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     

走出中国政府问责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误区

政府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当前,政府问责这一理念在中国虽被广泛接受,但实践效果并不尽人意,还存在着一些失误。究其原因,是人们对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存在认识误区,因而导致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官员责任意识不强、公民问责意识淡漠、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行为缺乏制度保障等。因此,中国政府问责制的完善不仅需要官员和公民意识的提高,还需要进行制度建设以使政府问责制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地方政府集体“外交”缺课

地方政府在“友城交往潮”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应该如何维护？碰到“不友好”的来访者，或者出访时遇到“不友好”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把目标瞄准国际化后，这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必须思考和面对的新课题。     

浦东开发谁受益?

面对浦东日新月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经常有人会讨论：谁是浦东开发的 受益者？为了解浦东居民对此问题的反应，本年度的“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千户调查”对受访居民进行了专题征询。 谁将是浦东开发的最大受益者？ 对于这个问题，受访居民中认为是“浦东居民”的比例最高，为４９．５％；认为是“政府官员”的比例次之，为１４．９％，高于认为是“全国人民”的１０．３％，“外来投资者”的８．１％，“外来找工者”的５．２％及其他群体的比例。这一结果表明：从总体上讲，浦东居民对自身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是有预期的，也是…     

走向公共治理：广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选取了如下路径：一是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二是从传统治道向现代治道变革；三是从“政绩政府”向“绩效政府”转变；四是从“官僚独自”向官员互动的公共能量场转变。     

利益集团与政府增长及官员政治--从公共选择理论透视西方社会政府和官员的行为

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利益集团与政府和官员之间的互动行为是造成政府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或政治家及官员也都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益集团和选民与政府或政治家及官员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规则、制度和宪法是约束和控制政府或政治家及官员行为的有效工具。     

美国教育的困惑

向以“移民之国’引以为豪的美国人,在即将跨入下个世纪的门槛时,面对种族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困惑。怎样教育那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甚至与美国大众价值观相左的学生,已成为美国父母、教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府官员们关注的焦点。美国人的教育观是通过教育达到融合。是不是每个美国人都必须操一D流利的英语？课本中应在多大程度上强调有色人种和妇女的历史贡献？像数学、科学这样“客观性”的科目是否应根据学生的文化背景而因“人”施教？如此种种,都是有识之土提出的问题。美国社会科学家们对这些现象…     

中国转型时期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必要性探析

中国的公共行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也要不断地进行相应变革,但在转型期所存在的体制的不完善和行政主体行为的不规范所引发的诸多公共行政的问题,尤其行政伦理失范,已成为公共行政发展中不容忽视且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行政的发展和完善为目标,主要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之必需”和“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提升行政素养,塑造行政人格的重要措施”等三个方面,简要分析来说明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是我国公共行政走向“面向现实、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选择与考验:日本作什么国际贡献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要作出国际贡献”这句话,日本政府领导人一有机会就要讲一通,也频频见诸报端。政府官员与学者多次讨论日本应该如何作出这种贡献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对日本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概而言之,就是要日本在世界发挥同它的经济大国的地位相称的作用。可以说,主客观双方都一致认为日本需要作出国际贡献。但是,在作出什么贡献这个实质性的具体问题上,主客观双方却不大一致。     

两种人性假设对政府角色的影响

“经济人”与“中心人”这两种人性假设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及其官僚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及其官员的人性假设。在不同的人性假设下 ,政府所承担的角色和实施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它们都有其合理的一面 ,同时目前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境。本文将探讨这两种人性假设对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给予的借鉴。     

中国传统行政伦理对廉政建设的现实启示——从"知止"谈起

在中国传统行政伦理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讨论官员个人的行止与荣辱问题,"知止"是对封建士人的一项基本道德要求;政府官员个人行为的价值判断以及如何形成和维护正确的价值判断,依然是当代廉政建设的主题之一。防止与惩治腐败是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方面。从"知止"这一传统行政伦理概念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强调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和荣辱观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政府廉政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罗崇敏谢幕

他在60岁离任时，却难掩壮志未酬的悲情，但他心里的“理想国”尚未停止建设。远离权力中心之后，这名颇受高层和民间共同关注的“改革派官员”的下一步将迈向何方？他的种种“特立独行”的理念又该如何继续推进？面对某些官员的偏见和不理解，他报有一种怎样的态度？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特征、方式与危害

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策的设计者,大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民间学者、文化人。日本的侵华,往往是“有思想能力”的学者文化人首先提出设想、加以论证,并首先在民间制造舆论,然后思想舆论一旦形成,则影响政府决策,并由政府加以组织实施。本文对其主要方式和途径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是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存在,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应以历史文献学的方法正确呈现和描述史实,从而填补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这一薄弱环节。     

结构性冗余下政府副职的机理反思与进路选择

当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部门都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副职泛滥现象,它所产生的不仅是单纯的编制问题,还有因人员结构失衡而凸显的人力成本耗损及可能引发的工作职能重叠、人员晋升阻滞等问题,同时也引致了“倒金字塔式”的政府人员结构性冗余.通过对政府行政副职的作用、生成及构造机理进行反思可知,副职的负面性功用相对更大,且作为特定历史产物,其设置并非必然性的制度安排.为此,在政府改革进路上可以尝试对政府副职予以撤除,通过副属职位让渡、分管职能转化,并配套建立行政首长负责制、专业助理制及专家咨询委员会制来实现正职辅佐重心由副属到下属部属的转移.     

吴建民：官员如何与国际“接轨”

一些地方官员到了国外，“不懂穿衣”、“不会吃饭”，讲话时尽是大话空话套话，有时还带有“暴发户”心态。在国际交往中地方官员缺失哪些常识甲涉外交往遭遇冲突时又该如何解决？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强调：中国官员需补“对外交流课”。     

“服务型政府”概念探析

作为一个由中国知识分子率先提出的概念,“服务型政府”实际上是中国社科界学者共同智慧的结晶。但当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遭遇了一些困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何谓服务型政府界定不清。现有服务型政府的定义存在缺憾,突出表现为普遍没有关注政府应该通过何种手段来提供有效服务的问题。政府只能以发展为手段来丰富公民的权利内容,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持可持续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因此,只有结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突出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手段问题,才能准确界定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试论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型

中国政府管理处于一个从“部门行政”转向“公共行政”的转型期。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弱化“部门行政” ,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公共行政”。“部门行政”与“公共行政”是分别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两种类型的政府管理制度 ,而部门利益是部门行政延续的根源。推动“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型的制度设计思路是 :提高部门“三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 ,力争作到“职权法定” ,杜绝“职权自定” ;加强对行政立法行为的监督 ,有效遏制“部门职权利益化”趋向的发展 ;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设 ,阻隔“部门职权利益化”实现的渠道 ;决策与执行合理分开 ,中断部门利益实现的链条 ;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探索党政分开的有效途径。     

公权和私产结合:一个理论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公权和私产结合的现象非常普遍,本文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来分析这一现象。模型结论表明只要“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为政府官员所带来的政治升迁的收益足够高,那么公权和私产结合就不可避免,公权倾向于和规模较大的私产结合;只要政府官员在公权和私产结合时所承担的成本较低,那么公权和私产结合也不可避免;公权往往歧视性地保护一些私产,而同时侵犯其他私产,这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同时,本文模型也表明,政府拥有配置资源的权力是公权和私产结合的前提条件。由于政府拥有资源配置的权力的制度内生于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因此,只有放弃赶超战略,逐渐确立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在根本上消除公权和私产结合的现象。     

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反思

一、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状况 慈善事业在媒体的宣传下已成为大众话语，但是慈善事业究竞是什么？中国的慈善事业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中西慈善思想有何异同？政府、富人群体与慈善事业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并不是自明的，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分析与建构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日臻完善。然而,从整体而言,中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制度设计还不完善,存在着诸如行政问责立法滞后、问责内涵界定模糊、问责主体指向单一、问责客体规定不明、问责范围涵盖不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明确、问责惩罚标准不统一、问责启动方向单一等问题。因此,中国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行政问责主体、行政问责客体、行政问责范围、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行政问责方式和行政问责程序给予明确规范。