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税收在古代人口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各个朝代几乎都是在封建制度造成的大战乱、大灾荒、大瘟疫 ,因而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建立的。各代之初 ,土地荒芜 ,人户流失 ,经济衰微凋弊 ,所以增殖人口成为发展生产、巩固统治的重要一环。促进人口再生产的因素很多 ,本文结合史料 ,试就税收这一调节手段在人口发展中的作用作些粗浅探讨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资源环境与古代长春民族人口发展变迁

长春的资源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古代长春民族人口发展变迁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有利方面,为古代长春民族人口生存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促进长春城市社会发展;不利方面,对古代长春民族人口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延缓长春城市社会发展。     

土家族人口发展问题略论

土家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在整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严峻的时代挑战。本文在对土家族人口分布状况、人口数量变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人口行业与职业构成等方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土家族人口的发展问题做出了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能对土家族人口发展工作做出微薄的贡献。     

新发展阶段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困境与路径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人口红利不是永恒的经济增长源泉,要正确认识人口发展新常态,加快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选择、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支撑。在新发展阶段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困境、人才队伍的结构性短缺、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趋势、人口分布的城乡阻碍与区域失衡等现实问题,因而,需要进一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激发经济活力,提升人口综合素质增加高质量劳动力供给,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古代赋税与人口增长

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各个朝代几乎都是在大战乱、大灾荒、大瘟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各代之初增殖人口成为发展生产、巩固统治的重要一环。促进人口再生产的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用减免赋税尤其是人头税去奖励人口增殖,推动人口发展。     

古代湖北的人口与经济开发

文章通过对古代湖北经济的历史考察,以翔实的材料分析了古代湖北人口变化与古代湖北经济开发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绍兴文化到文化绍兴——绍兴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理性思考

文化是绍兴的灵魂,是绍兴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加快绍兴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提高综合实力、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新时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在正确认识和分析绍兴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这对于推动文化强市建设,实现绍兴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生态环境对古代中国人口分布的作用

考察古代中国的人口分布可见 ,无论是原始人类的分布还是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 ,生态环境都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和作用有时甚至居于首要地位     

政治文明发展与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探讨

本文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及其内在逻辑角度分析和论证文明和文明时代的完整含义和特征;政治文明在整体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与价值;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之间的辨证关系;正确认识和评价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作用和世界价值,全球化时代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的文明意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与建设的历史必然性、深远意义及十六大在政治文明方面的重要理论贡献等。     

中国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史的撰述,散文发展演变阶段或时期的划分,应注意从作家创作、散文自身和散文文体三个角度审视,其中从作品自身的状态体认散文发展演变的规律较为适当;对散文内容的安排,应当循序渐进而不是跳跃性的内容缺失;散文史作家选择的不一导致散文史撰述作家层面上的不平衡,影响对散文史流变的体认;散文史引用的作品,谁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客观上形成散文史撰述不同的文本走向,继而有了作品层面的不平衡;散文作品艺术特色的评价见仁见智实属自然,但或东或西及同一文本的不同评价易让读者迷惑,撰述者需寻求评价的客观性;散文流派的论述,分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共性,合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个性,显然需要将分论与合论综合在一起考察彼此之间的联系;辞赋与骈文入散文史素有分歧,它本是不同散文观念的结果,而文体限定性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使撰述者的论说往往有一定的程式,缺乏活力.因此,重写散文史成为新的期待.     

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的天命思想

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对历史事件作出文学性解释时实际呈现出模式化特征,历史＂天命＂思想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主要的解释模式。历史＂天命＂思想在创作中将历史发展的＂已然性＂转换成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强调对历史发展结果的无条件认同,在很多时候,它以佛教的＂因果循环＂形式出现。将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历史结局的主动权完全交给那些拥有＂天命＂的帝王将相,或者反过来,赋予这些历史活动中的帝王将相以＂天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种奴性和政治冷漠意识。但是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又突破了这种历史解释模式,为中国历史小说类型的发展保存了一脉宝贵的精神财富。     

大越之魂与大学之魂——论越中人文精神在当地高校中的传承

于越先民的族群血液浇灌了大越之魂,越地流淌着自我实现的人心主流.越中人文精神的正向演进,促进了自身的文化增殖,使之成为名士乡及其不断进取发展的动力源.越中百年师范教育史诠释和丰富了越中人文精神,成为大学精神之内核.从"大越之魂"到"大学之魂"的转化中,大学有责任激活其文化因子,实现有意义的转型、重塑和升华.     

论古代文学观念的历史演进

在古代文学实践基础上,古代文学观念不断演进。在最初人文土壤中,形成了源文学形态。随着第一次社会分工,发展到杂文学形态,产生了文治文学观念。随着文学自觉,发展到雅文学形态,产生了文辞文学观念。文辞与文治观念碰撞,形成文道相兼的观念。俗文学形态的形成,产生了文娱文学观念。不同文学观念的相互糅合,构成古代文学观念的家族。     

文翁化蜀的历史反思

文翁化蜀是蜀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巴蜀乃至全国吏治、文教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翁化蜀的结晶集中体现在文翁石室上.经东汉高联修复学堂及兴建周公礼殿、西晋张收增益圣贤图像、后蜀毋昭裔刊刻蜀石经,到两宋时,石室讲学盛况空前.经元代的中衰,明代的战乱,石室终毁于张献忠之乱.经清初的复建,石室延续其教化功能于后世.文翁化蜀的盛举实际上是通过引进中原文化、继承弘扬巴蜀传统文化而实现的.     

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虚实观

"虚"和"实"是历史小说创作中必然面临的两个问题,而正是"文"与"史"的结合造成了古代历史小说在创作中的矛盾,由此出发,古代历史小说分化为了"信史"和"贵幻"两种发展方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理论和小说文本,它们都是历史小说创作者本身历史观念的具体呈现.通俗性、娱乐性和道德教化是两个流派的共同点.     

入世后绍兴城市人才竞争力的提升

该文在分析绍兴人才资源及其竞争力的基础上,根据人才学原理和入世对绍兴人才的影响,提出了提升绍兴 城市人才竞争力,包括绍兴人才资源开发利用及应对国内外人才竞争的战略措施。     

试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意识的演进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意识初始便迈开了渗透社会理想的步履.春秋以降,初具雏形的历史意识,又走上了与政治相结合的道路,开始渗透进现实的政治生活.秦汉而后,走向文化反思,成为历史意识的发展趋势.     

洪水前后看绍兴

洪水即尧典说的洪水期,是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绍兴是现在的绍兴,名出南宋.那为什么不用古称呢?其一,绍兴和会稽、古越,所指同一个地域,故可通.其二,文章所论为洪水期间的会稽,但为了"通古今之变",把洪水期间的会稽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使之与今天及未来相通,所以使用绍兴这一现代名称.文章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国外人类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即证明人类进化史上有过一个"水生"的阶段.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是"敲贝而食"的时代.由此推断,世界四大古代文明都发源于大河流域的滨海之地,中国也不例外,华夏文明不可能发源于西北内陆高原,而发源于东海之滨的会稽山下,即以现在的绍兴为中心的北到山东半岛南到台湾海峡的滨海之地.文章第二部分标题为"中华各民族同根共祖".这里阐述了人类祖先们学会火的使用后,由"敲贝而食"过渡到"煮贝而食"的阶段.但在陶器产生之前,胡芦器皿成为主要的社会生活用器.河姆渡出土的7000多年前的园种葫芦籽,证明会稽山下的先民在更早的时候已在利用野生葫芦作生活用器了.这为过去有人提出的"中国最早的图腾为葫芦崇拜"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作为中华各族的"人祖"的伏羲、女娲,实为葫芦之转音;以及现在尚有三十多个民族还保留着葫芦崇拜的传说和民俗,可以推断,中华各民族其实出于一源,都是长期使用葫芦器皿的以葫芦为原始图腾的会稽山下"九黎"、"三苗"之后裔.文章第三部分标题为"三次大海侵与民族大迁移".大体说来,伴随10万年前的第一次民族大迁移的是"盘古开天地"的故事,现在的绍兴会稽山,最初称茅山,在那期间就变成了苗山;当时的先民部落由九黎而成三苗.伴随4万多年前的第二次民族大迁移的是"女娲补天"的故事.这时先期内迁的先民已分化成为戎、狄、氐、羌及散居西南的三苗、百越等.这样,随第二次大迁移而来的先民与这众多内地民族之间,既有各种形式的联合、融合等等,也有剧烈的矛盾冲突.所以留下了炎黄大战,黄帝战蚩尤等历史故事.发生在4-5千年前的第三次民族大迁移与前二次又有很大的不同,这时已有陶器的发明和原始农业.这些掌握了先进技术的移民在中原找到了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成为新兴的农业民族.伴随这段历史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而大禹治水也由过去的消极的抵抗水患,转变为以兴修水利为主.大禹治水到会稽,毕功于了溪,并在这里大会诸侯,会稽治国之道,标志着远古时代的结束和华夏文明的形成.从此苗山改名为会稽山,历史从这里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