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934－1949年）

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１９３４－１９４９年）顾晓英１９３４年２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这场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在全国持续了十五年，直到蒋介石政权崩溃才告一段落。关于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的评价，港台史书一而再、再而三...     

国民精神总动员缘起析论

１９３９年２月蒋介石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有深刻的主观背景与历史背景的。强调精神力量可以战胜物质力量的“力行”哲学是运动发起的思想基础,日本抢先发动精神总动员刺激并启发了蒋介石,而作为抗战时期国内政治主要层面的国共关系的逆转对运动发起的形态和实质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光辉篇章耀千秋——纪念毛泽东同志《长冈乡调查》发表七十周年

《长冈乡调查》的历史背景毛泽东同志作《长冈乡调查》是在1933年11月中下旬,历时一周。当时,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4次"围剿"遭到失败后,灭共之心不死,又在江西南昌成立"国民     

“军主政从”模式下的南昌行营运作研究

"军主政从"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一种非常态。蒋介石维系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支撑之一就是"军主政从"模式,其源于南昌行营"剿共"时期的军事实践。在南昌行营期间,蒋介石通过对行营人事组织的军政统合、对省级政权的军事渗透以及对县级政权的军事导向,实现了其个人的军事独裁与权威构建。但该体制在取得军事胜利与强化蒋氏权威的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珠江畔的风雷——回忆1947年广州中山大学“五·卅一”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947年5月间的国内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所指出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在广东,反对蒋介石     

再论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动机

三青团是蒋介石于抗战爆发后成立的青年政治组织,蒋介石创立三青团的动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对于中共实现“和平统一”,以组织手段消弭国民 党内的派系之争,建立嫡系“法统”政治力量,运用三青团“统一”和“领导”青年运动等。其成立的根本动机在于实现政治资源的高度统一与集中,从而加强蒋介石的自身统治 ,通过组织形态的建设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最终政治目的。     

血火燃烧的回忆

"五·二一"事件点燃斗争烈火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形成配合人民解放军的第二条战线。在中共地下党南昌城工部领导下的南昌国立中正大学(以下简称"正大")爱国民主运动,便是南昌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在全国学生民主运动的推动下,1947年5月,正大爆发了"护校运动"的"五·二一事件":正大学生在中正桥头与反动军警搏斗,海内外反响强烈。海外传媒称:"蒋介石的军队在蒋介石大桥殴打蒋介石     

国民党与旧政协关系探析——兼评国民党政府迅速崩溃的政治导因

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是当时执政党国民党内和平民主势力与国内外反战要求相结合的产物;蒋介石在政协期间的言行与国民党代表的妥协、让步,是会议通过五项决议的重要原因,正因此,国民党蒋介石受到各方面的一致称赞。国民党顽固派撕毁政协决议,破坏民主工程,恢复独裁、专制,则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中国在政治失信于民,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朱德一九二六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在江西的任职情况

一九二六年年低,中共中央鉴于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为了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材,以便直接掌握革命的武装,决定创办一所军官学校。而当时夺取南昌的北伐军第三军和新扩编的第九军,都是滇军倒唐例顾(品珍)时的流亡部队。由于朱德在滇军中有很高的威望和深厚的同     

解放战争后期湖北“和平运动”浅析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看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手段加以阻止,就积极策划“和平”阴谋,以此欺骗人民,争取喘息时机,妄图挽救其垂死的命运.这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二月),由湖北省参议会发动的“和平运动”,震动全国.当时华中各省市纷纷响应,蒋介石被迫发表元旦求和声明,随即“引退”,当时驻汉口的华中剿总白崇禧利用“和平运动”,逼蒋介石下野,拥李宗仁上台;而湖北社会贤达发动“和平运动”则顺应了人民渴望和平的善良愿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一湖北“和平运动”,是社会贤达顺应湖北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通过民意机构发起的.一九四八年冬,随着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的胜利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在战略上已宣告失败,长江以北全线溃退,长江以南无力组织防御力量,人民解放军百余万饮马长江,南京已微闻枪声.此时,国民党内部更加分崩离析,蒋、桂之间矛盾尖锐,国民党反动     

1927年蒋介石与宋霭龄“九江密谈”探微——兼论《陈洁如回忆录》的史学价值

1927年2月份以来,蒋介石面临着国民党内空前的反蒋浪潮,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扣留军费,不发往时在南昌的总司令部,使蒋介石倍感军费吃紧。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蒋介石祭出奇招,邀请宋子文的母亲倪桂珍和姐姐宋霭龄来九江庐山游玩。宋霭龄与蒋介石在九江秘密商谈,达成了蒋宋合作的初步意见。“九江密谈”成功地使蒋介石收到了宋子文...     

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

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近现代中国历史也有一定影响。这场历时１５年之久的社会改良运动．所以出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政治上与“九·一八”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推行有直接联系；思想上与蒋介石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对“五·四”运动的排斥与仇视相关；而从根本上讲，则是希望借此机会重新恢复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统治地位，作为控制人民，维系政权统治的有效工具。     

蒋介石的股民生涯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由孙中山发起创办，由于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和陈果夫等人的参与，其成为新兴的官商结合的政治势力的亮相。蒋介石也是最早的一批入市者。     

江西团組織建立前后的南昌学生运动

南昌的学生运动,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兴起的。“五四”后,领导南昌学运的核心力量最初是江西改造社。一九一九年下半年,江西南昌二中的几个进步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进步的社会团体——波阳湖社。发起和最早参加这个团体的人有袁玉冰、黄道、石廷瑜、徐先兆等八人。据袁玉冰说,他们之所以取名“波阳湖社”,是因为波阳湖是江西最大的湖,它既容纳百川,又终归大海。他们发起组织波阳湖社的目的是打算将南昌学生运动的小洪     

一个值得惋惜的历史人物——读陈布雷《回忆录》

陈布雷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人们也许是陌生或淡忘了,然而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他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在辛亥革命、“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期间,他是一位名记者。他在《天铎报》、《商报》主持论坛,发表了大量宣传、支持革命的评论。他的进步思想、雄健文笔,曾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1927年后,他步入蒋介石集团的行列,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中央党部书记长、中宣部副部长、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成为蒋介石手下一位得力的幕僚长。他在1936年和1940年,采用日记体     

西沙海战中我军为何能顺利通过台湾海峡

对于1974年西沙海战中,我支援军舰顺利通过台湾海峡的过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我东海舰队援舰在通过台湾海峡时,“蒋介石大开绿灯,又是照明,又是护航,还供给养”。另一说却是：当时蒋介石同侵犯中国西沙的南越政权站在一边,我军通过台湾海峡,是我们“计划周密,从头到尾没蒋介石什么事”。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笔者作为当时南海舰队司令部情报处译电员,目睹了此次事件的全过程。     

论中共七大对中国政治蓝图的设计

中共七大对中国政治蓝图的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纲领,二是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为此,中共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对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改良的“洗脸”政策,同时也提出了革命的政治路线。     

郭沫若与周恩来的交往和友谊

一郭沫若是1926年4月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任文学系教授时认识周恩来的。当时,周恩来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因瞿秋白曾向周恩来举荐和转达郭沫若有参加北伐军之意,引起周恩来重视,于是亲自约郭沫若谈话。两人谈得很投机,均有相见恨晚之感。后由周恩来举荐郭沫若担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3个月后即升为政治部副主任,并一度代理政治部主任。北伐时,蒋介石见郭沫若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百般拉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寻找借口摆脱了蒋的控制,又写出《请看今日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八一”南昌起义时,郭沫若和…     

“雷马事变”与三十年代甘肃政局

1931年8月25日西北军留甘部队,“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在兰州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扣押了甘肃省政符主席马鸿宾,此即当时所谓的“雷马事变”。事变背景是冯玉祥1930年联阎倒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企图在西北东山再起,重新建立根据地的一幕反蒋军事事变。事变结果,雷、马两败俱伤,冯部残余在西北地区被彻底消灭,蒋介石控制了甘肃达十六年之久。可以说此次事变是冯玉祥和蒋介石在甘肃政治舞     

从“教育即生活”到“生活即教育”——杜威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比较

陶行知和杜威都是教育改革家。杜威于本世纪初在美国发起一场实用主义教育运动,提倡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论。陶行知一九一四年去美国留学、师从杜威。二十年代,他在中国发起乡村教育,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虽然他们的理论出现在不同的国家,但都是为了使教育适应当时的政治、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少共同之处。由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政治、经济政策和文化传统各异,两人推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