新精神价值建构的消息，开创了浮士德题材史上的新加工方向。这一切是在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心理激流冲击下完成的。     

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

认同意识是研究跨界民族问题的核心,跨界民族在地缘安全领域中产生复杂作用的原因及其表现,都与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直接相关。随着全球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和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跨界民族问题已经超出经济作用的范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我们认为,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是保持跨界民族判断力的一个基本因素,而这种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是决定认同判断力的重要指标。     

“气”与“团圆之趣”——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探因

“气”是古代中国人探索宇宙和人类社会所得出的最终结论 ,被中国人视为生命之本。中国古典悲剧中团圆结局现象正是“气”理论影响的结果 ,它使中国的悲剧在形式上有别于西方 ,但两者的悲剧价值是相当的     

“磅礴的伟象显现”——徐志摩诗别论

许多人对徐志摩诗歌的印象,往往都是与他的《再别康桥》、《沙扬娜拉》、《雪花的快乐》一类咏叹调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说它飘逸,如同“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说它清丽娇媚,“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说它温柔轻盈,象在半空中娟娟飞舞的雪花,“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说它那一声声咏叹调里,“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又漾着“甜蜜的忧愁”……     

民族地区贫困学生“心理黑洞”调查研究

本研究选取了四川省凉山州大中小学校的4108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对其SCL-90症状的9个因子进行了横纵比较;研究发现贫困学生中确有"心理黑洞"存在,其形成是渐进深化的过程,体现在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5个因子上的逐步异化;对"心理黑洞"成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     

浅谈日本民族“我なし”的心理意识

以日语中"我なし"(わなし)-词概括日本民族"无我"的心理意识,并例举了它在语言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方面的反映,继而从历史、政治等角度阐述了这种"无我"心理形成的根源.     

“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概观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最受赞誉,以后由于其“落荒”与变节而又最遭谴责的一名作家。文如其人,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也便刻印着他人格的两个侧面:一方面留下了他反叛旧社会、旧思想的印迹,一方面也显示着他消极遁世、远离尘世的“隐士”色彩。因而,从周作人走过的文学道路中,特别是从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去考察“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应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永恒显现的“追寻”主题

西方文学自《荷马史诗》“夺回”海伦始,至《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情节。再到《巨人传》“寻求”神瓶的启示。昭示出西方人的不安于自然状态。总被追寻某种最好东西的企望所驱动的不安心态:自莎士比亚以后,“追寻”主题内化为对某种生命本质、人生理想的追思渴望(不必再踏遍外部世界上寻宝),以及这种渴求在种种限制、障碍中遭扼止被毁灭的悲剧过程。《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什么会成为德国第一本有世界影响的小说?它描写维特到生机盎然的自然界、淳朴的农民、童稚的心灵和真纯的爱情中才得舒展身心,在这些都丧失后,他的生命也结束了。     

“叛徒”与“隐土”二重人格的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漫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能够自成风格、独树一帜的散文作家寥寥无几 ,而周作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早期散文的最大特点 ,可说是充分地体现了其相互矛盾的二重人格 :既是“叛徒” ,又是“隐士”。     

“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问题”的再认识

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问题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民族问题就是在民族自身发展过程中和民族交往过程中因民族差异和民族利益而产生的问题。民族关系问题主要是指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多民族及跨国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冲突及战争的关系。民族关系问题隶属于民族问题并构成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