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今年“理論战线”第2期上,发表了黄永軾先生写的“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文章。三月十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陈道源写的“农业就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的文章,对黄永軾先生的文章的基本观点提出了批評。認为黄永軾先生的观点,严格說来,是同农业是     

怎样理解“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理論战线”1960年第2期,登载了黄永軾同志的“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提出“要使农业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必須实現农业的技术改造……”,“作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的农业必須是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农业”等论点。我們的認識和     

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

今年“理論战线”第2期上,发表了黄永軾同志写的“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引起了不同意見的爭论。为了进一步领会毛澤东同志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貫彻执行中央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結合的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針,是我們党指导經济建設的一个根本方針。加速农业的发展,是高速度、按比例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經济的中心环节。党的这一方針是依据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这一客观規律而制定的,所以“理論战綫”就党的这一方針的理論基础展开討論,显然是必要的,富有意义的。这个問題涉及的面很广,在一篇短文中很难面面俱到。这里,我們仅針对黄永軾先生的基本論点,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以供討論和参考。黄永軾先生在“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中,一开始就提出了他所研究的主題,卽“是不是随便一种农业都可以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呢?”他解釋說,在封     

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兼答平心先生給我的一封信

我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二期发表了“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一文,只是作为一个初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同志著作的青年学生,讀了平心先生的一系列的有关生产力問題的論文之后,感到不能同意他的論点,因而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見。不料平心先生缺乏冷静,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說了許多使人遗憾的話,如果平心先生真的能說出个真理来,那也沒有关系。可惜我拜讀了平心先生的“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仍然感到失望,仍然不能同意平     

有关极差地租的两个问题——与刘光杰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1年第3期上,发表了刘光杰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級差地租存在条件的初步認識》。在这篇文章中,刘光杰同志对我发表在《江汉学报》1961年第1期上的《对現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級差地租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中的某些論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十分宝貴的,它給了我許多启发和教益。不过,我認为,在这些意見中,还有一些問題是需要进一步討論的。特提出来,与刘光杰同志商榷。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吗?

“农业是我国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是毛澤东同志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实际相結合而树立的科学論点,是农业在我国国民經济中客观存在的极端重要的作用的最完整、最深刻的理論概括。毛澤东同志对于我国农业的这一命題,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的創造性的发展,它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論意义与实踐意义。学习与正确領会毛澤东同志关于我国农业的这一天才論点,是理論工作者与一切經济工作者的迫切任务。由于自己水平很低,学习得很不够,仅将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提出来,以供大家批評指正。     

再论对立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答舒煒光同志

舒炜光同志在“論对立的統一即矛盾”一文中,对我写的“对立的統一是辯証法的核心”一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为了进一步明确问題的内容,我再谈谈我的意見。     

只有依据客观规律才能發揮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理論战綫”1958年第9期上,发表了德麟写的“发揮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小,德麟同志提出了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問題。人們如何对待客观規律的問題,在本質上也就是如何更大的和更好的发揮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問題。195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飞跃发展的一年。在这大跃进的一年中,充分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再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

在《学术月刊》今年第六期,我曾对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提出批評的意見,并初步討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当时討論的重点,主要是針对着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社会属性”迭一錯誤观点而提出的。对于他的生产力“自行增殖”的謬論,原准备留待以后分析。最近两三个月以來,平心先生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又陆續发表了几篇关于生产力性质的文章,进一步为其錯誤观点辯护。因而,引起学术界許多同志进一步展开爭論和严正的批評,我認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本文仍試图着重从方法論上来进一步分析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的错誤实质。为了叙述的方便,現分为两个部分来討論。一,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自行增殖”論在方法論上的錯誤;二,再評平心先生在生产力“社会属性”問題上的詭辯手法。     

美学问题争论的分歧在哪里

一在讀了“人民日报”上蔡仪同志、朱光潜先生、李澤厚同志等最近关于美学問題的文章后,觉得有些意見耍說,——尽管我的意見可能是錯誤的。首先,我想就蔡仪同志对黄葯眠同志的“食利者的美学”的批評說几句話。蔡仪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批評是有正确部分的,沒有必要为黄葯眠同志的文章中的缺点和錯誤辯护。但是,这一批評是不公正的,它的批評方法态度上不仅有着严重的缺点,而且,在論点上也并不都是科学的。我觉得,蔡仪同志的批評方法、态度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是因为他的批評不完全     

我对生产力性貭問題的具体意見

自从平心先生提出了生产力二重性問題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有的贊同,有的反对,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結論。他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提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見,他说: “不但有好多同志来信或口头同意我的見解,就报刊上刊載有关生产力问题討論的文章来看,也并非没有人同意我的論点的。例如在我发表了‘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齐蓀同志在《文汇报》一篇短文中就采取了生产力具有社会属性与物质技术属性的論点(他的解釋同我略有出入)。”因此,不能不把我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意見,加以更詳細的说明,請同志們批評指教。首先,我把在《文汇报》发表一篇“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嗎”短文的原委說明一下。当时写那篇短文的原因,是解答读者来信所提出的问题,問題的中心,在于有人誤認为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因而产生了美国和苏联的生产力水平彼此相差不大为何生产关系各有不同的疑問,于是根据本人不成熟的意見,写了那样一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根本未曾留意到平心先生的文章,     

关于逻辑学一些问题讨论综述

我国哲学界关于邏輯問题的討論,是从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百家爭鳴”方針指导下展开的。通过近几年来热烈的討論,大大推进了对于邏輯学中一些基本理論问题的研究。首先引起討論的是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关系問題。自从周谷城同志在《新建設》上发表了“形式邏輯与辯証法”一文,对这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很多同志对周谷城同志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討論就广泛而热烈地展开了。但是,大家在討論中逐步感到,要解决这个問題,首先必須解决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本身的一些理論問題。于是,接着就从形式邏輯的对象和客观基础等問題,进而集中到真实性与正确性的相互关系問題的討論,并且圍繞这一問題来探討形式邏輯的对象、客观基础及其認識作用。茲将討論的情况和当     

汉代租佃制度是个别的例外吗?——与金兆梓先生商榷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載了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爭論中的又一关鍵性問題”一文。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試图說明的是:“秦汉兩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阶級和貧苦雇农的对立,地主阶級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汉的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在“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上,又刊有金兆梓先生“試答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一文,对郭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金先生的意見是:“汉代租佃制的封建剝削还只有个别的例外,而一般的却还只使用奴隶于农业生产”,并認为汉代“正是奴隶制社会”。他的这种論断,我認为是不合乎历史的客观事实的,因此,似乎有把它提出来討論一下的必要。     

对中国近百年經济史分期的意見——与茅家琦同志商榷

中国近百年经济史,一般的含义是指自1840年鴉片战爭时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的社会經济发展史。关于这一百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史要不要分时期的問題,目前正在討論。我們相信通过讨论是会得出正确的結論的。《学术月刊》1960年第八期,发表了茅家琦同志的”读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在文章中作者批评了我们将近百年中国經济发展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經济的形成和加深期,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胜利的时期的说法。認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經济性质的错误看法”,“以1927年为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下限的意見是错误的。”茅家琦同志的文章对我們有不少教益。但是,茅家琦同志在文章中所提出的某些論点,我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討論。     

山东大学第九次科学討論会关于历史遺产批判繼承问題的討論

山东大学第九次科学討論会自今年三月二十日开幕,至四月十日閉幕。其中文科各系宣读和討論了四十六篇論文和报告。这些文章特別注意加强了理論和現代革命問題的研究,同时也着重进行了关于历史遺产批判繼承問題的討論。在这次討論中,为貫彻执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議的精神,大家認真的学习了馬列主义和毛澤东同志的著作,一致的强調用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級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遺产,也認真的探討了过去研究历史遺产的工作所存在的问題,重新評价一些古代的历史遺产和历史人物。討論会貫彻了“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方針,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进行了热烈的爭論。現将討論中的一些主要意見摘要分述如下:     

苏联史学家評述我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

苏联东方学雜志一九五六年第六期,刊載了謝尔金娜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全面評述了我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爭論。就文章所涉及到的中國書刊以及中國学者的爭論意見的廣泛性來看,表明苏联歷史学界对中國人民的歷史和东方各國人民的歷史十分关心。謝尔金娜把中國学者們的爭論,归納为以下几方面的問題: 1.中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观点; 2.中國学者关于中國階級社会的發生的意見; 3.殷商时代奴隸制特征的定义; 4.中國学者关于西周社会分期的观点; 5.說明古代中國生產力水平的爭論材料; 6.春秋、战國、秦、漢时代末期社会的分期問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论一年来评价曹操讨论中存在的问题

自从郭沫若、翦伯贊两位同志分別在去年一、二月发表有关曹操評价的文章以来,到現在已經一年了。这一次的討論,史学界的同志们广泛地动員起来了,具有空前規模的群众性。它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的繁荣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次討論,涉及一系列理論問題,我們認为这些理論問题,都是正确評价历史人物必須首先解决的。現在将我們对这些問題的初步意見提出来,和大家商榷,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論黃巾起义的目的

自从郭老提出替曹操翻案以后,史学界中对曹操这一历史人物应如何給以正确的評价問題展开了热烈的討論。在討論中关于曹操和黄巾的关系問題存在着不同的意見,郭老認为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沒有違背黄巾起义的目的,有些同志同意这个意見,也有許多同志不同意郭老这种說法。作者認为意見分歧的关鍵是对于黄巾起义的目的和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仅就这个問題进行論述,提出个人的粗淺意見,恐有不当之处,請史学界同志們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