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与近代科学

中国和西方的近代科学，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发展的。西方自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后，近代科学冲破了封建专制和教会的束缚，得到了长足进步，建立了近代科学的体系。而中国的科技始终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挣扎着向前发展。文章分析了西欧科学发展的文化契机以及中国科学举步艰难的原因。作者认为，从中国科学发展总的趋向来看，走向近代化则是势不可挡的，即使没有西方科技的引入，中国的科技也会缓慢地走向近代化。并且预言，中国传统的科学思维方式，有机的综合道路将有助于中国科学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     

中国传统科学范式初探

中国传统科学研究模型及其体系具有“形而中”的性质 ,形而中既非道 ,也非器 ,而是象。象乃道的隐性显现 ,乃器的直接生成之源。依此观之 ,西方传统科学属于以“心物二分”为前提而产生的原子论为基础的构成论研究传统 ,可谓“机械式”的“器物学” ,长于分析和机械制造 ;而中国传统科学属于以“心物合一”为前提而产生的“气象学”为基础的生成论的研究传统 ,长于对生命和整体的把握。二者是彼此独立的两大科学传统。中国传统科学在近代的命运 ,不是被证伪 ,而是被打败。世界未来科学的发展 ,将取决于中西两大科学传统的会通与互补。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的存在价值及其地位作出恰当的评价 ,才能在中国文化现代发展中摆正中国传统科学的位置 ,才能在世界文化和世界科学的未来发展中 ,做出中华民族自己的贡献。     

科学与中国的近代化——论晚明清初到清末民初的科学思潮

科学是近代化的主题之一。晚明清初以迄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直存在着科学思潮。不仅自然科学蔚然成风,而且学者们提倡科学精神,讲求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这表明科学犹如一根红线贯穿整个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但戊戌以来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近代科学又是学习西方,受西方近现代文化深刻影响的结果,并不是由晚明清初以来中国自身传统孕生发展出来的。这反映出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早熟”而“难产”的特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科学的联姻——和谐一体的科学体系的建构

发源于西方的近代科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力量型"科学,它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可以为克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作出贡献.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对于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这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程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发掘与利用关涉到中国现代和谐科学体系的建立与传统文化的复兴.     

从中国科学建制到中国科学文化

科学建制和科学文化是构成现代科学的重要社会形态。正是随着中国的科学建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散到规范，中国的科学文化才逐渐发展起来。中国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关系的研究应先从中国近现代科学社会史入手，考察中国的科学建制发展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而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又反过来如何作用于中国的科学建制发展，从而揭示二者内在的互动关系。中国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关系的研究可从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两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每个代表性时期中国科学建制的结构和功能、科学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以及二者彼此渗透、相互建构的社会学特征，这将包括科学社团、科学期刊、科学教育、科研机构、科学发展政策与法规，以及科学共同体、学术规则、科学交流、奖励系统、精神气质、科层化等层面。     

论中西方科学的差异

科学与哲学、宗教、道德、艺术一样,也是一种文化过程,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科学（如中医学）由于是在不同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信仰信念的基础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种形态不同的科学,因此它们之间在文化特征上呈现出巨大差异。中西方科学之间的差异表明,我们要想在（西方）科学上作出重大创新,首先就必须有目的、有意识地培育与其相应的文化基因。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文化审视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古代科学教育传统为近代科学教育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实施科学教育引发的激烈论争及影响,传统的治学方式对近代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影响等,又透视出传统文化对近代科学教育的阻碍作用.     

林语堂论科学与人文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罕见的对科学与人文问题作了系统阐述的作家.他全面剖析了当时西方人在科学文明的繁华世界中堕落了的现实,挖掘出了西方科学文化的扩展与人文精神失落的深层次原因,并探讨了科学与人文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科学与人文协调发展的两个方向,即科学思想自我完善的内在过程与科学思想得人文化这一外在力量,两者缺一不可.就后者而言,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意义重大.这些真知灼见,对于把握当今仍然困扰我们的科学与人文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谈科学精神

近年来科学精神成为学者们谈论的焦点。就什么是科学精神、如何弘扬科学精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但依旧有其不完善之处。首先,科学已不再是科学家的工作,它已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国家支持的事业融入到社会之中。因此,科学精神必然呈现多元化趋势。其次,科学是时代的产物,科学成果、科学思维方式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形式。因此,弘扬科学精神必须寻求其时间维度。另外,西方文化最早孕育了科学,由此弘扬科学精神也必须深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从中找出中国传统文化与弘扬科学精神的最佳结合点。     

科学理性的匮乏——我国科学自明清以来落后的原因之一

以中国古代有科学为前提 ,视科学理性为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和核心。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三个方面来界定科学理性的内涵 ,并比照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 ,从而得出理性的匮乏是我国自明代以来科学落后的原因之一。并进一步从中国传统的主观思维模式和客观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理性匮乏的原因。     

德国科学的体制化与科学文化的发展

德国的科学体制化过程以及科学文化在德国的发展都独具特色。本文从科学体制化、科学文化及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观点出发,首先分析了德国民族文化传统及其与英法科学文化的交互作用对德国科学体制化的奠基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然后具体考察了德国科学体制化过程,指出,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大学改革以及大学与大学外的“学术市场”,后来集中于“德国自然科学家协会”之间的互动,将科学文化吸收到新兴的大学体制中,建立起现代实验室制度而实现的,并且在科学体制化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民族统一问题;最后归纳出科学文化在德国的发展所带有的三方面特点:其一,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其二,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其三,科学与民族主义的联盟。     

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发展的社会制约性

鸦片战争使国门洞开后,科学教育应运产生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科学精神的失落始终是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症结。封建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强大的儒学正宗文化,科技发展的落后等,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科学教育发展的政治、经济、教育传统、文化传统、科技发展等社会制约性。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科学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是与人文文化融为一体而存在,其间人文文化作为文化的主要样式主导了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这在中国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倡导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文化,而且孕育了近代科学,催生了科学文化。科学的自主发展从器物层面到价值观念层面全面影响了人类的文化样式,科学文化终在20世纪成长为人类文化系统中影响最大的子系统。     

宗教文化与17世纪科学革命

从文化史角度看,17世纪科学革命是基督教内部的启智过程,包括逻辑演绎方法和实验方法的创新:同时也是宗教价值警惕这种理智对人类终极关怀所带来的影响的过程.这一双重过程具有矛盾、妥协与互动性,而至牛顿实现了科学上的综合,也是文化上的谐和.它表明科学与文化价值的交织存在,科学的成功既模造了时代的科学精神又赖以其发展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如此,科学发展就远非囿于工具的应用,而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特质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文化之争的实质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笔者认为 ,严格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剪裁古代科学文化是违背科学的。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古代科学文化既有共性 (混合性或自然性 ) ,又具有其特殊性 (不同其他民族的独特传统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具有重要现代意义     

科学理性的匮乏——我国科学自明清以来落后的原因之一

以中国古代有科学为前提，视科学理性为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和核心。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三个方面来界定科学理性的内涵，并比照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从而得出理性的匮乏是我国自明代以来科学落后的原因之一。并进一步从中国传统的主观思维模式和客观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理性匮乏的原因。     

关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从早年知识启蒙和世界观型塑的时期,到长沙求学思想转变和各种主义选择的时期,最后是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并实践积累的时期,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从反思的自发性,发展为冷静思考的自发性,最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自觉性。基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考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视角,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具体展开,最终理清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历史和逻辑。这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化科学认知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以及具体文化建设的展开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传统文化约束下的科学精神传播

科学精神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是一种社会力量。近代以来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传统文化转型不同层次的约束。继承“五四”精神,消除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科学精神传播的内在紧张,构建以科学精神为主体的新型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特质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文化之争的实质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笔者认为，严格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剪裁古代科学文化是违背科学的。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古代科学文化既有共性（混合性或自然性），又具有其特殊性（不同其他民族的独特传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具有重要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