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湖湘村落家园共同体意识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培育研究

传统村落是典型家园空间的聚落共同体和文明汇集的共栖地。湖南乡村正处于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乡村社区向现代乡村社区转型的时期,而现代乡村社区培育既包括社区空间的合理营造,也包括凝聚家园共同体精神的社区文化建构。湖湘村落蕴含的空间伦理、审美观照和“家园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乡村社区文化培育的基础。探究传统乡村景观中的空间特性、艺术审美、家园共栖意识等社区精神的现代延续与话语转型,是培育现代乡村社区文化的重要路径。     

人类学视野下的“乡村牧歌”——以侗寨村落为例

“乡村牧歌”是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之一。与城市生活相比,它是一种自然、和谐、简单的乡村生活方式。文章以侗寨村落为例,对以“乡村牧歌”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化作了初浅的探讨和反思。     

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

在后乡土中国,组织断裂、文化断裂及精英断裂的出现极大降低了社会的整合度,使社会断裂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所必须着重解决的基本问题。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现阶段,为了稳固治理有效的根基,党的领导需以重整乡村社会为着力点,强化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重建互惠共识的公共文化,再造公益导向的村庄精英。实践中,要以强化村级党建为依托重构组织资源;以再造公共空间和激活传统文化入手引领文化复兴;以助推新乡贤衍生和驻村干部融入引领精英供给。     

仪式再造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安徽省黄山市仙源镇“轩辕车会”为例

为探索“传统仪式再造”与“乡村社会整合”之间的关联,在呈现轩辕车会的历史仪式流程与功能后,通过深描来追踪它在黄山北麓一个乡村社区的重现与再造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官方意识形态的相对放松为轩辕车会的重现与再造提供了政策空间;地方政府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振地方经济的需求提供了驱动力;仙源镇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民众参与的基础。地方政府、体制内知识精英、民间精英与村民等多元主体展开协作,共同形塑了轩辕车会的“新貌”。在此过程中原本呈离散化趋势的仙源镇乡村社会获得了全新的公共空间、增强了地方认同、实现了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从而有效促进了乡村社会整合。     

嵌入与整合: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现代转型的实现机制 ——基于鄂西L村农业产业的调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探索村落现代转型的实践路径和实现机制.基于鄂西L村的田野调查,从嵌入性视角对该村西瓜产业与村落转型的整体过程进行深度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传统农业村落现代转型的一个可能路径,地方市场的村庄嵌入和政府的统筹整合是关键的实现机制.在嵌入与整合作用机制下,不但能够实现村庄整体性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农业经济的转型,提高农业产值,调整小农生产逻辑,形成农业生产与村落的强关联,而且还能够通过将地方市场嵌入在村落熟人社会之中,使地方市场成为维系力量,对村落社会起到保护作用,有利于重组社会关系网络和再造村庄价值认同,顺利实现维持型村落向发展型村落的现代转型.最终,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消解乡村,反而显示出传统农业村落对于现代化的应对力量,这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现实经验.     

庙、社结合与中国乡村社会整合

社神和庙宇都在乡村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之间既存在一定差别又紧密联系.在对潮州饶平所城乡和中山小榄永宁社区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归纳出社、庙之间的三种关系类型,并进一步讨论了社、庙对社区认同和排他的影响.文章指出,社神认同仅限于“社”这种最小的聚落单位,因此社神的主要功能表现为社会区分;而庙宇的祭祀圈范围则依所奉祀神祗的神格大小而定,神格较高的庙宇社会整合能力也较强.只有将社、庙结合起来分析,才能洞悉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     

乡村社群与社区和谐发展——对黔中屯堡村落J村的社群研究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以一个典型的屯堡村落的社群为案例进行乡村社群的分类以及功能分析,并着重探讨乡村社群在乡村社区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乡村社群在乡村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整合视域下网络公共空间的运行机制研究——以皖南A村村务微信群为例

网络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治理建设的联结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研究趋势之一。聚焦于皖南A村微信群,采用线上参与观察与线下个案访谈法,以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为分析视角,通过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来考察A村微信群在乡村社会中的实践表征与运行机制。从社会联结、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等多层面出发,深入挖掘微信群这一新型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整合的关联。发现网络公共空间已成为搭建村民社会联结的桥梁、建构乡村共同体意识的场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社会基础。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公共空间的局限性,为建构乡村社会秩序、促进地方认同以及实现地方社会整合提供可行性尝试。     

村落拆迁中的“非物质补偿”问题初探——基于一个个案村的调查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拆迁是一个复杂的难题。引发拆迁困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物质补偿标准的原因,非物质补偿也会影响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个案村的实证研究表明,村民对非物质补偿的诉求,包括两个主要方面:拆迁安置能够保障自身的长远生活;拆迁后的安置能够维系或重组原有的村落共同体。因而,在村落的拆迁过程中,要考虑如何为村民长远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要尊重村落共同体结构和社会网络。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过疏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

基于对西部山区申村的实地调查,讨论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过疏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村落发展的影响,并对当前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路径进行反思,提出了西部地区此类村庄发展建议:强调村庄的"内生型"发展,从单一的经济扶贫走向"自生式开发";转变村庄发展思路,重视物质开发到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实现组织结构优化,进行村落合并与组织结构重组,以期促进此类村落走向可持续发展。     

村落公共空间的变化与乡村文化建设——以山东省莱州市碑坡村为例

村落公共空间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变化以及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公共生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研究农村公共空间的变化,有助于了解农村的变化,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乡村传统风貌空间的变迁——基于禄丰县叽啦村的个案研究

乡村传统风貌变迁是当代乡村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传统风貌空间的变迁为视角,考察叽啦村建筑空间、历史与文化空间、功能空间的演变机制和内在动因,认为乡村空间的变迁机制与地方社会人群的文化观念存在内在关联,且乡村空间中各要素的变迁是一个动态与持续的历史过程。     

论党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是当前社会运行状况对党提出的迫切要求,科学发展观为党的社会整合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     

改革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进入重大转型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工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城镇建设等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为乡村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带来了动力和契机,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不断弱化,文化建设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出路。考察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实践经验,发现行政包办和激活社会是两种主要的乡村文化建设方式。行政包办式文化建设因忽视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农民需求乡土性,陷入供需错位、资源闲置浪费等困境。山东博山发掘传统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激活村庄内生性文化优势、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实现从行政包办向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逻辑转换。激活社会式文化建设以优秀道德观念为媒介凝聚村民价值共识,以民俗活动为载体营造村民互动空间,再造村民间的社会性联结,促进村落共同体振兴。     

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

针对传统乡村社区的性质与特征,学界先后提出过"村落共同体""宗族共同体"以及"市场共同体"几种不同的界说。虽然这些观点也注意到村落的开放性尤其是"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联系,但主要是采取一种整体性和静态的视角,将乡村视作一种相对封闭和自治体。晚清以降,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启动,域外因素日益介入乡村治理,加剧了乡村官僚化和行政化趋势。在国家整合及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人们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手段改造乡村社区,在部分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在实践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及后果。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应走"服务嵌入"之路,通过"服务下乡"重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逻辑与政策回应——基于弥勒山兴村的观察与思考

确定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在于探寻变迁的路径。无论是基于学理的逻辑分析,还是基于实证的数据分析,都表明了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村落共同体的转型不能听任市场经济和资本力量的冲击和激荡,村落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实现转换的必要条件是国家力量适度在场。村落共同体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权威认同的变迁,无不显示着国家建制性权威资源的积极发挥,是实现村落共同体的现代转型必不可少的条件。     

社会与文化延续中的认同观——基于湘西南苗族村落的研究

通过分析湘西南苗族村落村民族群认同得到持续以及强化的原因,将族群认同的建构和动态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群体社会文化变迁的整体认识.本研究的案例是对建构论的进—步补充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