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研究——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比较

持久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本文对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作了详细的比较分析。首先阐明了共产党的持久战战略,接着分析了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着重论述了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的差异区别,最后指出了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的共同之处。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主要指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日战争影响极大.它的嬗变与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战略方针的变化以及中国政局的走向密切相关.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经历了建立、调整和扩大三个阶段.本文拟将其嬗变的过程和利弊作一初步探讨.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争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了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为了实现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迅速建立了战时体制.     

论抗日战争的时期国民党的党治体制

论抗日战争的时期国民党的党治体制汪家圣抗战时期，国民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被迫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走上抗日道路。国民党一面进行抗日，一面积极强化以其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推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体制。本文试就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党治...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

“九·一八”事变后(1931——1934),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也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许多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在奋起抗日的同时,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消灭异己的政策,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考察和研究“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对地方实力派认识及其策略的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抗日民     

论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执行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执行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形势提出来的。一是给日本军的物力、人力以严重消耗；二是为开辟敌后战场减轻压力．为国民党争取到必要的“时间”。当时制定执行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成功的。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中共的‘通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由‘剿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政策重大转折的开端。”①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中，…     

红军东征与国共两党的抗日谋略

1936年前后，晋绥两省成为中日交锋的前沿地带。中共把“经营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国民党则将两省视为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联手抗日的重要阵地。然而，国共两党并不了解对方的抗日谋略，中共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倾全军之力东征山西，国民党则因担心日本势力插手而欲从速阻拒东征的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大批开入山西后，中共为保存抗日力量主动撤回陕北，待陕甘后方稳固后再东向抗日；国民党则顺势将中央军留置晋绥周边，悄然转化为防日的国防力量。东征之役虽是一场内战，但其缘起、过程和结果都深受国共抗日筹谋的作用。它客观上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局，影响了两党的关系走向以及全面抗战初期山西抗战格局，在抗战史中具有一定的枢纽意义。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比较研究--再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抗日的中流砥柱,是民族解放战争获取完全胜利的首要条件。然而,部分人对这一结论持怀疑、质疑乃至否认态度。以全局角度、战略高度、全民族的立场为标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略方针、抗日政治路线、抗日战争战场等四个维度,系统地比较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表现,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的结论。     

论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的关系

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的三部曲,毛泽东等称之为“鼎足而三”。本文拟对这三次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国民党营垒破裂的开端──福建事变“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福建事变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它代表着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首先进行抗日反蒋的双重斗争尝试。它成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削弱了蒋的制约抗日机制,打开了国民党营垒的缺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

抗日战争时期 ,华北根据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根据地农村政权结构、社会组织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农民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政治参与对农民自身和中共的革命目标而言 ,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基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位,而国内矛盾和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降至次要地位。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转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团结根据地一切抗日力量,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山西抗日根据地同日伪毒化政策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在武装侵略的同时,妄想推行毒化政策灭亡中国。他们强迫山西民众种植鸦片,面积高达500万亩。致使山西的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数十万农民倾家荡产,有的因吸毒沦为乞丐、娼妓、汉奸。为了捍卫民族利益,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以打、禁、防、控为主的禁毒人民战争,为中华民族的禁毒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抗战思想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抗战思想主要表现在:拥蒋抗日、发动民众、联共抗日。这表明他的思想介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及共产党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之间,与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解放区的土地政策探析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土地政策,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策.根据当时的背景变化,党在解放区的土地政策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青帮的争取与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都企图操纵利用青帮,积极反共,破坏抗战,同时,青帮依仗在民间的巨大社会势力也对中共发展壮大力量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针对青帮的本质特性,制定采取了积极、稳妥和灵活、科学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获取民意资源的途径

民意是政治的基础.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通过发展民主政治,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汇集民智,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赢得了农民的信任、拥护、支持,拥有强大的民意资源,从而保障了革命的胜利.     

“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35年8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倡议国内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举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热潮.中共理论家陈伯达等人借此发动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以抗日救国为其表、以传播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里.陈伯达们适时地借助救亡大潮,掀起"左翼"思潮,而"左翼"思潮又与救亡大潮融为一体.大量的青年知识者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选择了共产党,这对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新中国的最终建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解决民生问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关系,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这就是:从争取抗战胜利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政治高度看待民生问题;尽可能解决人民切身利益问题;把坚持党的领导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结合起来;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抗日战争时期党改善民生的经验,对当前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略论中国抗日战争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差异

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有着三个方面的差异性:第一,从其性质来看,中国的抗战基本上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而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则具有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双重性;第二,从其抗战力量的组合来看,中国实现了国共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南斯拉夫则基本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单独抗战;第三,从其抗战的规模和影响看,中国战场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而南斯拉夫战场仅是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次战场,只能从牵制德军的意义上肯定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