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本市场的中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研究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的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本文从公司治理的内涵以及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出发,讨论了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缺陷以及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并就进一步健全我国现代资本市场和完善我国金融体系,以提高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进行了分析。     

投资者保护视角下上市公司治理法律机制的问题与建议

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要求金融法能够从宏观上控制和调节金融市场的运行,而且还要求公司法能够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微观层面来防范和杜绝金融风险的产生与累积.现行的金融监管法规客观上能够维持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但是,尚无法从全面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层面促进资本市场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公司法律制度中以董事会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在上市公司中并未真正建立,由于股东权益缺乏制度性保护,内部人控制模式在上市公司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仅需要在金融监管层面推进治理手段和治理措施的市场化和法治化,还有必要进一步改革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组成方式,约束控股股东的行为,强化公众投资者在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选任中的权利.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系统失灵假说及对策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的起点和背景与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目前,国内学者提出了产权失灵假说、市场失灵假说、股权结构不合理等假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失灵是一种系统失灵,这种系统失灵体现在四个方面:内部治理子系统失灵;国家、政府治理子系统的失灵;以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为基础的市场治理子系统发育不全;缺乏成熟的政治经济环境。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优化股权结构、培育和发展成熟市场以及完善基础性运行系统着手逐步解决。     

后股权分置时代的控制权机制研究

随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市场兼并收购的功能将显著加强的同时,也为恶意并购和外资机构联手操纵市场,引发新一轮掏空提供了可能,促使上市公司在被收购的市场压力下寻找公司内部、外部治理的有效途径,不断加强经营、提升业绩;控制权相对集中、发挥机构股东积极主义、利益相关者的作用是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     

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国有企业中小股东权益法律保护

股权结构是决定股份公司内部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效率的基础性因素.资本多数决原则下国有企业国有股权一股独大决定了中小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形成、贯彻能施加的影响微乎其微.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内部人控制、隧道效应、国有资产的流失等均与之难脱干系.究其实质股东的利益冲突造就了公司控制权的产生,公司治理必须通过权利制约的安排调节平衡股东的利益冲突.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中,针对中小股东权益受损事件频发的态势,应以控制权与公司治理的相应关系为切入点,挖掘中小股东权益受损的深层原因,从公司表决机制、少数股东权以及中小股东诉权的制度设计三方面完善公司治理,规制控制权滥用,加强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     

管制、公司治理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银行体系稳健性,保证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已有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将银行资本监管、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治理等因素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从理论上考察了银行外部管制环境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对其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而且对于讨论在中国存在隐性存款保险条件下,针对银行不同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不同的管制措施,具有实践指导作用。     

论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的完善

资本结构包括股权结构和债权结构两个方面,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不仅决定着公司内部权力的配置,而且还影响控制权市场的运作;债权结构则通过企业债务契约的安排和破产机制影响公司治理。目前,我国公司治理尤其是国有公司治理存在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资本结构不完善,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以资本结构的优化带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具体来说,应当围绕优化产权比例、加强债务管理、合理设置股权结构和积极利用外部约束条件等重点方面进行改革,通过优化资本结构,使各种资本共同发挥作用,进而达到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     

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处理好作为委托人股东的代表董事会和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公司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督机构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各司其职、保持平衡的企业治理机制.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是目前我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源所在,我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普遍出现诸如轻率决策、财务不透明以及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甚至内幕交易等严重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由此导致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乃至监事会被大股东控制.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减少国有股.这就涉及到国有股减持问题,应该尽快修改<公司法>,采取多种办法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广告多元治理研究

公共治理的主体、客体、主要方式和治理目标,决定了公共治理理论在广告监管部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监管思维和监管内容,也适用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手段。在公共治理理论视阈下,广告公共治理的宗旨是保护公共利益,前提是依法行政,目标是提升监管效率,关键环节是政府主导,可靠保障是不断创新监管治理机制。构建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多元广告监管治理体系,应致力打造广告活动主体—内部治理、行业协会—内/外部治理、社会监督—外部治理、政府监管—外部治理和法律法规—治理体系之基础这样五个关系链条。     

论代理权争夺与公司治理的完善

代理权争夺作为公司控制权市场上一种公司控制权转移方式 ,具有其独特的内涵与鲜明的特点。同时 ,它又是公司的一种外部治理机制 ,它通过增加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吸引广大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和对管理者具有的惩罚与鞭策作用 ,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为充分发挥代理权争夺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 ,必须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本文认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内生性和外生性两大动机驱动,经过两个阶段和通过三种机制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模仿性同构”机制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视角加深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理解,对于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长三角区域生态治理政府间的协作

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内的生态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内各政府间面临着生态治理合作理念淡薄、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政绩考核体系单一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区域内政府要更新思想观念,建立＂双赢＂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以及通过完善政绩评估体系等途径来推动生态治理合作。     

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在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时,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关心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的理论有三种,即：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模型,曹正汉等提出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模型以及周雪光提出的“帝国的治理逻辑”。然而,这三种理论关于中央政府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能否兼容存在着明显分歧;此外,这三种理论在分析层面上也存在差别。导致分歧和差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兵民能否分治,三种理论隐含着不同的假定;另一个是关于中央政府着重防范的统治风险的来源,是来自地方分权本身（如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偏离”、“失控”等行为）,还是来自被统治的民众（如民众可能的抗议、反对或对抗等行为）,三种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     

A social stakeholder model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 concept tha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jurists and economists in the U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The concept then became widespread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in the 1990s. More recently, corporate governance elements have turned up in other fields as well. When applied to social institutions, this model is referred to as 'social governanc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cept can be valuable in the social area. The debat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much more fundamental than the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management or between minority and majority shareholders. The ess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can be found in the pursuit of a situation of 'checks and balances', which gives the stakeholders the possibility to complement and control each other.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social area, their legitimisation as stakeholders and the practicability of a social stakeholder model.     

行政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行政文化是支配和制约行政行为的行政意识的综合体系。行政文化是影响行政绩效进而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根据行政权威、行政理念、行政价值和行政规则四个维度及其强度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行政文化从总体上可分为整合型行政文化和离散型行政文化。协同性整合是整合型行政文化的最高境界。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优化行政文化，实现行政文化的协同性整合。行为学习、理念学习、价值学习和规则学习，从服从到顺应，再到认同和内化的学习过程，是实现行政文化协同性整合的内在机制，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途径。     

论代理问题与公司治理安排

本文在综述前人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公司代理问题和世界上现有的三种主要公司治理安排。我们认为任何有效的公司治理安排必须考虑一、该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二、构成公司治理的权力基础；三、股东的法律保护和大股东(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The Rule of Law Approach to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China*

Chinese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volves the two dimensions of autonomy and co-governance. The process of moving from government management to government governance is a synchronous process of moving from government by a legal system to a “rule of law” government. Such governance coincides with the rule of law in terms of fundamental guarantees, governance frameworks, intrinsic values, external forms, goal pursuits and construction paths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The multi-subject structure, multiplicity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teraction of processes, diversity of modes and complexity of disputes in this form of governance place new demand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response to these needs, we should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the disposition of its powers by means of statute law; expand the types of administrative bodies and improve the laws o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enrich the sources of law; use consensus rules to improve controlling rules; be guided by interactivity in improving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system; normalize diversified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nd establish multipl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 right relief. This will highlight the rule of law path taken by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the course of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uch governance with the rule of law, we will need to coordinate our responses to its latent risks, such as governance pitfall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rule of law.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介入有关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展开。该想象有三个核心关切,即国家的市场性、多主体性和政治性。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在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将经济学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政治市场想象”重视国家的市场性而轻忽其政治性的倾向,也使周黎安模型对权力问题的分析较为薄弱,以致造成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等问题。尽管如此,“政治市场想象”仍为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整合性的思想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