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乐器

从卜辞与出土实物资料来看 ,商代的乐器包含了击乐器、管乐器、弦乐器等三大类二十余种 ,可谓“八音”齐全 ,并有专职乐师在用场地举行演奏及专业的学校进行教学 ,而其乐器的制作也犹为精良 ,特别是音高标准器的出现 ,标志着古乐律体系的初步确立 ,可见当时的音乐发展已渐趋成熟     

商代的神主

本文利用甲骨文、结合古代文献资料,对商代后期祭祀“神主”即卜辞中的“斗”的各种情况进行了叙述和讨论     

商代晚期赏赐铭文

殷商时期的赏赐铭文,均在殷墟四期。赏赐动词有赐、赏、光、贶、宾;赏赐品有贝、玉器、农产品及自铭物;赏赐者有商王、子、■、王后;受赏者有小臣、武职人员、寝官、宰官、巂官;赏赐地点有寝、宗庙、大室;赏赐铭文载体有食器和酒器;赏赐授受双方的身份显示出了商代政治的结构。     

商代的礼乐与乐师

卜辞中有新熹与旧熹,指新乐与旧乐。卜辞中有"丐",当读为瞽,指盲人。卜辞中的"庸"和"美",指"颂"和"雅"。     

商代居址环境保护研究

有商一代城址中大型手工业作坊遗址分布于城址外围边缘 ,少量的小规模手工作坊处于城址内部边缘。这种布局规律体现了一定的城市环境保护意识。商代诸居址中的水井构造 ,反映出商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保护。商人对各种废物的处理本身就是保护环境的措施。商人对建筑神、门神等自然神和风、雨等气象神的崇拜是商人环境保护意识萌芽的折射。总之 ,商人已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采取了某些措施来保护生存环境 ,并且形成了初步的环保意识。     

商代金文句法研究

本文是对商代金文的句法的初步探讨,主要从短语、句子成分、单句、复句及句类五方面进行分析。     

商代河南地区的方国

殷商时期,河南地区的方国包括子姓殷文裔２８国,炎帝后裔２２国,黄帝后裔１２国,族源为东夷的１５国,诸小国５２个。     

论商代的神权政治——兼论商代的国家政体

商代脱离氏族社会未远,尚处在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时期。有殷一代的大部分时期,专制王权尚未得以确立,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王权之上,而使商代政治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的色彩。大一统的专制国家远未形成,而是众多方国的联盟。直到商代晚期,王权突出,神权衰落,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

在中国西南青铜文化中,呈柳叶形剑身的青铜剑是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兵器,迄今在中国西南古蜀文明区发现的柳叶形青铜剑,年代既早,数量亦多,分布也很集中.商代晚期,柳叶形青铜剑主要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商周之际和西周时代向北发展到陕西南部,春秋战国至西汉早期陆续而且呈连续性地向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以及四川西南地区和云南、贵州等西南夷地区辐射.柳叶形青铜剑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近东文明区,这种剑型由西亚、中亚,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     

商代信息传播制度

殷商王朝十分重视信息传播,已形成较为系统的信息传播网络,信息传播较为畅通,已经形成了一套信息上传下达制度,是殷商王朝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驿传制度的建立为臣属上传下情与商王下达政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力的设施保障,确保了信息的有效传播。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

我国古代历史上统称是夏、商、周三代 ,有些古籍又称为虞、夏、商、周四代。作为虞氏的世系 ,现在可考的有幕等十五个名号 ,而不止是尧舜禅让中的舜一代五十年 ,是古代史上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商代的史为王室卫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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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孝悌之风

《世说新语》在编撰时于儒家宣扬的众多德行中,对孝行是相当重视的.魏晋之际的孝悌之风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即“至”“纯”之孝;”“色养之孝”;“生孝”、“死孝”与“灭性之孝”;“心丧”与“试守孝子”;维护家讳之孝.     

商代的水上交通工具

甲骨文中的舟字有两个含意:人(国族)名和舟船。从舟字的结构观察,商代的舟船与现今的木船大致相同。商王室使用的舟有王室作坊建造和诸侯、贵族贡入两种。商时驾舟的技术有桨划、篙杆撑和手推纤拉。舟不但商王国有,用边的一些方国也有。其使用较为频繁,是当时的水上交通运输工具,并出现了进行战争的“舟师”。     

狱市 试释

狱市之名,首见于<史记·曹相国世家>.狱市究竟是什么,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解释.陈直先生认为狱市就是汉代的大市.近年,李根蟠先生撰文,认为大市与狱市不是一个东西;狱市即市狱,是狱与市的合称;但有的时候,狱市和市狱又是一个专名,是汉代犯人行刑和服役的地方.近有施伟青先生撰文,认为狱市之狱从确,是汉代政府管理市场贸易活动的机构.笔者认为,就狱市善恶并容的功能来看,它显然与汉代民间涉及刑罚的重大纠纷的法外仲裁有关;而狱市之得名,则与曹参治齐,于市中为民间涉及刑罚的私了提供的专门场所有关;狱市和市狱是两个各自意义不同的专名.     

《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     

余英时论胡适

余英时是当代著名文化思想史家,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通过研究余英时对于胡适的评论,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余英时的学术思想.余英时在胡适研究中不仅延续了其一贯的“内在理路”分析法,还运用了多元文化史观分析“五四运动”,运用反证法给胡适的博士学位疑案做了“最终判决”,表现出其史学研究方法和文化观的多元性.     

卜辞“雨不正”考释——兼《诗·雨无正》篇题新证

这篇文章通过对甲骨卜辞中“雨不正”一语的考释，将《 诗·无雨篇》的篇题予以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