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治与法律至上的观念

“法律至上”的观念对于“法治”的最终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所应采取的一系列 对策包括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或法制宣传教育。构造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领导层,党的各级组织及广大党 员模范地遵守法律,政府依法行政,正确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等等。     

法律至上精神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迥异,形成了天理、人伦至上与法律至上两种不同的理性精神。在西方,法律至上精神渗透于伦理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根底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只是执行天理、人伦的工具而已。法律至上精神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精神动力,而我国传统社会中又缺乏这种重要的法律至上精神的引导。因此,文章倡导在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弘扬西方市民社会生成的法律至上精神,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法律至上的异化及其克服

法律至上的异化是指本应不被超越的法律规定了其可以被超越的内容,或者法律的实施认可或强化了其被超越的现实,从而否定了法律的至上性,违背了立法者的意志,并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抵触着法律的至上性,制约着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发展.马克思对劳动的异化、科学技术的异化、宗教的异化、制度的异化有较多论述,我们应该用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指导法治研究,正确理解和对待法律至上的异化问题.法律至上的异化现象主要有:法律规定自身可以被超越,非法骑在法律的背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造成的异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法治外因素造成的异化.克服法律至上的异化,就要妥善处理实现法律至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要正确认识和克服法律至上的自我异化;克服法律条文和程序对法律至上精神的异化;切实保障独立审判,严格法律执行;正确认识法治和政治的关系,在时机不成熟时切莫立法.     

虚妄的普遍至上性--论阿多诺对黑格尔社会历史观的诘难

普遍至上性是黑格尔社会历史观的“阿基米德点”。阿多诺认为 ,这种普遍至上性是虚假的、非人的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学说是被这种普遍至上性同一化了的、吞没了的神话和谎言 ;普遍至上性是基于自我保护的对人的压制和操纵。阿多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构建了当代辩证法的批判模式。     

试谈如何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

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只有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才能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而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需从立法、执法、监督几个方面共同完成。     

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

现代文明区别于已往文明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法治原则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成为一条不证自明的文化公理,而法律至上。权利平等与社会自治则是法治理念的核心之点。实行法治原则,意味着在处理涉法性社会争议时必须按照法律的逻辑来思考和做出决定。法律思维与其他思维相比．至少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区别,即,以权利义务为线索、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程序问题优于实体问题和理由优于结论。     

现代社会理论视野下的动态法律论

法律研究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总是以矛盾的方式而存在,且常常令人难以清晰地厘定。本文要阐释的主题是,造成法律研究与社会理论之间关系的矛盾和法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而被社会理论所思考的原因何在,以及当下社会理论在法律研究中的价值是什么,进而思索在社会科学与社会理论的专题研究中所引起的各种质疑,并初步尝试分析因法律国际化的理论研究和超民族国家的法律生长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法的自律与自律的法——法律的自我内化机制

法的自律是指法律所固有的主体能以法律为标准要求自己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一种特性,以法律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为观念基础,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具有自律的一面;自律的法是法的自律的扩展与升华,以法律至上、司法公正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达为基础,因而自律的法只能存活于法治社会;从法的自律到自律的法是法律的内化过程,以积极守法为实现方式,以良好的法制环境为实现条件,以社会教化和主体内化为实现途径。     

论当前规避法律的社会行为

规避法律的行为在我国大量存在且花样百出。规避法律的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主要有法制建设内部的矛盾、执法、执纪部门查究不力和执法部门能力受限等多种原因。所以,防止规避法律的行为,一要加强立法,二要加强对规避法律行为的查究力度。     

法律形式化与法律权威的生成

法律形式化意味着确证法律权威的原则,它要求制定规范严谨、体系完整和谐的法律,要求行政权与司法权相分离,要求严格的司法程序主义。遵循法律形式化在法的运行过程中的要求,才能确证法律的高度权威性,建立现代化的法制。     

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

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自由法运动与法律的不确定性

自由法运动是在批判德国概念法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场运动对法律的确定性观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自由法学者提出的法律漏洞理论、活法理论、自由法理论以及自由裁量权理论直接导向了法律的不确定性。自由法运动给了概念法学和制定法实证主义致命的打击。自此以后,以概念法学为代表的法律形式主义式微,随之兴起的是法律现实主义,但自由法学者没有完全否认制定法对于法官的约束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法学者没有倒向绝对的不确定性立场。     

由宪法至上看宪法诉讼

宪法至上是宪政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要保证宪法至上的权威,就必须保证宪法的司法效力。为此,要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使宪法规则成为真正的法律规则,使宪法规则和其他的法律规则一样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组成,使宪法具有可诉性。通过宪法诉讼制度解决因宪法实施而引起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争议。     

论法律家的素质与法律制度的有效性

本文主要围绕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对法律家的素质所提出的要求进行论述 ,即论述法律制度有效性的内在规定性 ;法律家的业务素质对法律制度的顺利运行和高效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法律家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重要保障因素 ;法律家的法律观念与法律制度的建构、运行以及高效实现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个人、社会与法律——涂尔干的法社会学思想

作为一位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对法律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围绕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整体论,从功能分析的视角,对犯罪、失范和越轨等法律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探讨;并依据社会团结的不同形式,将法律分为压制型法和恢复型法;基于此种社会学思路,他还对法律与道德这两种社会秩序的控制方式进行了阐述。     

社会冲突与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能够引领人们选择法律途径,预防、转化或解决社会冲突,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社会冲突既能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可能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和谐的破坏会动摇法律信仰的社会基础,导致法律信仰的生成障碍甚至法律信仰的解体或崩溃.不过,社会冲突完全可能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入口”,甚至是民众法律信仰重建的良好契机.在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以民众的权利意识为基础,并以良性运行的法律体系、公正高效的行政、司法过程为前提.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在对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价值信仰的基础上有效地引导民众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合理反思.     

法律的道德批判与法的价值理念的发展

法的价值理念是法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也是法的根本出发点。法的价值理念的变迁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道德批判如何。法律的道德批判之所以可能主要是源于价值判断的客观性;而价值判断是否合理的问题,却说明法律的道德批判是必须的。法律的道德批判的深刻性与法的价值理念的发展程度成正向比例的关系,它们相并而行,互为作用,共同推进着我国乃至世界法律文明的发展。     

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法律机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都属于社会正常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则离不开法律机制的作用。法律不仅通过确认和调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为社会主体提供普遍行为模式的方式，多侧面地维护着社会稳定，而且还从发展生产力和推动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等方面，促进和保障着社会发展；与此同时，法律以其特有的机制又将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并使其融入社会正常秩序之中。     

论提倡性法律规范

经济法律规范中除有义务性法律规范和授权性法律规范外,还存在大量的提倡性法律规范,此乃经济法律规范的特征之一。提倡性法律规范不同于义务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它是法律确立的道德化规范。提倡性规范是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主要规范形式。     

人民至上视阈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不断提高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坚持人民至上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只能予以强化,否则会引发一系列治理困境。只有在治理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智能化、治理专业化的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原则,中国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格局才能逐步走向定型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