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几点思考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中西法律思想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历史上的中西法律思想家对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吸收中外法律思想家有关法与道德关系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建构现代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本文认为，德主法辅和德法并重都不适合我国依法治国的现实，只有法主德辅是我们的理性选择。     

法与社会和谐的几个关键点

正确的社会发展目标的确立,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是至关重要的。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也是执政党夯实执政基础的现实选择。法律作为社会人所创造的一种文化符号,与社会的有机融合同样属于社会和谐的一个分支问题。法与社会和谐的关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发挥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作用;坚守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道德至上性;重视法的传统精神延接与时代发展的契合。     

法的自律与自律的法——法律的自我内化机制

法的自律是指法律所固有的主体能以法律为标准要求自己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一种特性,以法律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为观念基础,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具有自律的一面;自律的法是法的自律的扩展与升华,以法律至上、司法公正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达为基础,因而自律的法只能存活于法治社会;从法的自律到自律的法是法律的内化过程,以积极守法为实现方式,以良好的法制环境为实现条件,以社会教化和主体内化为实现途径。     

基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

我国法社会学研究范式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统一,甚至存在争议,这不仅不利于法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法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怀.作者认为,我国法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应立足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以功能主义为指引,重在解释我国法律在现实运行中是如何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从而对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出准确的预判或纠偏.     

法律至上精神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迥异,形成了天理、人伦至上与法律至上两种不同的理性精神。在西方,法律至上精神渗透于伦理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根底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只是执行天理、人伦的工具而已。法律至上精神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精神动力,而我国传统社会中又缺乏这种重要的法律至上精神的引导。因此,文章倡导在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弘扬西方市民社会生成的法律至上精神,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树立宪法至上权威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

法治与人治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人治社会强调权力大于法，法从于人，而在法治社会中强调法大于权，人从于法，所以当个人意志与法律相冲突时，谁服从谁，便成为法治与人治的主要区别之一。法治社会中，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法律至上应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对此，西方法学家进行了论证。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     

老年人监护法律的社会适应——基于实践的法社会学调研

老年人监护法律的产生与发展与其社会适应性密切关联,用法社会学方法对老年人监护进行调研。本文以宏观与微观数据统计法阐述老龄化发展趋势。以调查问卷法获得老年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及现实需求,反映老年人总体的社会适应性;以个案访谈法了解老年人的个体活动能力及决定能力,窥探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指标。通过研究发现老年人监护立法理念不科学、立法体例不完整、适用标准不全面与配套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我国文化产业法体系建设的进路

文化产业法体系是规范、保障与促进文化产业稳健、有序发展的关键性力量,是文化与科技、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有效融合的重要支撑。但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立法盲区较多、效力等级较低,以致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仅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保障,反而面临着滞后的文化产业法体系的羁绊。在此情势下,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体系就成为促进我国文化法制建设,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而立足于现实国情,整合既有文化产业立法资源,从文化产业基础法、文化产业单行法两个维度着手,加强相应层面的法规范建设,从而形成涵括文化产业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系统,应成为我国文化产业法体系建设的基本进路。     

主体认知与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从民国时期《合作社法》的绩效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之施行

法的实施考量法的制定绩效.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中国于2006年12月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该法施行效果不尽如人意.民国政府也曾于1934年颁布<合作社法>,该法体例完整、结构严密、制度科学,却也未能在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现实土壤中取得实效.本文从分析民国<合作社法>绩效不足的原因入手,结合中国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的现实困境,得出以下结论: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须以正确的主体认知为前提;构建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合作社法有效实施的基础条件.     

论“依法治国”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和道德是共进、相济、并用的统一关系.在坚持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道德对于法律有支持作用,道德是法治的基础,对于法治起着辅助性的作用.依法治国,需要坚持法律至上,把法律作为主要手段,也要注意发挥道德的基础性作用,共同发挥法律与道德的作用.     

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给养——以基督教对英国法律的影响为例

基督教义在西方法律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以英国世俗法律为例,基督教的平等观是其人权理念的基石;基督教原罪说使得其法律至上理念成为可能与现实;教会法与世俗法长期并存与互相争斗的事实催生了其宪政的分权理念;早期教会法重视程序的思想对彰显程序的法律原则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导作用.     

新中国六十年刑事法治的发展——以政策法向罪刑法定的历史嬗变为脉络

新中国六十年刑事法治的发展,经历了从政策法到罪刑法定的历史嬗变。新旧刑法典的颁布实施,紧跟了我国法制发展的重要历史性转变。刑事法制不健全的时代,政策法的存在有其必然性。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确立,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求坚持法律至上。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刑事政策与刑法应各就各位,良性互动。     

从革命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中国共产党90年法治思想发展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经历了由革命法制观、秩序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的转变,并在思想观念上显现出一个从法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转向法是社会利益调整的手段、从依政策治国转向依法治国、从法律虚无主义转向法律权威主义、从义务本位的法转向权利本位的法、从权力至上转向法律至上等的变化,反映了其法治思想不断走向完整与成熟。     

为后果主义审判正名——基于理论谱系的梳理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理论分歧集中体现为法律人思维是“规则至上”还是“后果导向”的问题，但这一学术争论充满着社科法学对法教义学的误解，导致了一种“强版本”的后果主义审判理论的产生。这一理论版本错误地将后果考量普遍化而使其具有解构法治的危险。为此，在司法决策研究中，应区分规范性与描述性两种研究立场，区分根据后果裁判的“理由”和影响后果裁判的“因素”,并构建将“法外因素”转化为“法内理由”的法律方法。为了维护法治，应主张一种“弱版本”的后果主义审判理论，即将后果考量纳入法教义学的框架之中，实现规则至上与后果考量之间的兼容。     

从规范到习惯:培植中国法文明初探

从风俗习惯到法规范是法产生的一般历史过程,从法规范到法习惯则是培植法文明的必要途径。这个过程既是法律内化为个体需要、融于个体品格的过程,又是法律现实化为社会自律、融于社会文明的过程。法的他律性使这一过程成为必要,法的自律性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在当今中国法制建设过程中,关键是将外在于己的法规范内化为个体的自觉和社会自律,让法因子成为培植个体品格的有机养分。让法文化成为建构社会文明的核心基石。     

市场伦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及其培育

实际道德水准与社会主义道德评价标准之间的现实反差很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疑惑：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排斥了社会道德进一步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与法律应如何发挥自身的规范作用？在当前情况下应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等等。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一、道德建设是现代市场经济必然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根据价值规律配置资源的经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社会目标。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表明，市场的发展不是无主体的运动。在现代社会条件下，…     

回应型法和本体论——西方法学的一种视角

本文简介西方哲学的发展对法制的关怀，尤其是从法的本体论意义上揭示了回应型法的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为现实中的实在法之社会本体的理解过于抽象和缺乏历史根基，而法的本体--社会是有开放性的，与之相应的知识也不再是客观的了，因而由此本体逻辑运动，必然要求相应的法律回应社会，当然要真正迈向回应型法尚需假以时日，但这种思考方式对法学研究不无启迪意义。     

论未上升为民事权利的法益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对自身生存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民事法益内容势必发展变化,新的民事法益将会不断生成.在此情形下,期望在民法中通过民事权利的形式将应当受到保障的民事法益尽数列举的愿望是不现实的,由此产生了未上升为民事权利的法益,作为民事法益的一个下属概念.相对于已上升为民事权利的法益,未上升为民事权利的法益意蕴和确认形式如何,其研究意义何在,如何证成和保障,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法益制度,加强我国民事法益的法律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何谓“法治”——以埃利希（Eugen Ehrlich）的两种法模型为题材

从介绍“法治”思想的三个源流入手，着重介绍埃利希的“活的法”思想，提出了“国家法”与“社会法”两种法模型，并指出在变动的社会里，通过对国家法的适当解释的变迁，法律实践的积累会表现出变动的法律意识，产生出对应于这种法律意识的法律规则以及对既有规则的崭新解释。为东亚法哲学研究以及在东亚区域内实现共同规范的构筑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     

略论马克思的“颠倒”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主义世界描述成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其它论著中，马克思也多次运用颠倒方法对资本主义颠倒的社会现实和现象进行批判。可见颠倒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法。马克思如何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如何发展颠倒原则成为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颠倒发生在哪些现实和现象层面？他如何探求对理论和现实颠倒的重新颠倒？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人探讨，我们可以真正领略马克思化腐朽为神奇的辩证思维之魁力，体会他分析认识市场经济发展中各种社会现实和现象的方法论精髓。P—一直1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