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莎士比亚历史剧之我见

莎士比亚以睿智深邃的眼光洞察历史的面貌,从丰富的历史事件中吸取艺术素材,创作出一系列的历史剧,借古喻今,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的历史剧构思巧妙,情节生动、丰富,艺术感染力强,因此对欧洲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莎士比亚历史剧艺术探幽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生涯中,同喜剧、悲剧等艺术成就相比,他的历史剧常常被忽略。本文从分析莎士比亚历史剧创作的艺术成就入手,探索了莎翁对写作历史剧基本原则的新的创见。     

莎士比亚悲剧创作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

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是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 ,其中悲剧创作尤为突出。人文主义原则虽然遭到现实的挫折 ,但莎士比亚始终未能放弃 ,一直把它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只是把人类前途寄托在道德改善上而无力变革现实 ,因此 ,往往使自己陷入无法解决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 ,这样的心理矛盾产生了莎士比亚的抑郁愤懑的悲剧创作。     

莎士比亚不同创作时期中的女性形象概览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人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的先锋,他的思想无不渗透在他一生的作品中。本文以时间为经,以创作思想的变化为纬,按照莎士比亚创作的三个阶段,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找出隐现其间的人文主义思想。     

以人文主义情怀诠释悲剧的精神内涵——莎士比亚对曹禺的影响与曹禺的审美观照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剧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悲剧作品揭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冷酷客观现实产生的剧烈冲突.他弘扬人文主义精神,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桎梏,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现代剧作家曹禺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深受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他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将对人性的探索和关怀贯穿于每一部作品中,并且以莎士比亚式的诗化语言,抒发着人文主义的理想.     

历史剧和历史讲座当以进步的历史观为灵魂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中讲三国．大受欢迎，以致易教授的名声和人气迅猛蹿升，就像其名字一样如日中天。客观地说，易教授口才很好，声情并茂，讲得活泼生动，受到观众欢迎自在情理之中。以电视讲堂的形式对社会大众进行历史知识的传播．尽管有的学者不以为然，甚至提出了批评，但笔者以为，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没有什么不妥。     

发明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莎士比亚",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建构过程。一代又一代读者成就了"莎士比亚",正是几个世纪来人们对莎剧的不断僭用和改编发明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并不源自其超越性和普遍性,而是来自其弹性和韧性。研究莎士比亚的建构问题和作者身份问题,不仅要熟悉英国的出版史和文化史,应用文学社会学和社会文化史的方法,也要结合莎士比亚作品的内证,运用文本阐释等固有的文学批评方法。在泰勒的《重新发明莎士比亚》之后,著名莎学家卡斯顿的《莎士比亚与书》有其显著特色和重要贡献,但在方法论上也有瑕疵。所以,厄恩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作为文学戏剧家的莎士比亚》对其进行挑战和补充,不难理解。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统计与分析

运用献计量学方法，以载量、核心期刊、核心作为依据，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论的研究提供了数据与分析。     

文艺复兴中的“神学阴影”论——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命运观和神学思想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悲剧代表作之一,历来研究都着重由这个文本的产生背景分析它隐含的人文精神。本文从该剧的神学色彩探讨了麦克白悲剧命运形成的原因,分析莎士比亚这部悲剧中人文精神的削弱。     

历史剧也是一种历史文本——从清宫戏看历史人物的再创造

历史剧对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再创造应该把握一个适当的尺度。长期以来,由于清宫戏的热行,"戏说"历史已成风气,对历史人物的随意虚构和编造现象日趋严重。失实的翻案,漫画式、符号化的人物塑造,导致观众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的误读。历史剧创作在坚持艺术个性的同时,应该建立与历史文本相适应的史剧理念。     

论莎士比亚创作中的弄人形象及其社会意义

莎士比亚创作中的弄人形象是一种特殊的戏剧角色，这　类形象一方面卑微滑稽，一方面又是忠诚服从的典范。作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弄人　形象有其特定的社会意义，但在当今民主社会中，弄人形象已经不值得宣扬。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论马克思异化史观至唯物史观的逻辑转型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与马恩批判、改造旧哲学,进而开辟哲学发展的新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以异化理论及其内在逻辑的扬弃为基本线索来解剖和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是理解马克思历史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异化理论为支点,试探讨马克思异化史观逻辑的内在演变和科学唯物史观的确立过程。     

转轨时期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性变革

魏明孔认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政府经济职能主要在政府直接经营一定的行业或领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法规等三个层面。朱荫贵认为,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企业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国家资本企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应给予适当地肯定。武力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政府来推进工业化,由国营企业贯彻工业化意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经济运行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的严重代价。剧锦文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新时期,国家资本的运行形态日益市场化,国家资本的实现形态更加高级化,国家资本大大提升了控制力;国家资本壮大的同时,国有资产、国家资本正遭遇巨大的流失风险。     

试论中国避讳学史的历史分期

避讳学是一门研究避讳现象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应用的边缘学科,历史悠久、文献丰富、成就巨大是我国避讳学研究的最显著特点。伴随一部避讳史,也有一部中国避讳学史。中国避讳学史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避讳史料学时期——先秦至明代,二是避讳学的萌芽期——清代,三是避讳学的形成期——近代,四是避讳学的发展期——现代。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历史剧论争及其问题域:去蔽与反思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围绕历史剧所展开的讨论主要经过了五个阶段,迄今已逾七十年.表面看来,这段论争史热闹有余而成效不足;实际上,它却围绕着“何为历史剧”的核心论题贡献了一个极富阐释学意义的问题域,分别涉及“历史剧是否允许虚构”“历史剧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人民群众形象”“历史剧如何体现民族特色”“历史剧如何应对影视领域的新问题”“历史剧的娱乐性会否损害其严肃性”等具体问题.借助哲学阐释学的“问答逻辑”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对这一问题域进行去蔽与还原,而且可以发现历史剧讨论中的主要问题实际上不在“答”而在“问”的层面,例如核心概念的模糊处理、入思途径与讨论方式的单一、境外理论借鉴与主动对话意识的淡薄、重要论题的择选疏漏等.而历史剧理论建设的真正突破,有待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历史定位

现代化的历史定位包括时间定位与空间定位。前者涉及对现代化历史阶段的时间持久性的认识,后者涉及对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或参照系的现实性的认识。只有时空结合的历史定位,才能使我们对一般现代性有正确的把握。而现代化的时空定位特征,决定了现代化运动是国家间相互学习、仿效、竞争与超越的无休止的现实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