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抗战文化运动

抗日战争初期,全国大批文化人士汇集湖南,湖南的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国抗战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本文运用翔实丰富的史料,较为全面、具体地介绍了湖南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抗战文化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进步戏剧运动述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称作“戏剧兵”的抗日进步演剧团队和戏剧工作者,以戏剧为武器,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救亡斗争中,为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夏衍在当时所说:“在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整个文化兵团中,戏剧工作者们已经是一个站在战斗最前列,作战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部队了”。(《戏剧抗战三年间》,载于《戏剧春秋》创刊号)桂林的抗战戏剧运动,是国统区抗日进步戏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夏衍称之为“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的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都曾先后在桂林从事过话剧创作、导演剧目、编辑刊物等活动。当时曾在桂林从事戏剧活动的著名戏剧家还有:夏衍、熊佛西、焦菊隐、杜宣、瞿(?)音、许之乔、马彦祥、章泯、凤子等。桂林抗战戏剧运动在一九三八年十月     

抗战时期的四川精神

抗战期间,四川地区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与大后方。四川尤其是重庆地区虽然遭到日军的重点轰炸,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仍呈现出历史上较为活跃兴旺的景象。八年抗战中,四川军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抵御外侮,共度时艰,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并由此而形成了“爱国”、“战斗”、“奉献”、“乐观”、“合作”的四川精神。     

桂林抗战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抗战时期,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被誉为"文化城".荟萃桂林的现代作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文协桂林分会的推动下,众志成城,使得桂林的抗战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创作了一大批思想和艺术较高、影响较大的优秀文学作品,大大地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宝库,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论“七月诗派”旅桂诗人的创作

在抗战文化运动中,＂七月诗派＂的活动一直与广西桂林的抗战诗坛息息相关。一方面以艾青、胡风、彭燕郊、郑思、邹荻帆、钟瑄等＂七月诗派＂诗人在桂林的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团结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七月诗派＂年轻诗人,并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抗战诗歌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在广西桂林的生活经历、诗歌创作以及文学活动强化了＂七月诗派＂作为一个统一的抗战诗歌流派的存在,也促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整体风格进一步走向成熟。     

父辈我辈的南京心

我们这一代人对祖籍已十分淡漠,那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密码,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每当人们问起我是哪里人时,我总是自豪地告诉他,我出生在中国最美丽的城市——桂林;生长在中国苦难最深、文化积淀最厚的城市——南京。“我是南京人! ” 我是南京人,血管里奔流着南京人的热血,也奔流着南京的屈辱、南京的抗争、南京的骄傲。 我父亲曾是个抗日的热血青年。1937年抗战爆发,他是南京国民党守城部队71军87师师部副官。从淞沪抗战到南京突围死里逃生的故事,几乎成了我们儿时的教科书。故事的结尾父亲总是表情痛苦地长叹一声:“这一仗打得真窝囊,眼睁睁把一座南京城几十万同     

论桂林抗战文化资源的文学价值意义

1937～ 1 944年间 ,桂林为“南中国文化中心”和闻名遐迩的“文化城”。其间积淀而成的抗战文化资源 ,犹如一座富矿、一片蓝天和深邃的海 ,具有难于穷尽的文学价值意义。其时 ,这一先进文化资源所蕴藏的人文精神对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桂林社会人生的推进有着显著的强烈的共时性同步效应 ,同时在现今社会人生和文学发展过程中 ,也有着与时俱进的历时性特性。因此 ,在西部大开发的现实文化语境里 ,研讨桂林抗战文化资源的文学价值意义即与社会主义文学建设与发展之关系 ,既是一个丰富文化理念的问题 ,也是一个繁荣文学创作的实践问题     

成达师范学校南迁桂林活动述略

成达师范学校南迁桂林之后,调查回民户口、编译回民小学课本;积极宣传抗日、投身救亡运动;创办成达附属小学,实施新式回民教育,促进回民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关注战时民众教育,实施“岩洞教育”。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推动了民国时期桂林回族社会的发展。     

桂林《救亡日报》“要闻”版新闻报道特色研究——以日军入侵海南岛前期“救报”要闻版新闻报道为例

广西桂林在抗战期间迅速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中心,以《救亡日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文化功能和报人的文化创造特性推进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救亡日报》“要闻”版上新闻报道的主要特色包括：以中性消息为主,消息主要来源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稿件编排上注重同题集中。政党类报刊可以而且也应该灵活地采取多种办报形式和手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些办报经验和思路,为新形势下政党类媒介的发展和地方的稳定与繁荣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     

新安旅行团对桂林抗战文化的贡献刍论

抗战时期,新安旅行团在桂林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先后成立了临时联合干事会,组织了儿童团体座谈会,开展“岩洞教育”,进行街头宣传教育.同时,还恢复新安学校,培养写作能手,传播抗战思想,为桂林文化城作出了重要贡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桂林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共对新安旅行团的正确领导,新安旅行团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历史使命感.     

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评介

1940年9月至1943年2月,陈诚实际主政湖北。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中最深刻最具特点者有五:一是“建设国家,才是我们一贯的目的”之建设目的论。二是“一切建设应以文化建设为先锋”的文化建设先锋观。三是把武汉建设成为中西部之中心城市是新湖北建设的核心构件的发展战略。四是“政府不可侵犯人民应享的权利”的分明系统思想。五是立足抗战现实,新湖北建设从鄂西北着手的务实精神和作风。限于抗战的历史时期,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的贯彻与实践仅及鄂西,但省府迁地恩施一派繁荣,鄂西建设得以较好、较快发展,却是最生动的注脚。     

论广州湾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广州湾是南路抗日救亡运动最早兴起及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抗战爆发后,广州湾一度成为中国的航运中心,肩负着中国战时物资运输的重任;广州湾成为战时中国贸易重镇,对大西南物资供给起到重要保障作用;广州湾是南路各界人士进行抗日活动最活跃的舞台,展示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画卷;广州湾是南路抗战文化最繁荣的胜地,引领着南路抗战文化的前进方向;广州湾是中共在南路进行统战工作最主要的阵地,为壮大抗日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广州湾是中共地下交通的主要枢纽之一,成为沟通各地党组织、人民武装之间联系和传输情报、物资的桥梁;广州湾是南路抗日武装起义的坚强后盾,为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提供了人力物力的支持;广州湾是侵华日军投降书签署地之一,见证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及收回殖民地扬眉吐气、激动人心的时刻;广州湾传承了各地的文明因子,为南路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难逢的发展机遇。     

“桂林文化城”期刊简介(上)

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的地位日渐重要。周思来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次到桂林检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并与文化人士联系,作出指示。在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思来同志的部署下,大批文化人士陆续撤到了桂林、重庆等地。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胡愈之和张铁生主编的《国民公论》等报刊,相继迁来桂林出版。田汉、夏衍、邵荃麟、欧阳予倩、王鲁彦、艾芜等先后较长期地在桂林从事抗日文化活动。文化、新闻、出版事业的勃兴,使桂林获得抗日救亡“文化     

武汉抗战文艺与党的领导

在抗战文艺研究中,探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伴随着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武汉的抗战文艺运动如盛夏的扬子江潮,波澜壮阔。其声势之浩大,动员之广泛,社团之繁盛,作品之丰富,为武汉文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它既是五四和“左联”新文学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为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的进步文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全国抗     

适应时代 面向未来——在会见杭州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时的讲话

我是杭州人,道地的杭州人,但是我少小离家.我二十岁那一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的下一年离开杭州.以后种种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一直到抗战前夕,一九三六年秋我母亲去世时才秘密地回来过一次.这之后,抗战期间,我就在外面闯荡江湖,先是在上海,抗战时期在广州、桂林、香港、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到了香港、新加坡.一九四九年随军回上海,忙忙碌碌,想回故乡看看也没有时间.直到一九五四年,才和谭震林同志来到杭州住了十来天,那已经年过半百了.以后就一直住在北京.“文化大革命”后,我回来过两次,一次是参加八一年电影“金鸡奖”发奖大会,另一次是浙江大学校庆,因为我是“甲工”毕业的,     

红色文化资源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价值与实践路径——以桂林抗战文化资源为例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的积淀,是中华民族光荣传统的升华,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极为重要的教学资源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是中国抗战史上十分辉煌与灿烂的篇章,它所遗留下的丰富抗战文化资源拥有极为深刻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意蕴。通过对桂林抗战文化资源的应用价值进行有效挖掘与整合,将其有机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以立德树人教育教学理念为指导,有效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与促进优秀红色基因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满族文学的地域文化坐标与国家认同表达

满族抗战文学,主要基于北京文化和东北文化两大地域文化坐标生发建立起来,形成了北京满族抗战文学（老舍抗战文学）与东北满族抗战文学的“双江并流”。北京自然地理的“适中性”,孕育了老舍温缓中正的抗战文学性格;北京的人文地理,尤其是“帝都”“古都”的皇城气象,以及稳妥守成、追求风雅的北京市民文化性格,被老舍艺术调用,成为制造国家叙述的独特资源。东北自然地理的“极端性”,模塑了东北满族抗战文学粗率刚直的精神性格;东北人文地理中“多元共生的民族生态”、俄日侵略史的某些印记,被东北满族作家悉心择取,成为促进抗战书写、活化（深化）国家叙述的得天独厚的资源。     

抗战时期成渝两地文化氛围的差异

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沦陷以后,西南逐渐形成了重庆、桂林、昆明、贵阳、成都五个文化中心。尤其是成都、重庆两地,在抗战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抗战中文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和延伸,得益于它们的滋养和庇护。但是,同属于巴蜀文化的大家族、同在一脉山水滋养下的两个大都市,在这个相同的历史遭遇下,成渝两地却有着不太相同的文化表现。一、“悠闲”与“沉闷”:抗日战争的爆发,并未完全改变成都的悠闲自得。周文在《成都的印象》一文中写到:“刚从车站出来,就使我立刻发生了一种新奇的感觉,只见满街的商店几乎全插着黄纸三角…     

“文协”桂林分会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文协"桂林分会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积极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文化运动;重视文化自身建设和培养青年工作;努力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为推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究其原因有三在桂的文化人士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中共党员的骨干作用以及相对开明的政治环境.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研究

抗战时期,桂林抗战文化得到了蓬勃发展,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抗战文化发展过程中锻造了一支生机勃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积极拓展文化阵地并注重繁荣文化事业,抗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得益彰。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笔者以为中共无论任何时候都应更加注重先进文化的引导作用,更加注重"文武两个战线"的配合作用,更加充分发挥中共非权力性影响力的渗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