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考

《明夷待访录》为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一篇重要著作。它吹响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号角,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对这本名著,建国以来评论多而考证少,某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核实和探究。     

《圣武亲征录》考

日本小林高四郎教授所撰《元朝秘史研究》(1954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出版)一书,是有关《元朝秘史》文献学研究的名著。全书除《引论》所述为《元朝秘史》研究小史外,共分十一章;其中对于《秘史》成书年代、版本源流,及其与《圣武亲征录》、实录、国史、脱必赤颜、金册的关系,中期蒙古语诸问题等等,均育较为详尽的介绍和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为治《秘史》所必当参考之书。这里摘译的是该书第四章。     

《南渡录》版本考

明季李清《南渡录》一书以纲目体排日记述明政权南渡后弘光一朝之事,详载小朝廷如何谋划对付农民起义、清军入境以及内部倾轧情况,实为《明实录》之续编,史料之丰,远过于传世之《弘光实录》、《圣安本纪》等南明史乘。李清(1602—1683)历仕天启、崇祯、弘光三朝,撰述史学、法学、文学著作千余卷,向有“持论平允”之誉。他在弘光朝时官至大理寺左寺丞,事多参决。《南渡录》以亲身经历记当朝之事,乃第一手资料,尤为史家所重。但是,弘光小朝廷经年而亡,这部以弘光为正统、指满清为异类的著述自当后来不被清廷所容,遭严旨禁毁,三百余年未经剞劂。辗转传抄,辄多刊落,卷数分并亦多差异,兼之赝本混杂,异名同书并行,更使读者难以识其原貌。史学前辈朱希祖、     

《启颜录》成书考

利用敦煌本《启颜录》的资料,结合史志、目录记载和《太平广记》引文对《启颜录》的作者、版本源流、成书时间等问题进行再考证,认为录作者确不为侯白,史志及目录所载多卷本是据敦煌本增删而来;并进一步考订出敦煌本结集于贞观十一年六月之后不久,多卷本《启颜录》成书不早于永昌元年。     

《熹平石经》考

《熹石经》，见于《后汉书，灵帝纪》，嘉平四年（公元175年）始刻，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成．刻成后，即树碑文于洛阳太学门前．董卓之乱时，碑文残缺于战火之中；又几经迁徙，碑文复告漫灭；降至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叹．现原碑皆毁，仅存残石、拓片，我们已不能窥其全貌．但是，石经的镌刻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就是现在其影响也还没有消失．因此对石经携刻的原因、意义等作一小考；恐怕也不无意义，一、石经镌刻的原因镌刻石经是统一经学的需要．汉代自武帝以后，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诸子百家之学已难构成与儒学相抗衡的力量，学派之争的…     

《明夷待访录》思想渊源考

有人说,《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怪书”(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里所谓的“怪,”大约是指它发出了在那个时代看来可怪可骇的议论。封建社会历来奉皇帝为“天之子”,为“万民之主”,臣民在其面前必须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个人身受君罚,还要咏之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然而,黄宗羲在这部书里却痛诋君王为“天下之大害”,控诉君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以下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订正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出版。以下简称《索引》) ,是载录明清两朝进士的工具书。书中以明清两朝进士题名碑录为依据 ,既按科分顺次 ,分三甲编排 ,又按姓氏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排名录 ,对其科分、名次、籍贯一一著录 ,实为查检两朝进士科分、名次与籍贯最为方便的一部工具书。然而著录亦有误处 ,兹订正如下 :(1) 38页高进孝条 :河南获喜 (直隶宁山卫 )　明万历14 / 3/ 15 1(2 0 )。按 :依《索引》编例 ,此注表明高进孝为河南获喜县民籍 ,直隶宁山卫人。查明代河南无获喜县。核之《进士题名碑录…     

《云斋广录》版本源流考

《云斋广录》是北宋李献民编撰的一部重要的杂集,该杂集辑录的北宋传奇作品不仅较好地体现了唐代传奇的继承和发展,且一些作品被后世改编成小说话本、金院本及戏曲,可以说该集在古体小说向近体小说的过渡阶段居于独一无二的承启地位。该书在北宋至元时期,颇为流行,明清之际未见刊本,《四库全书总目》只存目,一直以八卷金刻本和十卷手抄本流传(笔者考证),十卷手抄本又昙花一现,直至1997年中华书局印行残卷单行本。     

阮孝绪《七录》成书年代考

《七录》著录图书六千多种,又有解题,阮孝绪不可能在普通四年这短短一年之内编撰完成。它所著录的《刘缓集》,最早编于大同二年,足以证明其直到阮孝绪去世前才最终成书,约在大同二年夏秋之间。     

明代《进士登科录》考误

依据记时更为准确的《明实录》和当事人文集等相关文献,可以确证建文二年、天顺元年、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登科录》所载个别读卷官籍地、勋号、散阶之误;把殿试结束后新晋之勋号、散阶载为读卷时就已拥有,当是主要致误之由。依据《会试录》及时人所载当事人的墓志铭,可以确证《进士登科录》所载个别进士的中式年龄之误。其中正统时期1处,景泰时期2处,成化时期3处。进士瞒报中式年龄,当是致误之由。其他方面也存在疏讹,刊刻疏忽和进士误报上三代直系亲属履历当是主要致误之由。     

《窦娥冤》三考

一、《窦娥冤》创作年代考 关于《窦娥冤》的创作年代,学术界有个一致的看法,是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之后。 例如: 吴晓铃《关汉卿戏曲集·编校后记》:“《感天动地窦娥冤》排在最后,是由于肃政廉访使是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设立的。”     

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考

《天妃灵应之记》碑(以下简称《天妃碑》),1930年发现于福建长乐县城之南山,现存于长乐师范附属小学内原孔庙泮池旁之碑亭。这方明宣德六年(1431年)刊立的石碑,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碑文字迹清晰可读。石碑高162、宽78、厚16厘米。全碑阴刻,额篆“天妃灵应之记”六字,字框上端及两侧有明月祥云纹样。正文楷书31行,共1177字,四周框以缠枝番莲纹。碑文记述了郑和奉命率领舟师出使西洋和赖天妃护祐于长乐南山修建宫殿,以及七次往使西洋各国的时间、经过等情况,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最珍贵的实物史料。《天妃碑》自出土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少学者、专家对此作了评介和展开研究。然而,这些评介和研究,虽多有确切之言和精辟之见,却不乏舛讹失实之处和值得商榷之点,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讨。这里,笔者仅就石碑之庋藏地点和刊立缘由略加考析。     

《宝礼堂宋本书录》作者考

《宝礼堂宋本书录》是一部重要的古籍图书版本目录学著作 ,张元济先生对该书的编辑和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但他不是该书的作者 ,该书的作者是宝礼堂的主人潘宗周     

《使朝鲜录》作者龚用卿生平考

关于龚用卿的生平事迹,诸家学人的论述主要是基于《明史》《明世宗实录》的片段记载以及《国朝献征录》中的龚氏墓志。以《福州通贤龚氏支谱》《云冈选稿》等几部龚氏家传文献为新材料,可以更清晰地了解龚用卿的生平事迹,也可以确定《使朝鲜录》作者龚用卿“字鸣治,号云冈”或“别号云冈”,其生于弘治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四日,卒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六月十七日,即生于公元1501年、卒于公元1564年,龚用卿的生卒年应该标为“龚用卿(1501—1564)”。^①     

《乐府补题》三考

关于《乐府补题》结社唱和的时间、地点以及诸词之寄托,学界向有争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一步推考,发现首咏地点,陈恕可宛委山房在杭州,而非前人所定之越州;第四咏《摸鱼儿.紫云山房拟赋莼》乃为王沂孙之出处而发,当作于王沂孙出为庆元路学正以后;第五咏《桂枝香.天柱山房拟赋蟹》可能寄托了补题诸老对于宋末二帝逃、亡于海的感怆。     

明僧绍与栖霞立寺史实考-重读《摄山栖霞寺碑》与《明征君碑》

南京栖霞寺的创立与南齐征君明僧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明僧绍出生于山东平原郡一个有信佛传统的世族家庭里。他有很高的儒学修养，自宋至齐，多次拒绝朝廷的征辟。最初，他在长广郡即今山东青岛一带聚徒讲学、泰始二年(466)，由于淮北四州沦于北魏，他随家族南下建康，升明元年(477)，又随其弟明庆符到郁州。三年后，他回到建康，并定居摄山，修筑栖霞精舍。永明二年(484)明僧绍去世后，他的儿子明仲璋舍宅为寺，永明七年(489)法度禅师以栖霞精舍为基础，正式创立了栖霞寺，     

先秦《谥法》行用考

西周初期多美谥,谥号之有善恶自周昭王、鲁炀公始.春秋时期,儒家更加强调谥法的褒贬原则,谥法成为维护封建礼教的工具.战国时期,谥法显扬功绩的作用加大.从先秦主要人物谥号行迹与《谥法》之对照看,除“昭”、“懿”、“夷”三谥字外,其余皆相符,且同谥者,行迹相似,善恶相当.     

汲古阁一卷本《宋遗民录》伪书考

明末汲古阁刊一卷本《宋遗民录》 ,先后两次为《四库全书提要》所著录 ,从文字内容和刻印版式来看 ,乃从嘉靖初刊刻程敏政编十五卷本《宋遗民录》胡乱摘割接凑而来 ,纯系伪书 ,并非明初何人所撰 ,考察历史上一代遗民事迹撰录之始 ,不能以此为据     

大理明代墓碑的历史价值 《大理访碑录》代序

1942年和1943年的暑假,我曾到云南西部的历史名城大理、邓川等地,访问有关南诏、大理两个地方王朝的历史遗迹,前后历时4个月。我沿途在一些城镇和乡村,都停留一段时间,而以在喜洲、邓川钞录墓碑铭文,占去的时间最长。大概从有文字记载的时期以来,洱海沿岸便成为白族及其前身昆明、弥蛮、河蛮、自蛮以及民家的一个聚居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